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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江右商帮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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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4:19
标题: 江右商帮


江右商帮

赣商在历史上被称为“江右商帮”。据明末清初散文家魏禧所著的《日录杂说》上记载“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江右商帮称雄中华工商业900多年，是中国古代实力最强商帮。


中文名江右商帮
别    名
江西商帮、赣商
年    代
北宋
商帮历史
中国第一商帮
商帮会馆
1500多座江西会馆遍布全国及海外
江右学派李觏、王安石新学，陆九渊心学
江右道派
许逊净明道学说
商帮特征
坚韧、极富开拓、开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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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4:21
【江右商帮】中国古代实力最强商帮，以讲究贾德著称。

　　 （赣商）江西商帮在历史上被称为“江右商帮”， 江右商帮是中国古代商帮中最早成形的商帮，江右商帮纵横中华工业、金融、盐业、农业商品，江右商帮称雄中华工商业900多年，是中国古代实力最强商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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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4:21
虎方国青铜文明—虎踞南国
3200年前的江西人创造的青铜王国，江西人生产和贸易造就中国南方辉煌的青铜文明—虎方国青铜文明，
南国虎鼎
南国虎鼎
江西清江县吴城和江西新干大洋洲青铜文明。江西九江荞麦岭青铜冶炼遗址则将中国青铜冶炼史前推至夏代。
雄浑的立鹿大甗鼎：高1.05米，重78.5千克
雄浑的立鹿大甗鼎：高1.05米，重78.5千克
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所知的最早的稻谷遗迹，证明早在一万多年前江西人已经开始生产稻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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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4:22
江右商帮之江西

江西，唐代时期称江南西道，江南西道为唐代经济中心；宋代江南西路，江南西路为宋代的经济文化中心；元代江西行省，江西行省为元代经济中心；江西为明代经济文化中心。

江西无论经济、书院均位居全国各道(路、省)之首，江西经济、文化的繁荣又进一步助推江右商帮的持久扩张和发展壮大，奠定江右商帮称雄中华工商业900多年的经济、文化、市场基础，成为中国第一商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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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4:22
江右商人和商业兴起的经济基础

