编者按：
在八十年代的北大校园里活跃着最早的一支学生电声乐队——北大艺术团电声乐队，85级东语系的池永强就是这支乐队的主唱，他没想到时隔多年，他成了中国最有名的现场音乐院线MAO live house的幕后操盘手。沿着他走过的人生轨迹追寻，会发现音乐贯穿始终，由爱好变成了职业，由台前到了幕后，他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守着舞台，成为它的一份子，一生做音乐现场的缔造者和见证者。在MAO的十年老照片征集活动中，一位忠实观众的留言道出了他的心声——每一次现场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而他甘愿为这些旅行者做铺路人，他还有个朴素的梦想——等到老去之日，继续做MAO的看门人。
池永强，85级东语系，好歌好酒好朋友，毕业后追逐时代大潮，开过酒楼歌厅，搞过晚会节庆，始终未忘音乐初心。公关生涯十余年，坚信实战出学问。操持音乐品牌，每日战战兢兢，目前任职北京世纪乐梦文化传媒公司CEO，旗下MAO Livehouse品牌是目前国内最大的连锁型现场音乐演出场馆，以文艺青年聚集地和独立音乐大本营而闻名。
走进池永强师兄位于光华路数码01大厦的办公室时，已经比约定的时间晚了20分钟，师兄和其他几个人聊得正欢。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高大魁梧，目光炯炯有神，用句通俗点儿的话说，就是很有精气神儿。他一开口，声音也颇有特点，雄浑低沉，有着强烈的低音共鸣。我到的时候他们正在谈论MAO，作为一枚如假包换的文艺青年和胡同串子，我曾经不止一次经过鼓楼东大街这家著名的live house，却因为年龄的关系，一次也没敢进去过（总觉得那里理所当然是年轻人的领地）。直到今年头半年传出MAO要停业的消息，觉得这个神秘而又标志性的所在就此消失有点可惜，却从未想到过它会和眼前这位素昧平生的北大师兄产生某种程度的关联，当时就有了肃然起敬的感觉。后来和师兄慢慢聊得深入些，才知道原来他们刚刚接手的MAO品牌和我熟知的那家MAO有着很深的渊源。
池永强是我仰慕的有幸于八十年代就读于北大的东语系大师兄。我们这些带着强烈好奇心的小字辈当然要向他询问彼时他们在校园里所经历过的青春岁月，在我想象中那才是真正激情燃烧的岁月，在池师兄的叙述里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在当年的燕园，池师兄等人在徐小平老师的指导下组成了北大艺术团电声乐队，可能是北大最早的一支电声乐队。
由徐小平老师牵头创作了一批校园歌曲，如《星期天》、《陕北1988》和《温柔的梦乡》等，由于当时歌坛正流行“西北风”，他们的校园歌曲自然也免不了受到潮流的影响，王迪和景冈山这些著名歌手都曾唱过他们写的歌。后来中国电影出版社听说北大有一批会写歌的人，闻风找到北大，将他们创作的几首歌和《信天游》、《我热恋的故乡》等当时流行的西北风歌曲合成了一张专辑——《陕北1988》，恰好摸对了市场的脉搏，销量惊人，卖出了几百万盘盒带。后来又趁热推出了《陕北1988（二）》，这张《陕北1988》的续集里面的全部歌曲都是由北大乐队的成员作词作曲，也卖出了几十万盘。
这两张专辑的推出给他们带来了可观的版税收入，让他们成了当时校园里人人艳羡的“暴发户”。大家不但顿顿都可以吃小炒，而且还在学校团委的大力支持下，把乐器全都换成了最好的。“鸟枪换炮”的北大“实验室”乐队成员们去参加各种文艺汇演时，穿着白大褂，坐着豪华的大巴车，背着拉风的电吉他，穿行于各大高校，成了当年校园里最抢眼的一道风景。
作为北大最早的乐队参与者，师兄当然也对舞台上的“嘘”声记忆犹新。他说那时候几乎每个上台表演的歌手都曾经受过嘘声的洗礼，其实它并不代表台下的同学们对歌手的表现不满意，而是一种特殊的代入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和后来人们参与live house的形式有异曲同工之妙。而那些经过嘘声洗礼的人们也在多年之后仍对此记忆犹新，这也是他们在人生舞台上接受的一次必不可少的历练，在嘘声中顽强而快乐地唱下去，成就了表达自由氛围的北大传统之一。
师兄讲起北大与清华的校园民谣的差别时，也是妙语连珠。师兄说，清华校园民谣的主旋律是爱情，因为清华女生太少，大家普遍缺乏爱情。北大的校园民谣的主旋律是牢骚，因为北大漂亮女生多，大家都已经有了爱情，就开始关注社会了。从2005年开始，许晓峰把当年在草坪上唱歌的校园歌手陈涌海、巴特尔、许秋汉、池永强等人又召集回校园，参与学校的各种活动，使人们开始意识到，在北大的文化中音乐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在北大的校友活动中已经少不了校园音乐的元素，这都要归功于许晓峰。
池永强师兄的人生经历颇为传奇。毕业后去了京伦饭店的工会，在那里呆了两年。九十年代初，26岁的他参与成立了当时北京最著名的演艺歌舞厅之一——帝豪歌舞厅，并担任总经理，从那时候起开始正式接触中国早期的演艺行业。有很多后来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星和明星当年都曾经在帝豪驻唱过，比如零点乐队、戴娆等。后来北京几家很著名的演艺俱乐部——赛克赛斯俱乐部、和平HOUSE等，池师兄都曾参与经营管理。到九十年代末业内环境开始变差，他就转行做起了餐厅，当时奥体东门的十字路口有家非常红火的上海菜——卢堡大上海酒廊，就是他和另一位北大师兄合伙开的。从2000年起他专注于娱乐营销，埋头做了十几年的公关营销公司，打通了对于音乐和娱乐领域从内容到营销的“任督二脉”。
池永强，MAO Livehouse（世纪乐梦）CEO，85级东语系校友。北京大学东方学系文学士，中国市场学会营销专家委员会 研究员，北大最著名的校园歌手之一
在八十年代的北大校园里活跃着最早的一支学生电声乐队——北大艺术团电声乐队，85级东语系的池永强就是这支乐队的主唱，时隔多年，他现在是MAO Livehouse的CEO。沿着他走过的人生轨迹追寻，会发现音乐贯穿始终，从校园民谣歌手到现在的MAO Livehouse，由爱好变成了职业，由台前到了幕后，他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守着舞台，成为它的一份子，一生做音乐现场的缔造者和见证者。他想让每一个到MAO的乐迷都能感受到最好的音乐内容和音乐体验，为他们打造一个“奇妙的音乐旅行”。
近日，MAO Livehouse CEO池永强先生做客微吼直播－塞宾时尚沙龙，讲述了校园民谣的前世今生与他热爱的现场音乐。
八十年代，常常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的年代的，那是北大的校园里的生活可谓是真正的激情燃烧的岁月。池永强等人在徐小平老师的指导下组成了北大艺术团电声乐队，可能是北大最早的一支电声乐队。由徐小平老师牵头创作了一批校园歌曲，如《星期天》、《陕北1988》和《温柔的梦乡》等，由于当时歌坛正流行“西北风”，他们的校园歌曲自然也免不了受到潮流的影响，王迪和景冈山这些著名歌手都曾唱过他们写的歌。后来中国电影出版社听说北大有一批会写歌的人，闻风找到北大，将他们创作的几首歌和《信天游》、《我热恋的故乡》等当时流行的西北风歌曲合成了一张专辑——《陕北1988》，恰好摸对了市场的脉搏，销量惊人，卖出了几百万盘盒带。
80年代的校园民谣
反应的是商业浪潮下学子们的内心落差
86-88年北大产生了一批的校园民谣，其实反映了大学生和社会之间的一个心里碰撞。也反映了大学生的一种失落感，围墙内和围墙外的反差很大。那时候的背景主要是80年代中期，北大一大批知识分子提出要“下海”，这批北大的毕业生一毕业都能有很高的工资，一个月能拿四五百，感觉很气派，他们都进了中关村做公司、西装革履，每个人回来都很意气风发地说：“走，咱们吃饭去！”所以这么前后一比，待在校园里的自己心里也有些失落。《摇摇滚滚的路》也是那个时候写的。
校园民谣消失也是自然
是校园变了“围墙”不在了
其实现在已经没有校园民谣这个东西了，消失也是很自然的事。不妨思考大学的变化，也就会明白校园民谣消失的原因。80年代的时候，学校是有围墙的，我们在校园里面吃个饭5毛钱，你买什么都便宜，还有津贴补助。学校里面的钱当钱花，学校外面物价却飞涨，所以学校里面与学校外面不是一个世界。80年代的学生在学校里创作的东西，跟外面的世界也不是一个画风。外面流行什么？Disco、西北风、张蔷（特指这个风格的歌手）、《信天游》这类歌曲，那个时候外面也有了摇滚、有了黑豹乐队，摇滚青年开始流行蛤蟆镜、皮衣。但校园里大家穿的还是很朴素的，一双崭新的球鞋已经是很奢侈的一件事了，每天穿着白衬衫、白鞋，那个时候学生时代可以说是“白衣飘飘的年代”。
那么现在，大学发生了变化，很明显的就是校园的“围墙”不一样了，学校不再像曾经一样封闭。以前学校有围墙，校园是个象牙塔。现在，校园内外、时尚、文化差不多都是一样的，里外都一样了，你想还怎么会产生那么“稚嫩”、“单纯”、“浪漫”的校园民谣？你今天再去听，确实没有这东西了。学校不再是封闭的独立体，开始与社会联系在一起。
音乐是需要互动的
那时候在北大（看演出）大家有一种独特的叫好方式——“嘘”，那时候几乎每个上台表演的歌手都曾经受过嘘声的洗礼，其实它并不代表台下的同学们对歌手的表现不满意，而是一种特殊的互动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和后来人们参与Livehouse的形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大家去Livehouse很多是冲着台上与台下的互动，POGO、跳水，这些东西让大家玩的都很High。互动在现场演出中十分重要，你像京剧中的互动，就是叫好，这就是很早的舞台互动。现在大家对舞台互动很看重，举个例子，在日本，许多女团都有自己明确的互动方式，像拿白毛巾、荧光棒还是做手势，这些都很讲究。可以说，Livehouse给乐迷与乐手互动提供了条件，乐迷可以近距离地欣赏音乐、观察乐手、与他们交流。反之去大型的演唱会，进去出来，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什么也没留下，只有像Livehouse这样的模式，你进去了，你与艺人会有充分的互动，这种体验无可替代。
好的音乐也需要有好的音乐体验
现在众多音乐节的发展，绝对不会制约Livehouse的发展，相反还会起到促进作用。音乐节把现场音乐和独立音乐人的市场打开了。不过现在的音乐节确实太不讲究，不再以用户体验为前提，不去重视消费者，音乐节就变成文艺青年办、文艺青年看，你也别指望办（体验）的多么好。再一个音乐节面孔太单一，这个节是这么一拨乐手，那个节也还是这些乐手，慢慢就看腻了。中国音乐节的发展明显与国外优秀的音乐节脱轨，不去重视用户的体验，只是形式上搭了个音乐节的台子。
用户体验是很重要的，所以MAO Livehouse一直关注乐迷与艺人，一直在如何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上去思考，现在我们的Livehouse要与现代科技融合，为独立音乐人以及那些尚未成名的音乐人做一些事情。希望能够帮助他们产生大量优质的音乐、传播高质量的音乐内容。有更多的独立音乐人出来，那么Livehouse的业态、内容也会更加的丰富。
MAO Livehouse未来将落户国内最具活力的一些城市
MAO Livehouse正在全国范围内扩张，向新的城市延展，这些是大家看得到的。但为新城市注入新的文化确实需要很努力，一个城市的文化消费是个特别重要的事情，而文化消费也反映出社会变化，呈现出规律。城市新增人口与文化发展则成正比，即新增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将会带动该城市文化产业发展，一个城市最早的新兴文化消费并不是原居民推动，而是这个城市吸引来的高学历、高素质的外来人口来带动的，是他们带动了电影、艺术、话剧等文化消费，从而影响了其他人，像电影院、KTV等都是新型人口带来的消费形态。我们也是如此考虑，所以会更多去选择新兴人口比例高的城市，来推动MAO Livehouse的发展。MAO Livehouse北京店（五棵松Hi－park旁）会在2017年春天开业。