江西农业和工业开发
江西开发历史悠久。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所知的最早的稻谷遗迹，证明早在一万多年前江西已有稻作农业出现。
夏商周时期，工矿业、铸造、陶瓷、纺织等工业也在江西兴起，如江西新干大洋洲青铜出土、鹰潭角山窑址、瑞昌铜岭古铜矿遗址等。
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继续发展，纺织业也取得成就，如江西贵溪出土了苎麻布和印花织物等纺织品。
秦汉时期，制瓷业进一步发展，造船业进一步发展，如汉武帝时期在江西南昌建造了大型战舰浔阳楼船。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西工农业进一步发展，东晋在京城之外有三大粮仓，其中两大粮仓在江西，即豫章仓和钓矶仓，这两仓均是“大贮备之处”。唐德宗贞元时，长安饥荒，就是从江南西道运稻米十五万石，经襄阳以至长安。制瓷和造船业等工业继续发展，青瓷烧制逐步在江西普及，造船由于战争需要进一步增多。
五代时期茶树、果木、纤维植物等经济作物在江西广泛种植，当时在洪州（州治在今南昌）、饶州（州治在今鄱阳）、江州（州治在今九江）、吉州（州治在今吉安）、袁州（州治在今宜春）、虔州（州治在今赣州）、筠州（州治在今高安）等地都有植茶的记载，其中洪州、袁州、吉州、虔州的茶均有名茶或好茶，而饶州地区产茶最多，产地亦最广，饶州又以浮梁茶最负盛名。自唐代历吴、南唐，至宋初，政府每年从江南东、西路议购茶叶1000余万斤，其中大都出自江西，唐德宗在位时始征茶税，全国每年征收茶税四十万贯，江西浮梁一地每年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占全国的八分之三。东晋人范宁在《精隐记》中记述说：“潇湘有橘乡，洞庭有橘里，彭泽有橘市。”可以看出当时江西的柑橘成了交易的商品，有专门的橘市。
江西种植的纤维作物主要有三种：桑、苎麻和葛。江西麻葛资源丰富，为麻织、葛布生产提供了条件。从《元和郡县图志》、《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看，江西各州出产的麻、葛、苎织物有苎布、白苎布、葛布、细葛布、麻布等类。说明在江西各州，麻葛种植是非常普遍的。到南唐时，江西的丝织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技术亦有提高。如上饶、临川一带出现了一种新产品，号曰“醒骨纱”，“用纯丝蕉骨相兼捻织，夏月衣之，清凉适体”。南唐政府于昇元三年（939年）出台鼓励农桑的政策：“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五十匹。”这种政策的推行，使江西桑树的种植更为广泛。而桑、麻、葛等纤维作物的广泛种植为江西纺织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唐代江西的制瓷业、矿冶业、造船业等工业发展，
瓷窑几乎遍布江西全境，瓷器业遂成为这个时期江西最大的工业行业之一，其中尤以吉州窑、洪州窑最为著名。
在矿冶业方面，江西矿产资源丰富，唐代全国矿冶之处，“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主要分布于陕、宣、润、饶、衢、信六州之地，其中江西占有两州（饶州、信州），为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饶州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银产地，饶州乐平县银山，元和时每年产银10余万两，收税7000两，约占当时全国收银税总数12000两的58%。南唐昇元年间（937-943年）所置的信州铅山铜场，发展最快，全宋初出铜无算，“常十余万人采凿，无赖不逞之徒，萃于渊薮。官所市铜钱数千余万斤，大有余羡，而铜山所出益多”，以致铜价降低。可见江西矿冶业规模之大，分布之广。矿冶业成为江西工业中的另一大支柱。
　　江西盛产优良材料，为造船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贞观十八年（644年）七月，唐太宗李世民命阎立德等“诣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载军粮”。至五代时江西造船业仍很兴盛，如南唐洪州节度使朱令赟率战舰数百艘与宋军作战，其“大舰容千人，朱令赟所乘舰尤大，拥甲士、建大将旗鼓”，其高“数十重”。民间造船业兴盛，唐代著名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所描述的“舸舰弥津，青雀黄龙之舳”、“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尽现江西舟船之盛，此时江西的洪州（今南昌）、饶州（今鄱阳）、江州（今九江）成为中国造船中心。
唐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开凿了大庾岭路，使赣江-大庾岭路发挥了南下两广商业通道的优势，促进了江西商业发展。
宋代时期，江西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农业、工业、商业经济全面繁荣。尤其是商业经济，在农业、工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商业贸易遍及各个乡村市镇，出现了不少草市、城镇；商业贸易种类从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到劳动力的买卖；商业贸易出现个体、联合经营等形式。
宋代江西工业经济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前提大繁荣，尤其在制瓷业、矿业、纺织、木材、造纸、制茶。
制瓷业
制瓷业是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是中国瓷业生产发展的又一高峰阶段，江西制瓷业的发展体现在以瓷都景德镇为首的一批瓷窑走上历史舞台，尽显宋代瓷业的艺术高峰。瓷器的烧法与制作、色釉的创作与仿制、瓷雕与彩绘等技术在宋代有大的飞跃，瓷器因而成为宋代对外贸易的一大商品。宋代江西的瓷窑主要分布在饶州浮梁景德镇、吉州庐陵永和、饶州乐平、抚州南丰、赣州宁都及江州等地。宋代单景德镇瓷窑就达300多座。
茶业
采制茶叶，是江西农业生产中的重要项目。江西各地几乎没有不产茶的州县，据《宋史·食货志》所载，淮南、两浙、荆湖、福建产茶州军共为三十七州六军，江南为十州五军，占第一。江南的十州五军中属于江西省范围的是江、饶、信、洪、抚、筠、袁七州及临江、建昌、南康三军，共为十处，占三分之二。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九之二》记载，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诸路各州产茶数，江西共463万余斤，约占总数1781万余斤的26%，雄居全国第一。产茶额超过百万斤的共有七个州，其中以隆兴府（洪州）最多，为281万余斤。
采矿业
矿冶业是宋代社会重要的工业之一，江西采矿和冶铸生产鼎盛，各地开采的矿产种类丰富，具体表现为：鄱阳、德兴、浮梁、贵溪、南康和抚州等地的金矿，南丰、德兴、饶州、铅山、弋阳、贵溪、赣县、于都、瑞金和大庾等地的银矿，铅山、德兴、弋阳、大庾、南康、瑞金和吉安等地的铜矿，赣州、余干、鄱阳、德兴、乐平、铅山、弋阳、玉山、贵溪、分宜、安福、万安、吉水、吉安、泰和、永新、新建、进贤、上犹、德安和德化等地的铁矿，宁都、会昌、南康、大庾、上犹和南康等地的锡矿，铅山、大庾和宁都等地的铅矿，等等
信州铅山场产铜较稳定，与韶州岑水场、潭州永兴场号称“三大场”，铅山场铜产量高，且在技术革新中，首先采用胆水浸铜法，“铅山兴利，首九鸟儋功”。从此，“招集坑户就貌平官山凿坑了淋铜，官中为置炉烹炼，每一斤铜支钱二百五十”。“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得铜铅数千万斤，置四监鼓铸，一岁得钱百余万贯。”经过长期实践，江西德兴人张潜“博通方伎，得变铁为铜之法”，其子张甲在总结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写成了《浸铜要略》一书。这是有关冶炼技术的最早记载之一。
北宋铅山场产铅28.5万余斤，比乾道初年的11.5万余斤增加两倍有余。而乾道的产量占当年总额19.1 万余斤的60%以上。德兴铜场有铜泉32处，每年产铜5万余斤。铅山铜场北宋初每年产铜达38万斤，安福 连岭场71.4万斤，庐陵黄岗场10.6万余斤，铅山场14.7万余斤，弋阳县12万斤，上饶县12万斤。铜铁的高产量使得铜铁钱造铸业也很发达。北宋元丰时，饶州永平监岁铸61.5万贯，江州广宁监铸34万贯，两者共铸95.5万贯，占全国506万贯的18.9%。

　　铜器铸造在江西也十分广泛、繁荣。时人记载说：“临川、隆兴、桂林铜工尤多于他郡。”其他如信州、吉州、虔州、丰城等地的铜器铸造业也很兴盛。金银器的制作也很多。
另外，高安、萍乡、丰城、玉山等地还有煤矿，煤炭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史载“石炭——或云信州玉山亦有之，人畏穿凿之扰，故不敢言也”。“丰城、萍乡二县皆产石炭于山间，掘土黑色可燃，有火而无焰，作硫磺气，既销则成白灰”。至今江西萍乡的煤在江南还十分出名。

　　
4.纺织业
宋代江西纺织工业的发展在丝织、麻织方面表现明显。由麻织成的布在各地都有产出，如江州的葛布、洪州的葛布、袁州的白苎布与葛布、抚州的葛布、吉州的葛布与白苎布、赣州的白苎布、南安军的苎布等。
宋代抚州布商陈泰作为包买商的状况，每年年初，其向崇仁、乐安、金溪以及吉州属县的织户发放生产性贷款，作为其织布本钱；到夏秋之间去这些地方讨索麻布，以供贩卖。由于生意越做越大，各地有“驵主”、“甲首”作为代理人，为陈泰放钱敛布。抚州民陈泰，以贩布起家，每岁辄出捐本钱，贷崇仁、乐安、金溪诸绩户，达于吉之属邑，各有驵主其事。至六月，自往敛索，率暮秋乃归，如是久矣。