2017年11月8日晚，筹备一年的MAO Live House北京五棵松店全新开幕，世纪乐梦(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CEO池永强在乐声躁动的现场忙碌了一整天。
他邀来不少朋友，但没时间一一照顾周到。人群角落里，他瞥见一些熟面孔，“刚获得台湾金曲奖的Mr.Miss和最近红遍京津的民谣歌手晓月老板，都悄悄来捧场”，这让他意外而感动。
当天下午，池永强刚在发布会上对媒体宣布，世纪乐梦旗下品牌MAO Live House已于 2017 年上半年完成数千万元Pre-A轮融资，晚上五棵松店的开幕演出就如同一场庆典。
此刻，MAO Live House已陪伴了国内乐迷十年时间，成长为中国独立音乐现场第一品牌。
“这十年，MAO服务了8000多位艺人、上百万乐迷，办了4000多场演出。”池永强说，截止今年年底，MAO在全国拥有上海、杭州、重庆、昆明、广州、厦门等八家分店，“到2018年年底，我们计划开出20家门店。”
有数据显示，2016 年中国Live House的总票房超过8200万元，并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池永强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说，据业内机构测算，2017年全国Live House的总票房数有望超过一亿两千万元。
互联网兴盛、独立音乐人崛起、资本介入、票房增长、新一代年轻消费者的观念革新，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谈论，现场音乐都在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下迎来了最好的时代。
池永强并不愿简单地用“爆发”来描述现场音乐如今的崛起。在他看来，像北京这样拥有2000多万常住人口的大城市，应该拥有上百个Live House才算是充满活力。但现实是，诺大的北京，目前只有20多个Live House，尽管每一家生意都不错，但跟东京拥有的600多个Live House比起来，仍处于稚嫩的成长期。
“中国Live House市场还处在爆发的前夕。”池永强说，“Live House站在音乐产业的最前端，它何时爆发，还是要取决于音乐产品的内容。就像中国电影票房的爆发，只要有好的电影不断生产出来，就能推动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
现场，直击灵魂的感染力
1990年从北大东语系毕业时，池永强还带着另一个耀眼的身份——北大第一支电音乐队主唱。
30多年过去，他还记得自己抱着吉他站在舞台上，台下学生一片热情的“嘘”声。那时候，每个登台的校园歌手都接受过这种特殊“嘘”声，那并非表达不满，而是一种流传于北大学子之间的特殊互动。
池永强对现场音乐的热爱，延续着学生时代的热情。直到今天，他仍活跃在“北大草坪乐队”里，这支乐队是在31年前组建，乐队成员包括著名投资人徐小平、前华纳音乐总裁许晓峰等。“今年我们在上海、苏州和常州巡演，场场都是满的。”池永强说。
毕业至今，他所从事的职业多少都跟现场音乐有关。
上世纪90年代早期，池永强就参与经营过当时北京最火的几家歌舞厅，“那时的歌舞厅可以说是早期的流行歌手的摇篮。”戴娆、刘海波、零点乐队主唱周晓鸥等，都是从歌舞厅里唱出来的，曾想做歌手的吴秀波也在其中。
20多年过去，歌舞厅消失了，Live House作为这个时代的音乐场所开始萌芽生长。
池永强第一次接触摇滚乐是通过打口带，他在磁带里听到激动人心的欧美摇滚乐，却“不知道这种摇滚乐到底是怎么制造出来的”。直到大学一年级，他在北大大讲堂听了一场崔健的演出，坐在第二排，仔仔细细看着每一个音如何从崔健的指间蹦出来，砸进耳膜，他才发现，现场音乐的魅力是“直击人灵魂的”。
现场如此真实，感染力如此强烈，彻底改变了池永强的观念。他成为北大第一位电音乐队主唱，甚至直至今天所从事的音乐事业，都与现场音乐紧密相连。
“听过现场，再回去听唱片听录音，就像穿着雨衣洗澡，别扭。”池永强说，在西方，乐迷听现场是一种延续已久的传统，从古典音乐时代开始，人们都习惯于听现场。现在，美国有超过50%以上的音乐消费都用于现场音乐。
周华健曾感慨Live House的演出形式，距离近得“能看到第一排观众的毛孔”。这种互动性极强的演出现场，能把尖叫、汗水和音乐的狂热无限放大，是体育场动辄数万人的规模无法比拟的。
Live House最早起源于日本，每场演出仅能容纳几百人至千人。池永强说，世纪乐梦的CTO沈枫曾去东京考察Live House，“单东京一个城市就有600多家Live House，而且活得都不错，每一家都有自己的风格，每家店都有十几二十年的老观众。日本流行音乐、独立乐团的繁荣自不用说，很多老观众都会在乐队唱完之后再登台自娱自乐，演出的水平也相当不错。”
“小众”音乐的大市场
“Live House未来在中国的爆发，现在已经看得出眉目。”池永强认为，这几年《中国好歌曲》、《中国有嘻哈》、《我是歌手》等音乐类节目爆红，意味着音乐势头的蓬勃，这些节目不但让许多低调的独立音乐人走红，也让民谣、嘻哈等音乐类型更普及。
“十几年前，人们认识歌手的途径就是看春晚，但现在，电视和互联网平台，让更多类型的音乐人被关注。”他举例，以前一个歌手要出名，需要签约唱片公司，先包装、录制唱片、电台打榜、各地宣传，再上各种晚会，最后才能有观众认知度，获得演出机会。“现在，一位音乐人可以自己写歌录歌，在网上发布作品。只要他拥有足够数量的听众，就能举办现场演出。”
中国著名的几家Live House都各有特色。成都的小酒馆、北京的D22和麻雀瓦舍，都像是歌手孵化基地，培养出不少独立音乐人。
关注现场演出的绝不止是Live House的场所。多米音乐的“尖叫现场”、摩登天空的“正在现场”、咪咕音乐的“咪咕现场”、网易云音乐的“云豆现场”、聚橙网的“万有音乐”，都试图从各个角度进入现场音乐这个新兴市场。
“在主流的大众视野之外，‘小众’的市场趋势已经超出我们的想象。”“万有音乐”运营总监季诚告诉第一财经，以前专注于做“大流行”的聚橙网之所以开辟出独立的子品牌“万有音乐”，就是看中“小流行”、“亚文化”这块大市场。“万有音乐”通常会在网易云音乐、QQ音乐、虾米音乐、豆瓣音乐等平台上观察大数据，凭粉丝数据量来寻找合适的艺人进行国内巡演，通常都能获得不错的票房成绩。
“比如歌手简弘亦，在网易云音乐上的播放量过亿，肯定就是有市场的。”季诚说，年轻人获得音乐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广，口味细分也很明确。“万有音乐”虽然成立于2015年9月，却已成功制造出好妹妹乐队的爆红——这支乐队2013年由“万有音乐”团队操作了7场小型现场演出，2014年增至10场，到2015年成为首个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唱的独立音乐人，从“小众”一步跃入主流。
除了好妹妹乐队，陈粒、李志、赵雷、谢天笑、马頔、宋冬野等音乐人，都是通过Live House巡演真正走入演艺界和大众视野。仅“万有音乐”一个品牌，其小型演出从2014年的54场、2926万元票房，已经发展至2016年的328场、1.2亿票房。
如果把整个音乐市场比喻为金字塔，Live House就如同一个坚实的底座，为剧院、体育场这类大型场所输送音乐人，为音乐行业训练新人。
中小型现场音乐，无论从成本、规模还是门票价格，都更适应于今天的年轻人消费。尤其，在中国数量庞大的乐迷群体中，任何一位看似小众的歌手，都有数量不错的粉丝群体。季诚举例，像刘瑞琦这样可能并不被大众广泛熟悉的歌手，在全国做小型巡演，也能实现场场爆满。而这些累积，恰是一位音乐人及其歌迷最需要的演出形式。而Live House这门生意，也注定会有不小的市场空间。
十多年前，池永强曾参与中国最早的Live House之一星光现场的建设与运营。
他记得，那时一个乐队演出结束后，随身带来的唱片，最多也就卖十来张。“现在，凡是来MAO巡演的音乐人，卖专辑都是很重要的一项收入。有的一场演出能卖出几百张唱片，如果在全国巡演十场，就是几千张唱片。”他认为，在实体唱片并不景气的今天，一位独立音乐人卖出的唱片，并不比一位当红流行歌手的唱片销售量低，这些成绩，恰是音乐人通过一场又一场扎实的现场音乐演出换来的。
对于MAO Live House明年即将全新扩张的门店，池永强说，“我们不是为了扩张而扩张，而是希望为Live House产业做点事情，让更多二三线城市的观众都体验到现场音乐的魅力。”
“小步快跑”，是池永强对MAO的未来规划，其背后的合作伙伴，保障着MAO Live House未来的发展。MAO 此次Pre-A轮的融资是由太合音乐集团和君联资本联合投资。“秀动”是太合音乐集团旗下的演出服务平台，据“秀动”统计，目前每个月的票房流水都过千万，2017年中国Live House演出预计将达到12000场次，全年将达到过亿票务量。
全方位产业化发展，与音乐相关产业进行更多跨界联合，是MAO未来的方向。要形成良性的市场体系，池永强坚信MAO必须要深度参与到音乐行业产业链中，才能促成各个环节的协作。MAO 今后的每一家门店都将满足艺人直录播的需求，开放展示区给有关音乐的VR，AI产品和摇滚博物馆。在“前店后厂”的模式下，池永强说，MAO会挖掘校园音乐人，发展国际巡演业务，更深地拓展消费群体。
有资本助力的MAO，毫不掩饰自己的扩张野心。这似乎也说明，中国Live House的市场，其实才刚刚打开。
在过去的十年间，校园民谣留给人们印象最深刻的是高晓松、老狼和一首《同桌的你》，其余的都被人丢在风里
从黄小茂第一次在他的企划文案里写下“校园民谣”这四个字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这十年间，除了1994年校园民谣火得让人无处躲闪之外，其余时间，没有人再愿意提起这四个字。它可以成为人们心底的记忆，音乐可以成为人们对某一时代的怀旧，但是它的确在市场上消失了。
回顾校园民谣这十年，能让我们有机会走进围墙还没有消失的校园，去了解前校园民谣时代直到今天校园文化的变迁。
宋柯说:“当时就是没有唱片公司，如果有唱片公司的话早就火了。”
一切从1984年说起。北京大学图书馆东边有一块草坪，有一天，有个男生抱着一把吉他坐在这里唱歌。他叫朴勋，一个朝鲜族学生，唱的都是朝鲜族和日本歌曲。这当时在北大是一个新现象，很多人围观听他唱歌，之后便有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这里，像朴勋一样弹着吉他唱歌。池永强便是当时在草坪上唱歌的其中一个，这个后来人们都喊他“大池”的东北人，当时在学校是一个活跃分子。早在1987年，就有杂志介绍过他组建的CNMB250乐队。池永强在80年代校园音乐中是一个骨干人物，通过他把第一批校园音乐推向了社会。
1987年左右，中国电影出版社的负责人找到池永强这批北大校园歌曲创作者，并且跟随了近两年时间，终于出版了一盘在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专辑《陕北1988》。当时正是西北风流行，这批歌曲大都是由当时比较走红的歌星演唱，而且在磁带的封套里也没有注明歌曲作者，所以，直到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陕北1988》、《梦乡》、《摇摇滚滚的道路》都出自北大的学生之手。池永强告诉记者:“中国电影出版社当时很下工夫，找到很多知名乐手来一起制作《陕北1988》专辑。还有就是旅游音像出版社，两盘磁带当时用了我们十二三首歌。”
当时在北大校园里流行的一首歌叫《星期天》，这首歌的作者是徐小平，他当时在北大艺术教研室任教，后来到新东方学校当了副校长，这首歌用诙谐的笔法把大学生在周末无聊的生活描绘得栩栩如生。“今天又是星期天，星期天，冷冷清清是校园，是校园。北京同学都回家去团圆，呼儿咳呦，留下俺这外地人我受孤单。不见老师也不见辅导员，不想上课也不想做实验。泡上一袋方便面，越吃越饿，呼儿咳呦，点上一支大重九，我越抽越烦。”池永强回忆这首歌在校园演唱时的情景说:“《星期天》这首歌永远是我们的主打歌曲，每次演唱都一定会引起全场观众会心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后来，《星期天》也被音像出版社收录到专辑中，第一个演唱者是景岗山。之后，《星期天》又出现在1989年中央电视台“五四青年节晚会”上，这是大学生创作的歌曲第一次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1994年，北大学生再次把校园歌曲集结成专辑《没有围墙的校园》，许秋汉又再次翻唱了这首歌，可见其在校园的影响力。