　　
5.造船业
江西造船业中国之冠—占据宋代半壁江山
江西盛产木材，造船业成为江西重要的工业之一。同时，赣江、鄱阳湖等极为通达的水运，推动了造船业的兴隆。宋代江西的造船业主要集中在洪、吉、虔三州。由于漕运的需要，宋在洪、吉、虔、江等州设置造船场，北宋宋真宗时期各地造船的数量共计2634艘，江西单吉、虔两州就达1130艘，约占总数的43%，居全国第一位。南宋时，洪、吉、虔三州造船场三州造船数达千艘以上。其他如抚州、江州也有造船工场。
江西是中国东西南北交通中心枢纽，繁忙的航运、丰富的森林资源、繁荣的工农商业，加上境内的主要河流汇入鄱阳湖并注入长江，共同决定了江西的航运在对外沟通上有着中心枢纽作用，从而带动了造船业的发展，以赣江沿岸的造船业尤为兴旺。
当时，宋代拥有全球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日本、朝鲜、印度、东南亚及西亚、东非等地区。蔚蓝的海面上常年行驶着浩浩荡荡的中国远洋船队。
　　当时中外商人所乘用的海船很多都是“宋朝制造”，“中国船”具有运载量大、稳定性强、安全可靠、航速较快等特点，
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宜黄民莫寅“造大舰成，以大钱邀善术者视之”。另外崇宁年间抚州各地民间还举行竞渡游乐活动。可见造船业的发展不但促使了相船术及竞渡的产生与发展，而且也大大地促进了江西的水上运输业及经济的快速发展。
江西造船业在宋代极度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拥有先进的技术。
当时，江西造船、修船已经开始使用船坞了，并首先运用了滑道下水的方法。相较于其他地方造船场所造的船只，“江西制造”的船体更巍峨高大，结构更坚固合理，行船工具更趋于完善，装修更为华美，特别是开始使用指南针进行导航，开辟了全球航海史的新时代，推动宋代经济、商业、对外贸易达到中国古代的最顶峰。
南宋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马定远主持在江西制造了100艘马船，均配备了可以拆卸的轮桨，平时可作渡船使用，遇上战事又可“摇身一变”成为战船。由此可以看出，那时的造船技术已经很发达。
　　根据《江西通史》记载：宋船头小，尖底呈“V”字形，便于破浪前进；身扁宽，体高大，吃水深，受到横向狂风袭击仍很稳定；结构坚固，船体有密封隔舱，加强了安全性；底板和舷侧板分别采用两重或三重大板结构；船上多樯多帆，便于利用多面风；大船上均设有小船，遇紧急情况可用于救生、抢险；每只船上都有大小两个锚及探水设备……这些特点非常适合于远洋航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航海事业的发展。
6.造纸业
宋代江西造纸业发达，其造纸材料除传统的麻、桑、藤、楮、苔、麦秸、稻秆外，增加了竹子。江西吉州、抚州、信州等地造纸业发达，临川滑薄纸、抚州茶杉纸和牛舌纸、清江藤纸、江州布水纸、南康军布水纸、袁州纸、饶州纸、吉州竹纸、等都成为贡品而闻名天下。
7.制砚业
江西自唐宋以来，科举教育发达，加上地理因素影响，天然砚石资源丰富，从而促进了本地区制砚工艺的发展。宋代时期，江西的制砚工艺已经很成熟，雕刻纹饰与砚石巧妙结合，使不少文人雅士垂青于此，其中尤其以星子县金星砚、玉山县怀玉砚和修水县贡砚最为著名，被誉为“江西三大名砚”。
8.酿酒业
就种类来说，江西酒主要可划分为黄酒和烧酒两大类，其中黄酒以粳米、糯米等谷物为原料，经过蒸煮、糖化和发酵而成；烧酒主要以稻谷、高粱和麦子等为原料蒸馏而成。
　　宋代江西造酒多为私酿，各地都有自己的特色酒。如洪州、饶州、吉州、袁州等，其中袁州的酒还成为地方贡品。洪州的双泉、金波等酒在北宋时期名声也很大。
9.文化产业—刻书业
两宋时期，江西是中国文化中心，江西教育事业发达，科举鼎盛，书院居全国各路之首。诸如抚州南城盱江书院、贵溪象山书院、庐山白鹿洞书院、铅山鹅湖书院、吉安白鹭洲书院、南昌东湖书院与宗镰书院、瑞州西涧书院、兴国安湖书院等，都在两宋时先后建立，为江右培养大批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宋史》上有传的江西籍人达二百二十余名，分别属于五十县，并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诸如李觏、王安石、陆九渊、周必大、王钦若、晏殊、欧阳修、曾巩、洪适、文天祥、黄庭坚等。江西科举的兴盛、文化的发达，也带动了刻书业的兴旺， 两宋时期成为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江西为宋代刻书中心。”江西刻书因精且富而闻名于世，刻书中心主要分布在抚州、南康、宜春、萍乡、饶州、吉州等地。
　　另外，江西纸张充足，也有利于印刷业的发展，在抚州、饶州、吉州等地都有一批刀法熟练的刻字工人，使江西成为宋代印刷业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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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4:27
江右商经商大通道—中国南北交通中心枢纽

江右商帮是中国开拓力、实力、渗透力最强、分布最广的中国第一商帮。一批批江右商移民向全国扩张，他们向人烟稀少的地区迁徙，向商业欠发达省份迁徙，其中两湖、两广、云贵川的江西移民最多，如云南省就有近一半是江西移民，另外还有一些迁居海外的。江西移民中绝大多数都是经商，浩浩荡荡的江右商人迅速流向全国各地，占领全国广阔的市场，使江右商帮不断扩张，成行成市。中国大多数市镇流传着“无江西人不成市场”、“无江西人不成码头”之语。