另一个校园歌曲的活跃据点是与北大相邻的清华大学，大概也是从1987年开始，现在华纳唱片公司的音乐总监宋柯是清华大学早期校园歌曲的创作者之一。谈到当初怎么想起去创作歌曲，宋柯说:“当时在校园内流行一本吉他教材，蓝色封面，我们都叫它‘小蓝本’，里面全是中文和英文老歌。在清华最早开始写歌的是我和胡杨，当时我记得我们学校的校刊贴得到处都是，我在楼道弹琴，看到墙上校刊上有一首歌颂清华校园的诗，我看着歌词边弹边哼哼，还觉得挺好听，后来就写出来了。这是当时最原始的一首校园歌曲。在我的带动下，胡杨写了一首《我把心儿融进琴声里》，是一首风花雪月的歌曲。在当时那个年代，这种特直白的爱情宣言歌曲挺受欢迎。”
后来宋柯又写了不少歌曲，1987年，当时在中录音像出版社任编辑的吴海岗找到宋柯，用了宋柯写的一首《一走了之》，当时是孙国庆演唱的。后来又把宋柯的一首歌《风雨尽头》收录到张楚的专辑《将将将》中。再后来，作曲家谷建芬也盯上了大学校园，“她觉得我们这些人肯定很有意思，1989年，她想在北京攒一个校园歌曲演唱会，后来因为政治风波，这场演出黄了，要不校园民谣可能早就出来了。那时候的作品一点都不比高晓松他们这拨人差。”宋柯说，“清华比较有代表性作品也就我这两首歌，当时我记得在北大演出，唱这两首歌的时候下边都炸了。北大还有一首歌叫《从北京到延安》，也非常火。当时就是没有唱片公司，如果有唱片公司早就火了。清华的毕业歌就是《一走了之》，在火车站送人时唱这首歌大家都哭得一塌糊涂。那时缺一个像大地或红星这样的唱片公司，我们实际上是给高晓松他们打了一个基础。”
在80年代中后期，中国流行音乐处在起步阶段，那时候没有唱片公司，只有音像出版社，音像出版社的编辑就相当于现在的制作人。那时候做磁带没有太强烈的市场概念，基本上都是音乐编辑说了算，虽然这不是很正规，但是很容易让作品出来。比如吴海岗，在他任编辑期间就曾让不少新人新作出来。当时校园歌曲没有被当成一个整体概念推出来，都是零散地被用在一些拼盘专辑里，所以，虽然当时被使用的校园歌曲很多，但由于种种原因都被埋没了。很多作品仅仅局限在校园范围内流行，随着人去楼空，也就失传了。而这些血性的歌手离开校园后，也基本上都停止了创作，有谁能知道在中科院做科学家的陈涌海当年曾写过《天安门城楼》、《时代广场》、《月亮美人》等一批非常优秀的校园歌曲呢。像陈涌海这样的人有很多，甚至像宋柯、池永强这样在校内校外都有知名度的校园歌手在当时也都没有太多机会。“我觉得挺可惜的，那时候那拨人对音乐的理解挺深厚的，音乐更人文一些。”宋柯说。
洛兵说:“在草坪上谁能把女同学 争取来得多谁就最牛。”
池永强在回忆草坪上那段生活时说:“那时候搞演唱会是主渠道，辅渠道是草坪歌声，当时在北大草坪上，不知云集了多少北京的音乐高手。不仅是学生的舞台，在我印象中来了无数音乐人。很多学生热爱校园音乐，实际上他不是从大讲堂那个地方来的，而是从草坪这来的。在草坪上唱歌一直坚持到1991年左右，后来草坪文化就没有了，现在草坪变成一个怀旧概念了。”
作家洛兵在回忆他在北大的经历时说:“东草坪在夏天热闹的时候有十几拨人，那时谁能把女同学争取来得多谁就最牛，所以两个人要是对上眼了，就真‘碴’，我见过有两个人整整碴了一晚上，唱了一百多首歌，看谁最后唱不出来。其实去东草坪主要就是为了斗气，就是为了斗出一个谁最强，打架斗殴、争风吃醋是经常的事。”
在清华大学，有一个东操场，也是校园歌手聚会的地方，高晓松在谈到他在东操场唱歌时的情景说:“最鼎盛时期是1989和1990年，那时候盛况空前，每个星期五清华东大操场有数十个来自北京各学校的学生。通常是前半段大家唱新作，中间一段是点唱每个人的经典，最后一段是翻唱别人的歌曲。其实这是一种中国传统文人的聚会方式，还经常即兴命题写歌，比如当时以‘阳伞’为题，每个人写一首歌，写的角度都不一样。当时郁冬写出来的是我们大家最赞叹的，歌词写的是小时候看电影，每当他们要接吻的时候，就有一个阳伞挡着了，镜头就拍阳伞了，然后就猜他们在阳伞后面干什么，长大后也想用阳伞挡住外面的东西……”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是北大的草坪还是清华的东操场，都成为校园音乐的记忆了，高晓松在谈起这种特殊的校园文化没落时感慨良多:“每一代年轻人男生的价值观念都是从女生那里来的，女生的价值取向是踢球、打架、弹琴，于是男生就是这三样。没打过架的也会吹牛自己打过架。今天女生说喜欢张朝阳，于是大家都去创业、吸引风险投资。商业精英今天是最大的腕儿，以前我们在草坪上弹一个小时就会聚上三圈人，现在没人在看人弹琴唱歌了，有一次我跟郑钧、老狼在草地上弹吉他，弹了两个多小时没有一个人来。”
黄小茂说:“我总觉得该拿些东西来纪念青春的。”
在80年代，黄小茂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词人，很多流行甚广的歌曲都是他填的词。1993年，黄小茂正好30岁，当时在大地唱片公司任企划部主任，大地公司是内地第一家正式的唱片公司，它的出现改变了内地过去以音像出版社为单位的操作方式。
当时黄小茂有个想法，想在大学校园里收集一批作品。黄小茂回忆道:“当时大地签了很多歌手，但是原创歌曲的力量不是很强。最初的想法是想从校园入手，找一些好作品，因为校园的作品人文色彩比较浓厚。在北京及全国大学找作品，就有大量的小样从全国寄来。小样做得特别粗糙，吉他弦都没弹准，但是其中不乏好歌。当时还没有想过做校园民谣，正赶上我过30岁生日，过完生日，就开始听这些歌，无意中听到沈庆写的一首歌《青春》，现在回头看这首歌不过是青少年时期的那种东西，第一次过30岁生日，听这首歌让我挺感动的。因为每个人都会过30岁，我总觉得该拿些东西来纪念青春，于是我想，我们收录了这么多好的校园歌曲，应该把它集合成一个系列。从当时收集到的作品的数量上来看，我们的想法至少应该出3张。”