分布于全国各地的江右商帮，对原有的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激发并促进了全国广大地区工商业的发展。

　　
中国东西南北交通中心枢纽—通江达海

唐代以来形成了以鄱阳湖为中心的放射性网状交通。从鄱阳湖入各大河流及其重要支流可到江西境内各州；由其河流与周边的关口隘道联系可进入江西周边的各个地区，其中江州-鄱阳湖-赣江-大庾岭贯穿江西南北，是最重要的交通线。从鄱阳湖-长江上中下游干支流-大运河，江右商深入全国各市镇的经商大通道。

唐代以来，江西形成了以鄱阳湖为中枢的水陆交通网。江西水路交通以鄱阳湖为中枢，以赣江、抚河、信江、修河、饶河及这些河流的支流为脉络，将整个江西连为一体。陆路，尤其是与周边地区借助平行山脉间的孔道的陆路交通，与水路一道，构成江西完整的水陆交通网。

以鄱阳湖为中心，从鄱阳湖溯赣江而上可到吉州，再到虔州，而从赣江入其支流袁水可到袁州（今宜春）；

入支流锦江可到筠州（今高安）；入抚河可到抚州；入信江沿江而上可到信州（今上饶）；入饶河可到饶州（今鄱阳）及其重镇浮梁。唐末五代江西腹地与周边地区的交通由水运和陆运连接而成，从江西的运输中心——鄱阳湖到各周边地区均有便利的交通线。

1、赣江-鄱阳湖-长江上游干支流，全省江右商进入两湖、云贵川的商业大通道

2、赣江、鄱阳湖-长江-大运河，全省江右商深入安徽、江苏、浙江、山东、河北的商业通道

3、长江-江州-鄱阳湖-赣江-大庾岭线。唐代以来，从鄱阳湖向南至洪州（今南昌），再由此溯赣江而上，翻越大庾岭可到达广东，即是赣江-大庾岭交通线路；向北经江州（今九江）、襄州（今湖北襄阳）直达中原。

江州-鄱阳湖-赣江-大庾岭线是纵贯江西的主要交通干线，也是江西最重要的商路，亦是古代中国重要的道路之一。这条道路连接岭南与淮南及中原地区，对这些地方的经济交流起了重要作用。此路也带动了江西的商业发展，使洪州成为了当时东南的一大都会。

从鄱阳湖出江州（今九江）可进入长江。江州是鄱阳湖区的物资集散地和江西北部的咽喉，其“路通五岭，北导长江，远行岷江”。由江州出江西沿长江而上到荆南、湖南和川蜀一带；沿江而下能到淮南即安徽和江苏南部地区，是当时江西最重要的两条交通干线之一。

　　4、.鄱阳湖-饶河-阊江-徽州线。从鄱阳湖入饶河，到饶州（今上饶）浮梁，再由阊江可入安徽歙州祁门，是唐代以来江西进入安徽的重要交通道路。江西与安徽另一条水路是婺水。婺水从北向南流经婺源，注入鄱阳湖，也是沟通江西和安徽的要道。

　　5、.鄱阳湖-信江-玉山-浙江线。从鄱阳湖到信江，过玉山，是江西进入浙江的重要道路。这条线路是唐代全国三大交通线路之一——长安到东南交通线的一段。

　　6、汀州-虔州-郴州线。汀州-虔州-郴州线是这时期横跨赣南的一条交通线，也是江西东通福建汀州、西至湖南郴州的一条道路。它与赣江-大庾岭路共同促使虔州（今赣州）成为赣南交通枢纽。两条交通线的存在使赣南成为“四省咽喉，而粤则南赣肩背，郴、衡其左腋也，汀、漳其右臂也”

　　7、洪州-赣江-袁水-宜春-湖南线。这一时期，江西到湖南亦有交通线：一是虔州到湖南郴州；二是出江州经长江到湖南岳阳；三是自洪州出袁州（今宜春）到潭州（今长沙）。人们从洪州出发，溯赣江而上入其支流袁水，逆袁水西到袁州，再由袁州出江西进入湖南的潭州，“取袁州至潭州，总一千二百里”〔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6，因此袁州成为“湖湘之孔道”，并作为枢纽促进了湖南与江西的经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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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4:27
江右商帮经营行业

粮食、木材、餐饮业、茶业、矿业、瓷业、盐业、金银首饰业、铜铁铸造业、钱庄业、典当业、银行业、水果业、鱼业、蓝靛、油料业、苎麻业、毛竹业、漆业、布业、烟草业、酒业、制糖业、纸业、笔业、砚业、书业、百货业、船业、运输业等行业是江右商帮广泛经营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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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4:29
粮食业—江右粮商

江西农业开发历史悠久，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所知的最早的稻谷遗迹，证明早在一万多年前江西人已经开始生产稻米。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西进一步发展，东晋在京城之外有三大粮仓，其中两大粮仓在江西，即豫章仓和钓矶仓，这两仓均是“大贮备之处”〔唐〕魏征。

唐代“庐陵户余二万，有地三百余里，骈山贯江，扼岭之冲……土沃多稼，散粒荆、扬。”稻米能运销荆、扬等州，足见当地产量之多。吉州庐陵有一大米商龙昌裔“有米数千斛粜，既而米价稍贱”其售米行为直接影响庐陵市场的米价，成为威慑一方的大贾。米商往往于丰收之际收购粮食，“积米以待踊贵”，从而影响当地的粮价；或者将粮食运往缺粮之地以获取利益。“江西诸郡，昔号富饶，庐陵小邦，尤称沃衍。一千里之壤地，粳稻连云；四十万之输，将舳蔽水。朝廷倚为根本，民物赖以繁昌。”（宋代）“惟本朝东南岁遭米六百万石，以此知本朝取米于东南者为多。然以今日计，诸路共六百万石，而江西居三之一，则江西所出为尤多。”（宋）

清代江右粮商粮食外销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条：

一是由长江而下至江浙地区，湖广、江西地方，粮米素丰，江南、浙江，咸赖此二省之米”，南京“皆湖广、江西上游米粟所汇聚”

二是由长江出口，经江南转运，由海道运至福建，“江、湖二省，从内地至闽，必由长江而江南换海舶，方可出口海运

三是顺章水南运到大庾岭，然后挑运到广东南雄；四是由赣州溯贡水到会昌绮门岭、周田坡，然后转运到潮州

五是由九江向北沿昌江运往安徽，所谓“徽州府属山多田少，所出米谷，即丰年亦仅供数月民食，全赖江西、浙江等处贩运接济”。

　　大量粮食经商人之手源源不断地输往江南，不只作口粮，也有相当多的数量用于酿酒。如嘉庆时，然苏州无论丰歉，江（西）、（湖）广、安徽之客米来售者，岁不下数百万石。良由槽坊酤于市，士庶酿于家。本地所产，耗于酒者大半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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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4:29
茶业—江右茶商

唐代茶树、果木、纤维植物等经济作物也得到广泛种植。当时在洪州（州治在今南昌）、饶州（州治在今鄱阳）、江州（州治在今九江）、吉州（州治在今吉安）、袁州（州治在今宜春）、虔州（州治在今赣州）、筠州（州治在今高安）等地都有植茶，其中洪州、袁州、吉州、虔州的茶均有名茶或好茶，而饶州地区产茶最多，产地亦最广，饶州又以浮梁茶最负盛名。自唐代历吴、南唐，至宋初，政府每年从江南东、西路议购茶叶1000余万斤，其中大都出自江西，唐德宗在位时始征茶税，全国每年征收茶税四十万贯，江西仅浮梁一地每年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占全国的八分之三。唐代以来，江西形成江右茶商集团，江西鄱阳县安仁里细民吕用之的父亲吕璜“以货茗为业，来往于淮、浙间”，吕璜是当时专门将淮南地区（包括江西）的茶叶长途贩运至荆南进行贸易的富商大贾。唐代江西产茶地区很多，是唐代茶叶生产中心，饶州、吉州、信州、洪州都是当时重要茶叶产地，其中洪州西山白露茶等是茶中精品。唐代江西茶叶不仅质量好、产地广，而且数量惊人，其间尤以饶州浮梁县为最。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诸路各州产茶数，江西地区共463万余斤，约占总数1781万余斤的26%，居第一。产茶额超过百万斤的共有七个州，其中以隆兴府（洪州）最多，为281万余斤。

江右商帮的足迹也遍布福建、两广。明代学者王世懋发现福建建阳、邵武、长汀等地居民的口音与江西口音相似，一经询问，原来这里有大量江西商人的活动与入籍。以盛产武夷茶著称的建宁府为例，茶农茶商几乎都是江西人，每年早春二月，总有数十万江西人来到这里，筐盈于山，担接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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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4:30
木材业—江右木材商

江西山地森林资源丰富，因而木材商人也较多。唐代各地高山之上有“木客”专门砍伐木材与人进行交易，他们“斫杉枋，聚于高峻之上，与人交市以木易人刀斧”〔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8，吉州也有木材商活动，如商人徐彦威在信州购买木材，再贩卖到苏州、淮南一带，往返一趟，能“获钱数十万”。赣州年销1600万方木材，江右木材商在赣州木材上年获利就达数百万两白银，

矿业—江右矿商

江西矿产资源丰富，唐宋是中国全国矿冶中心。

江右商人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直接投资于矿冶业，从事铜、铁等的冶炼和经营；二是收买农户或手工业者的原料或半成品，自行设场加工，生产商品。

明宪宗十七年（1481年），刑部因江西商人携带绢布、火药等物品涌入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买卖铜铁、聚众开矿，疏请申禁，“江西人不许往四川地方交结夷人”。《皇明条法事类纂》卷29，《江西人不许往四川地方交结夷人讦告私债例》。

西南三省是矿产资源极为丰富的地区。在这里，常常聚集江右商开山觅矿。特别是清初罢官矿听民开采之后，西南矿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康熙末年，四川“一碗水地方聚集万余人开矿，川西的昭觉县，“当乾嘉时，矿厂甚王（旺），汉人居于斯土者成千万计。滇、黔是当时全国矿业最发达的地区。贵州“银铜黑白铅厂，上下游十有余处。每厂约聚万人、数千人不等”。在云南，“滇省矿厂甚多，各处聚集砂丁人等不下数十万，每省流寓之人闻风来至。

丰富的矿产资源，吸引着江有厚积资本，开矿觅利。特别是滇省铜矿，江右商人更视为利数。江、川、湖江右商帮大商巨贾。每开一厂，率费银十万、二十万两不等。明清西南矿业的发达，与江西商人的积极投资经营是分不开的。

江右商人在西南的采矿业中，表现出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相结合的经营方式。江西商人往往集行商和矿主身份于一身，开矿、贩运贸易两不误。云南永顺东南的卡瓦地区（今云南凤庆、永胜东南），打槽开矿及走厂贸易者，不下二三万人”。其中主要是江西人。“其平常出入，莫不带有货物，故厂民与商贾无异。”