校园歌手沈庆，一直想把草坪上的歌手拉进录音棚，他认识不少“圈里人”，作曲家李黎夫找到他们，希望能给他们做两张专辑，于是沈庆牵头，找到了当时的一些校园歌手，这其中就包括高晓松。高晓松在回忆他与“圈里人”第一次接触时说:“当时说来了一帮圈里人，我们都特崇敬他们，他们把我们聚在一起排练，要出一两张专辑，但是他们极不尊重我们，1992年那时候我已经开皇冠了，录音完之后给500块钱，让我在合同上签字。其他人都签字了，我的两首歌被晚会歌手唱得乱七八糟。我说不能让晚会歌手唱，要唱得让我自己的歌手唱。由于我没有签字，这张专辑就没出，当时我还遭到沈庆的抱怨。”
之后，沈庆又把这些作品介绍到第二家唱片公司正大公司，因为当时校园歌手中被认为唱得最好的歌手金立和正大公司签约，金立去了后，想把这些歌曲推荐到正大，“当时正大的音乐总监是写《月亮代表我的心》的孙仪，他听到《同桌的你》之后，认为歌不能这么写，怎么‘半块橡皮’都上来了，应该像《月亮代表我的心》那样才对，所以正大的这次努力又失败了”。高晓松说，“后来沈庆又坚持不懈地把小样送到大地唱片公司，黄小茂听到后马上就来找我，我当时在亚运村汇园公寓住着五室四厅，电话号码就4个，在当时已经算是恶少级别的人了。黄小茂见到我后很吃惊，之前以为我是学生呢，其实那时我的同学都还没有毕业。于是黄小茂使出让我特别感动的手段，当时拿钱已经打动不了我了，跟我喝酒、弹琴。黄小茂很少当人面弹吉他，我看在眼里，其实心里很感动。因为黄小茂也是大学里出来的，他们身上还带着那种学生气，不是圈里那些老乐手的江湖气，所以我觉得这回找到知音了。”高晓松像一个纨绔子弟一样回忆着他与“圈里人”的第二次亲密接触，“我当时只提出一个条件，我的歌必须由老狼来唱，因为老狼当时失业了，老狼之前在一家合资公司当机柜安装员，天天到外地给人安装机柜，觉得这个活特烦人就不干了。黄小茂都同意了，他觉得做的是我们的音乐，所以肯定是我们来唱。”
高晓松认为，在他们这拨人中，金立唱得最好，其次是他和北大的杨单涛，但就在大地准备录音的时候，金立去美国，杨单涛为了爱情去成都，只剩下高晓松了。“《校园民谣1》基本上代表了当时大学风花雪月流派，当时愤世嫉俗的东西说心里话都不够成熟，除了崔健就没有什么特成熟的，黄小茂这么考虑也是对的。”
黄小茂在十年后回忆制作这张专辑时说:“当时很多人参与到这件事当中，每天晚上都开会，大家的情绪、状态都特别好，来来往往的都是校园歌手，下班之后不回家，抱把吉他在办公室里唱。当时感觉这东西一定会受欢迎，就算市场上没有，但是我相信它能成为主流，能影响市场。我到现在还有点遗憾，就是《校园民谣1》里好东西太多，从最后的效果上看，我觉得有点浪费。”
这张《校园民谣1》上市不久，便开始热卖，因为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过这样温情的歌曲，所以很快便打动了学生乃至学生之外的听众。高晓松不仅让《同桌的你》唱遍大江南北，也让歌坛的一颗新星老狼冉冉升起。在此之后，各种各样的校园民谣拼盘随处可见，大学生一时间成了最受欢迎的一批人。北工大的贾南、北京广播学院的赵节成了校园民谣潮流中涌现出来的新歌手。在那段期间，大约有100个校园歌手参与到校园歌曲的录音之中，但是真正好的作品凤毛麟角。而就在校园民谣被炒得热热闹闹的时候，敢为天下先的北京大学——这个校园歌曲的诞生地却一直没有拿出他们的作品。
当记者采访当年校园歌手的骨干之一，现在《文明》杂志任编辑的许秋汉时，他告诉记者:“北大人希望能拿出最好的作品，在北大人眼里，只有做到最好才愿意拿出来，所以越想做到最好就发现自己要学的东西越多。而清华人只会那么几个和弦，就敢拿出来。在清华人看来，他们作品是简单，但是对于想表达的东西足够了，这件事情做出来，就很高兴。清华人是很实在的，北大人好像眼高手低，总想做出最好的。现在我比较钦佩清华人的务实，这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你把这件事做成了就是成功。”
其实，早在黄小茂他们紧锣密鼓录制《校园民谣1》的时候，一个北大的老校友、某饮料公司的老板希望能弘扬一下北大传统，为北大的校园歌手录制一张唱片。“当初他们要给我做专辑，我说我不喜欢自己的作品，我自己都不喜欢，还怎么拿出来给听众呢。”许秋汉说。于是这位老校友准备做一张北大校园歌曲合集，在他们开始收集作品的时候，大地公司的《校园民谣1》已经收集完了。
这张名为《没有围墙的校园》几经波折终于出版，由于在此之前，北大刚刚推倒了学校的围墙，给这个专辑起这么一个名字，是一个标志，更是一种怀念。事实上，这张拼盘出版的时候，校园民谣热已快到后期了，那时候人们对校园歌曲的印象就是怀旧和小情小调的“高式情歌”。《没有围墙的校园》虽然收录进去不少很有代表性的反映校园生活状态的歌曲，但是并没有在社会上产生多大反响，因为到了1994年，人们已经不太关注大学生的声音了。
高晓松自豪地说:“我开创了一个文人来做音乐的时代。”
因此，在一个小范围内，关于校园民谣的争议也就出现了，那就是到底什么是校园民谣？比如，有位叫罗默的作者在一篇名为《何为“校园”、何为“民谣”？》一文中对高晓松这类校园民谣提出质疑，他认为:“校园民谣应以其音乐中所蕴涵的理想主义精神为主要特征。而几年前那场由若干唱片公司炒作而流行的所谓‘校园民谣’，因其伪‘校园’性和伪‘民谣’性而难让明察者认同。尤其是由老狼演唱的那首《同桌的你》，实际上只是一个走入社会后的人对学生时代狭小生活空间的场景追忆和对现时无聊生活的慨叹（其旋律也来自于对一首德国民歌的编改），它只是一首感伤主义的怀旧情歌罢了……当然，伪‘校园民谣’在90年代初、中期的流行，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国民精神的疲软、理想主义在大学校园中的缺席和感伤主义在青年中的泛滥。”
许秋汉说:“我们理解的民谣是应该有一种校园气息，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视野。学生可能是最缺乏社会经验的，但是社会的束缚最少，他们可以更自由地去思考。从80年代开始，校园就有一种社会和民族的使命感，90年代后，这种使命感越来越弱了。当时我们有一部分人总想把这种使命感维系下去，我们会把平时自己真实的思考和关注的内容，社会问题和生存状态，写进歌曲中去。歌曲中有些批判现实的色彩，但不一定做得很成功。”