江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一带的冶金采矿业，皆操于江右商之手，可见江右商人投资矿业已成风气。如金溪县商人陈文楷曾经商于四川，后进入云南，“开场冶铁于桐梓、綦江间。获得丰厚的利润；又如新城县（今黎川县）饶大俊，经商于福建，于沙县设场开矿冶铁等等。江西本省铁矿主要位于兴国、长宁（今井冈山市）、上犹三县，本地商人多投资开采，江西长宁籍江右商人严永盛和钟常丰各自经营冶铁工场四座；嘉庆十七年（1812年），长宁商人赖赵兴也曾经营铁冶工场等等。

江西萍乡籍江右商文廷式创办康泰福煤号，买机器开采安源煤矿，兼营炼焦运输。后与汉阳钢铁厂、大冶铁矿合组成汉冶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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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4:32


盐业—江右盐商

盐是唐代江右商经营的重要商品，不少人以从事食盐贩运而致富。唐代诗人白居易曾作《盐商妇》诗，”盐商妇，多金帛，不事农桑与蚕绩。南北东西不失家，风水为乡船作宅。本是扬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商客。绿鬟富去金钗多，皓腕肥来银钏窄。前呼苍头后叱婢，问尔因何得如此？婿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盐商妇》对暴发的江右盐商及盐商妇作了描写，从诗中可以看出，江右商因从事食盐贩运，获得高额利润。



宋代江西主要以食淮盐为主，但地处江西中南部的吉州、虔州的民众因临近闽粤地区，许多江右商私贩闽粤盐，出现了众多江右盐商，“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往往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梅、循、惠、广八州之地。”十百为群，与巡捕吏卒相斗格。”（宋）“江岭之交，最多盐贼，起而为大害者，往往有之矣。此本良民，但为衣食，与商贾何异哉。〔宋〕李觏：《李觏集》

动以万计，皆是虔州诸县平时搬贩私盐之人（宋）赣、广间，常以岁杪贩盐，空聚落往返，号“盐子”〔宋〕

阎大翁者，居鄱阳，以贩盐致富，家资巨亿。夫妇皆好布施，诸寺观无不沾其惠。〔宋〕

　　信州盐商范信之说，奉佛喜舍，日课诵观世音名万遍。每入市，逢人携飞禽走兽及生鱼鳖虾蛤，必买而放之……或一日费钱二三万。〔宋〕

江西、两湖、西南、两广的盐商大部分是江右商人，西南井盐、两广海盐为江右盐商垄断、扬州苏北盐场、中国北部长芦盐场也活跃大量江右盐商。

　　江西抚州市临川县温圳镇杨溪李家村就出了李诞辰、李宜民两个大盐商。

李诞辰经商，后成为为两江盐督。李诞辰便一跃成为两江之地最大的盐商。海盐流出去，银子流进来，生意越做越大，称银子的秤砣要两个人才抬得起来……。

抚州府所辖的东乡县，民众经营广泛，“其无籍之民，不役纸厂，则贩私盐”，牵车者遍走通都大邑，远逾黔滇不惮焉”。

李宜民，（1704-1798）江西临川温镇圳杨溪李家村人，清代两广大盐商，居住在广西桂林。享有“临川李氏”盛名。李宜民一支笔一把伞独闯桂林，在广西一带经营盐业达数十年，是雍、乾时期广西巨富。李宜民垄断广西盐业，成广西最大盐商，其财富积累也迅速膨胀。不二十年，致富数百万两，后成广西首富。临川李氏一支，自李宜民起，在桂林世代繁衍，终致成为“富比王侯，园林半城”的鼎盛望族。

江右临川籍盐商李宜民初因经商不利，往广西桂林，佣书自给，积有余资。后往云南太平土司一带从事贩运活动。李宜民是一位颇具胆略心计的知识型商人。

雍正年间，大府议两广盐法，裁商鬻归官，所在置粜运。有司以宜民诚悫练达，令其勾当……既而桂林、柳州、浔州、太平、镇安诸属盐禀悉任之。乾隆戊寅（1758年），大府复议罢官销，集商运，无敢应者。粤商率其众请于大府曰：“非宜民不可。”宜民乃规画公利，岁发巨舶百余艘，濒海出滩峡，水风宴如，运日济。大府寻议加引，诸商畏缩，皆谢去。（宜民）遂独任焉。而鹾务日见起色，家益日饶。这段材料一方面向我们提供了清代地方官府对盐业的干预及对盐商多方敲剥的情况，一方面又展示了李宜民由一般商人继而转变为盐商的发家史。从时间上推算，李宜民督理两广盐务前后长达数十年之久。后其侄李秉裁亦赴粤，宜民令其“督悟州盐埠，刷弊杜私，深赖其力”。江西丰城县籍江右商盛朝澜则因在广东经营盐业致富，捐资议叙广东盐课司提举。这里，李宜民和盛朝澜分别代表着江右盐商两条不同途径：一为官府笼络，一为自行捐纳。

查日乾（1667-1741），祖籍江西临川，天津大盐商，芦盐巨富。在天津东门里建宅水西庄,是清中期天津文化史上十分著名的一座古典园林，查日乾长于持筹，业盐致富，家遂中兴，蔚然成为津门豪富。在天津东门里建宅水西庄,是清中期天津文化史上十分著名的一座古典园林，也是当时全国三大著名私家园林之一。曹雪芹曾寄居于此，成为《红楼梦》大观园的重要原形。

　　廖可亭，江西临川人，扬州大盐商，淮盐巨富。廖可亭在扬州当今遗存各类房屋约有150余间，建筑面积约3300 余平米。

　　华联辉（1833—1885），祖籍江西临川。华联辉主要经营盐业，开设“永隆裕”盐号，是贵州最大的盐商。同治一年，在茅台最先开设“成义烧房”，成为茅台酒的创始人。华氏家族，兴盐业、建酒房，创办“文通书局”等文教产业，华家捐银赈济，捐资助学，助饱以及被当时的政府和军队索要和借用的款项合计超过二三百万两。华氏家族累积财富、投资文教，惠及桑梓、创立品牌、振兴实业、以济民生。