宋柯说:“我不知道‘民谣’怎么定义，至少跟小茂他们定义的校园民谣的商业概念不太一样。80年代的学生和90年代的不一样。80年代的学生社会责任感比较强，尤其是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都觉得自己写出的东西应该有社会责任感，那时候写的东西都比较沧桑一点，我估计是受崔健的影响，包括齐秦。音乐形式肯定还是民谣，可能有人想玩摇滚但玩不了。”其实宋柯的身上还残存着当年理想主义的东西，他毕业后出国，回国后成立麦田音乐公司，他的目的还是想振兴校园音乐，所以他当时签约的朴树、叶蓓、尹吾都是那种比较有人文色彩的歌手，只是他后来发现，这个时代变了。
池永强认为:“北大的东西比较直露，什么话题都敢说，没有那么多掩饰的东西。另外北大的思想比较杂，清华是理工科学校，它产生的东西相对比较纯粹。为什么风花雪月产生在清华而不是北大，也有这个原因。我当时写《摇摇滚滚的道路》，最显著的原因就是强说愁，第二就是青春中有些愤怒的东西，这些愤怒和不满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上学以后逐渐接触社会后来的。“如果校园歌曲只有风花雪月这么一个内容，那么你把那一代大学生看得太扁了。那时候他们关注的不是这个东西，或者说这东西只是占一小部分。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基本上没有风花雪月的东西，那个年代的文化以愤青文化为主，小资的东西未必吃得开，后来的大学生心态不一样了。”不过池永强也承认:“高晓松是个颠覆者”。
黄小茂说:“高晓松是个例外，他是那样的一个人，他有这方面的欲望，他是一个想出来的人。”宋柯说:“高晓松时期的那批歌的影响力比我们大，如果你有社会责任感写不到崔健的那个水平，那你就没有影响力。我们的社会责任感还有点空，我写的歌词感觉挺虚的，这些东西除非有一个特好的契机，否则只能在学校里面。你能说我们没有机会么？也有，杂七杂八的也出了不少。可能是我们的东西还没有打到大众的层面上。那时候媒体也不发达，所以我感觉也就到这一步就完了。谁能出来？高晓松能出来。他占着两个阵地，一个是唱片公司这套玩意儿，一个是怀旧，怀旧这东西永远不会死的，这是我们当时欠缺的。”
那么，颠覆者高晓松又怎么看待他的颠覆作用呢？“80年代大学的主流是愤世嫉俗，但是风花雪月不管什么年代人们心里都有，再愤世嫉俗，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心里都有一种柔情。从宏观上看，校园民谣补充了一个重要的门类，在校园民谣出来之前，中国的音乐都是意识形态的，当时的摇滚，除了崔健之外基本上写得都特空洞，关心人的生活和人的情感的东西比较少。摇滚乐当时在中国是精英文化，不是大众文化。我们只不过做到把音乐给大众化而已。我们当时在大众中间获得最大的认同，是本能的认同，不是什么流派，绝不是‘校园民谣’这四个字。”
高晓松是很幸运的人，他赶上了一个商业时代，商业的先入为主和推波助澜，使校园民谣这种音乐深入人心。他自豪地说:“我开创了一个文人来做音乐的时代。在音乐圈里从前都是对手艺人有认同，比如对弹吉他和打鼓的非常崇敬，今天音乐圈的手艺人已经没有地位了，因为这些人对音乐不重要，我们可以用美国的鼓手、英国的吉他手，没问题，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说什么，我们做到了一个力量的转换，认同手艺人实际上证明这是一个很低级的圈子。在我们来了之后一切以文化人为中心，今天又转到以商业经营为中心，我认为这是这个行业的大踏步前进。谁导致了我们的行业在社会上有更大的影响，是文化人，不是敲鼓、弹贝斯的。”■
校园歌曲的10年空白
许秋汉告诉记者:“校园歌曲活跃，跟北大的传统有关，主观地想延续80年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其实这些东西都挡不住时代浪潮的冲击，如果我现在还上大学，我肯定愿意坐在宿舍里玩电子游戏，弹吉他唱歌的爱好就会被冲淡许多。还有一点就是，当初歌手在人们心目中有英雄般的地位，比如崔健、罗大佑，当我接触到崔健和罗大佑的时候，我内心的理想就是希望自己能写出像他们那样的作品。现在没有一个具有英雄气概的歌手了，现在的歌手就是一个歌手，不会成为人们心目中向往的形象。”
黄小茂对此也深有感触:“我从香港回来之后，参加了一些校园歌手选拔赛，在各地当评委，说实话，去了之后我挺失望的，大部分参加比赛的歌手都抱着一种当明星的目的，唱的都是卡拉OK那些歌曲，比起当年的那些歌手他们唱的挺好，但是心态完全不一样了。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那时候校园歌手比较穷，那时候歌手比较纯粹，现在的校园歌手受大的环境影响，学校搞的一些事情都是帮助学生完成明星梦。现在你从这些歌手参加比赛时穿的衣服就能看出来。当然不是说好的歌手和作品没有，大多数都变了。做明星梦的人在什么时代都有，只不过现在的土壤更适合他们生长。另外，校园民谣存在于一个时代的变迁中，它是很自然出来的，但是它要延续下去不太可能，包括现在的主流音乐也不能做到这一点。”
高晓松说:“那时候大学是有种荣誉感的，那时候管大学生叫天之骄子，大学生直接被划进了精英，今天没有人再把大学生划进精英了。90年代之前的大学生有衣食不缺的士大夫阶层的感觉，90年代以后大学生就是平民。现在没有校园音乐和社会音乐之分了，过去大部分音乐都是社会上的人在做，大学只做了一个小流派，但今天大部分都是由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的人在做，社会的反倒成了一个小角落，社会的东西变成了另类。今天的大学就是代表社会，不像当年大学代表大学，社会代表社会。”宋柯也有这样的看法:“大学这个门槛没那么高了，八九十年代大学生活的神秘感和优越感挺让人感兴趣的，像老狼、高晓松、朴树、郑钧这批人，他们心里都有精英的心理优势，都有高人一等的感觉。大学生已经不是一个特定的文化群体了，当时在大学，一些刊物还挺有影响的，甚至引领一些文化、艺术的方向，包括诗歌和音乐，现在还有么？现在谁还听你大学生怎么着，还不如周杰伦管用呢。现在不会有人认为你是大学校园里走出来的就怎么着，校园文化的优势没了。”