江西安庐陵县籍江右商周扶九—勤奋拼搏、勇于开拓成中国首富

周扶九(1831--1920) 名鹃鹏，字泽鹏，号凌云，江西吉安庐陵县（吉安县）高塘乡人,近代中国扬州最大盐商、近代中国金融家、上海滩地皮大王、上海滩黄金巨子、近代中国实业家，其资产达5000万两白银，是中华民国初期的中国首富，周扶九的商业版图终生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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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4:35
钱庄业、典当业、银行业—江右钱商


江西的货币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西汉就有铜钱的铸制流通，唐宋代江西铸钱最盛，设置的铸钱监院最多，是唐宋铸钱中心。江西信用机构产生也较早，在唐宋时期就有典当店铺经营抵押信用活动，清代又有钱庄银号的兴起。


　　江右商的金融网络：江右商典当、钱庄、银行遍及江西、两湖、西南、两广、江南、江淮、中原、西北

　　中国钱庄的产生可追溯到1200多年前的唐中叶，中唐时期便有了兼营银钱的组织，称谓“柜坊”，开初由商铺兼营，后来便由专门机构经营了。


　　北宋时期就出现了“钱铺”，明末清初，其业务有了扩充。以后逐渐与从银铺发展而成的银号并驾齐驱。到19世纪70年代，钱庄发行的庄票，是很受欢迎的信用工具。钱庄能遵守信用，到期如数支付。


　　乾隆年间，江西丰城白马寨村杨学修的典当行和钱庄遍及两湖两广，计有典当行、钱庄40多家，古代钱庄、近代票号、银行不是垄断行业，江右商完成资本积累大量进入金融业。


　　南昌：奉靖江右商是以奉新、靖安两县而得名，包括王德舆的源源长钱庄、张树斋的德昌祥钱庄、陈筱梅乾大信、德大信两个钱庄等12家钱庄；吉安帮、南昌帮则分别以吉安府、南昌府而得名，其中吉安帮9家钱庄，南昌帮数量最多，达30家。此外还有抚州帮4家钱庄。裕丰钱庄、松盛信钱庄、万和厚钱庄、义昌仁钱庄、裕通钱庄等，吉安帮资力雄厚，经营范围也较广，他们团结紧密颇能互助，擅长经营，除在本省主要城市设有分庄或联号外，在省外如湖南长沙、常德、衡阳、湘潭，湖北汉口、荆州及上海等地均有分庄。


　　景德镇钱庄：钱庄最盛时期，全镇区有35家钱庄，大多是江右商经营。


　　武汉：清末南昌怡生厚钱庄、汉口怡和兴钱庄、怡和利钱庄、怡生和钱庄是江西庐陵籍江右黄兰生兄弟所开设，黄兰生兄弟资产200万两白银，三怡钱庄在清末汉口的钱业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其不仅吸纳了巨额的士绅存款，而且武汉三镇在当时举足轻重，官员的官款、公款或私款都存在三怡钱庄。汉口三怡钱庄因此吸纳了武汉三镇大量的钱款。1908年，怡和兴，怡和利、怡生和三家钱庄由于亏欠铁厂巨款，以致周转不灵，连带影响南昌怡生厚钱庄。该钱庄宣布倒闭，不过谁也没料到，这家钱庄的倒闭给汉口政、商两界造成巨震。


　　长沙：春茂钱庄、谦和钱庄、裕顺长、万裕隆名四大钱庄的资本占了长沙市数十家钱庄资金的50%以上，除裕顺长”的大股东为湘潭人外，其他3家都是江西人开设的，长沙市里最有名的金融街，街上钱庄和批发商行的老板,大多是江右商。
　　
　　西南：江西抚州籍江右商汤子敬同生福钱庄、源远长钱庄、正大昌钱庄、德大永钱庄、正大永钱庄、永美厚银行（长江中下游城市武汉、沙市、上海等七家分行）、四川商业银行、川康殖业银行。


　　周扶九(1831--1920) 名鹃鹏，字泽鹏，号凌云，江西吉安庐陵县（吉安县）高塘乡人,近代中国扬州最大盐商、近代中国金融家、上海滩地皮大王、上海滩黄金巨子、近代中国实业家，其资产达5000万两白银，是中华民国初期的富可敌国的中国首富，周扶九的商业版图终生不断扩大。


　　周扶九发家后不仅继续做盐票生意，同时将积累起来的资本在长沙、常德等地开设钱庄。不到20年时间，武汉、长沙、常德、扬州、镇江、徐州、南昌、九江、赣州、吉安、上海、南京、芜湖、湘潭等地都有他的钱庄。


　　黄文植 (1879—1939) 名贤彬，江西南昌市南昌县人，近代武汉商业巨子、近代中国爱国实业家和金融家。13岁时由族兄携至湖北武穴镇曹裕隆钱庄学徒，因勤奋经营，被提为经理。


1912年，邀集同乡好友筹集资金开设义成钱庄。资金积累增加，合资开办同慎钱庄和聚昌钱庄。他在武汉先后开德成银号和大孚银行，并任大孚银行董事长。


　　1920年以后，黄文植将经营商业的重心由武穴镇转移到汉口。黄文植负责经销湖北、江西两省的精盐业务。后又与久大精盐公司合组大同盐号，业务扩展。1927年宁汉分裂，湖北全省食盐供应极为紧张，而大同盐号却拥有大量食盐，一年中获利100多万银元，九江经销处获利20多万银元。随着经济实力增强，他在武汉先后开德成银号和大孚银行，并任大孚银行董事长。1936年九江久兴纺织公司获利216万余银元。商战屡屡获胜，声誉与日俱增，公推为汉口总商会会长。