不过宋柯还说:“其实也赖黄小茂和高晓松这拨人，大家对校园民谣的理解窄了，我曾经对高校的一些学生说，你们要是写风花雪月，谁也写不过高晓松，如果学校里再想出来什么东西，必须在形式和方向上有大的改变，也许会出现一个像周杰伦这样的人。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他们受到的教育、成长的环境，出来的东西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风花雪月是小时候生活比较苦，特别容易出风花雪月，小时候生活越苦的孩子，稍微有点诱惑就奔风花雪月去了。现在校园民谣就被定位成风花雪月，风花雪月第一容易写，第二容易被人接受，有高晓松在那里立着，你想超越他，我觉得挺难的。”■
老狼:把一首恋歌唱得依然动听
◎苗炜
老狼和叶蓓合唱过一首《青春无悔》——开始的开始，是我们唱歌，最后的最后，是我们在走。开始是一个大学男生在楼道厕所里唱歌，声嘶力竭得了个“老狼”的外号，后来是他不停地走穴，挣钱，想着住更大的房子，开更好的车。10年前的“校园民谣”让《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风靡一时，也让老狼从一个困顿的工程师变成了一个青春年代的代言人。10年来，这个懒散的家伙只出了三张专辑，反复吟唱着“似水流年”、“忧伤开遍山冈”和“我的蓝色理想”。10年前就开始的追忆与怀旧情绪弥漫至今，有什么东西在那时就打碎了，直到现在还不能忘却。木吉他特有的青涩和老狼独特的嗓音不会改变，他这样唱了10年，还会这样唱下去，“这样度过想你的夜”。
文学评论家菲力浦·扬曾经说一切美国故事的主题都是讲天真遇上了经验:“我们起初本来是笑嘻嘻的，对全世界全人类都有好感，我们觉得自己像个善良、纯洁、简单的男孩子，迫切，充满了希望。但是我们到外面的世界里，不知道怎么一来，我们在路上被打倒了，从此以后，我们很难把自己拼起来，回复原状。”这个主题也正是人们喜欢老狼的秘密所在，在我们走出校园之后，在这个成人世界里游荡多年，我们还会为保留着一颗赤子之心而有一丝感动或忧伤，哪怕轻微如风中的一粒尘土。
老狼说:“唱歌能让我有名有利，这很好。但我心里很佩服窦唯、张楚这样的人，他们内心有股执拗的劲，对自己的音乐很在乎，他们不走穴，不想赚钱，他们是艺术家。而我看着别人有钱了就着急。也许好多人都像我这样迷茫，想着过好一点的生活，又因为怀有理想而不断自我检讨。其实我到现在也不太适应歌手这样的职业角色，到哪里演出都要说‘见到你们真高兴’，这多傻呀。甚至我很排斥老狼这个角色，有些不舒服的感觉，觉得他是另一个人。因为他冒领了很多创作者的荣誉，当年校园民谣的作者是一股小势力，但这些作品没有功利心。这个概念红火了之后，倒好像老狼一个人成了代表。”他说，他后来的音乐尝试着做得更华丽更花哨，但他知道有一批人对校园民谣更真诚，有一批歌迷更沉醉于当年校园所孕育出的纯洁的性情。
唱了10年歌的老狼还没有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作品，这个懒散的家伙宁可花时间发呆看影碟也不愿意多试试看他有没有这方面的才华。他说:“我试过，但创作真的很难，要把自己表达得很准确，这比我想的要难。”这家伙有耐心在录音棚里把一首歌录上几十遍，但要他用词语或曲调将自己的感受写出来，是不是如同许多同龄人检点往事时那样，有一种欲说还休的倦怠。
现代快报讯（记者 刘国庆）继在上海、苏州巡演后，7月23日晚，北大草坪乐队原班人马在常州现代传媒中心金色大厅举行巡演，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怀旧气氛浓厚的“梦回80年代”老歌会。记者从中国殷村青春文艺公社获悉，自启动以来，青春文艺公社还开设了一个特别节目“周末派对”，此次北大草坪乐队的演出，正是“周末派对”中的一个重要活动。
据了解，今年6月，由中国音乐产业领军人物许晓峰和著名音乐唱作人汪峰等大咖联手发起的青春文艺公社暨星巢计划，在常州殷村职教小镇的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启动。目前，来自全国的300名学员已正式进入大师培训营进行第一阶段的学习。作为一个为培养孵化音乐唱作人的生态城长链，青春文艺公社还有一个特别的“节目”，就是每周末举行一次“周末派对”。
“周末派对”作为青春文艺公社的户外舞台自开设以来一直备受追捧。在每周，“周末派对”都会邀请《中国好歌曲》、《中国好声音》和“十三月文化”的实力派艺人到公社，白天他们作为音乐技术导师跟学员一起分享交流，晚上则与学员同台演出，为大家呈现精彩的周末秀。目前为止，已经邀请了中国好歌曲四强项亚蕻、95后独立乐队戏子和厨子、独立音乐人晓月老板和北大草坪乐队等。
7月22日晚，青春文艺公社周末派对在常州钟楼区南大街步行街广场举行。本次派对邀请了独立音乐人、唱作人、新锐蓝调口琴演奏家晓月老板担任演出嘉宾，和青春音乐公社的八组学员们一起表演，观众反应非常热烈。
7月23日，北大草坪乐队原班人马在常州现代传媒中心金色大厅倾情演出。
北大草坪乐队从1984年成立至今已32年，乐队成员从十八九岁的少年相互陪伴至今，是目前中国保留时间最长的校园乐队。其中，秦水源的《温柔的梦乡》、许晓峰的《红毛衣》、徐小平的《星期天》、池永强的《摇摇滚滚的路》等原创歌曲都曾在校园内风靡一时，广为传唱。当天的演出，设置了“向罗大佑同志致敬”、“大师的背影”、“怀念邓丽君”、“青春不散场”、“北大的声音”等五个篇章，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怀旧气氛浓厚的“梦回80年代”老歌会。
接下来，周末派对还将迎来《中国好声音》实力选手耿斯汉、丁少华；《中国好歌曲》优秀选手苏紫旭、王兀等助阵。
另外毕业时，优秀学员还有机会参加8月27日的“星巢音乐节”，与朴树、陈粒、鹿先森等当红明星同台演出。青春文艺公社提倡学员“个性张扬，自由生长”，每周精彩的周末派对表演，不仅仅是青春文艺公社为学员提供的一个实践表演的舞台，也是音乐人与学员分享交流的户外课堂。同时，青春文艺公社以这种形式走进常州当地社区、广场，丰富了当地市民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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