江西靖安县籍江右商陈筱民国元年又随李纯到天津创业，在天津、上海、武汉、扬州拥有多家钱庄盐号，出任南浔铁路总董。


江西抚州南丰县籍籍江右商包竺峰在上海、南京、徐州、南昌拥有多处钱庄油行、布行、民国时期回乡建江西大旅社和包家花园，投资创办江西银行。


江右商人在西南经营典当业


典当一般以土地、房产、贵重物品或农作物作抵押，并立有相应的文契。它伴随着江右商人的活动足迹而遍布西南各地。如在云南，明成化初期该省姚安府有江西安福、浙江龙游等地客商不下三五万人，遍于城市乡村。这些商人进行了大量的借贷活动，史载：“遍处城市、乡村、屯堡安歇，生放钱债，利上生利。收债米谷，贱买贵卖。”由此可见，江右典当商势力之大，而江右典商中尤负盛名的则属抚州商人。江右典商一般兼放高利贷，他们在西南的经营活动，直到清代中后期仍盛行不衰。江西商人在湖北地区活动频繁，借贷活动较为常见：地多异省之民，而江右为最。


广东连州、高州等地也有不少关于江右商人施放子母钱的记载，江西吉水县江右商周松冈，幼年时父亲去世，母老弟幼，家力不济，于是辍学经商，独身前往湖北汉川经营商业借贷，获利丰厚并将之寄回家，支持兄弟完成学业，以及作为弟妹的婚嫁财资。


河南邓州名士李贤则对江西商人在当地放债的情况进行过描述，江右商人在当地经商者众多，他们往往在春夏新米出来之前、民众急需钱财买米之时，向当地民众进行借贷，待秋收后再予返还本息。在邓贤看来，这使得当地民众的财富大都流进了江右商人的腰包，故认为江右商人“谲而且智”。


李渡码头货船曾沿堤排开数公里


抚州商帮为江右商帮的一个分支，进贤县李渡、文港等乡镇原来属于抚州地区，同时也都是紧临抚河的地区。


　　李渡当年船运的货物码头，停靠的货船沿河堤排去有数公里长，各色货物上上下下。从晚清到抗战时期，李渡的商贸达到最高峰。那时李渡人开了俊记、慎孚等数家钱庄，有几家的银票还可在上海、汉口等地通用。货币流量达到了平均每天20多万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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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4:37
造船业—江右造船商


“豫章诸县，尽出良材”，江西盛产优良材料，为江西造船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造船业是历代江西工业支柱之一，江西造船业为中国之冠，江西人从远古时期生产独木舟到生产巨型商船和战舰，汉武帝时期在江西南昌建造了大型战舰浔阳楼船，汉朝一次能出动2000艘楼船舰队，20万水军，舰队中配备各种战舰日行百里。贞观十八年（644年）七月，唐太宗李世民诣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载军粮”，至五代时江西造船业仍很兴盛，如南唐洪州节度使朱令赟率战舰数百艘与宋军作战，其“大舰容千人，朱令赟所乘舰尤大，拥甲士、建大将旗鼓”，其高“数十重”，江西造船业兴盛，唐代著名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所描述的“舸舰弥津，青雀黄龙之舳”、“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尽现江西舟船之盛，江西的洪州（今南昌）、饶州（今鄱阳）、江州（今九江）成为中国造船中心。江西造船业为中国之冠—占据宋代半壁江山，宋真宗时期各地造船的数量共计2634艘，江西单吉、虔两州就达1130艘，约占总数的43%，居全国第一位。南宋时，洪、吉、虔三州造船场三州造船达数千艘以上，其他如抚州、江州也有造船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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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4:38
江右商帮之1500多座江西会馆

江右商帮群体的净明文化—1500多座江西会馆和万寿宫


许真君深受历代江右人的爱戴，江西万寿宫有1600多年的历史，江右商帮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的经商浪潮，1500多座江西会馆和万寿宫是遍布全国和海外是江右商帮向全国不断扩张的历史轨迹之一。汉口、沙市、长沙、湘潭、常德、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福州、广州、南宁、桂林、南京、苏州、杭州、上海、扬州、徐州、聊城、济南、天津、宣化、北京、邓州、信阳、商水（周口市）、开封、西安、兰州、东北等全国各市镇和海外建1500多座江西会馆和万寿宫。


万寿宫中祀许真君，许逊，江西南昌人。江右商帮的江西会馆（万寿宫）不是道士修真之地，而是江右商帮联络中心，重庆万寿宫里面经常有江右商一百多个商业团体日夜办公，晚上灯火通明。江西会馆和万寿宫具有为江右商提供融资、商业信息交流、议事调解裁决纷争、举办公益慈善事业场所。江右商人之所以敬奉许逊，一方面是寻求精神寄托，以许逊净明道规范江右商行为，树立义贾形象，使其不至于见利忘义，也是江右商讲究“贾德”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是因为江右商人是一个乡土性很强的商业集团。


江右商在利润刺激下远涉千里客居异地，因商业竞争、文化隔膜和土客冲突，江右商相互联络，抱成一团，以众帮众。江右商帮能成为称雄中华工商业900多年中国第一商帮，江右商帮长盛并不断创造辉煌，与江右商结合成这种商帮组织的形式是分不开的。


江右商帮是中国开拓力、实力、渗透力最强、分布最广、人数超雄、操业最广的的中国第一商帮。江右商帮从地域看有府帮、县帮；从行业看有药帮、瓷帮、粮帮、木帮、盐帮及茶叶、绸布、纸张、金银首饰、钱庄、典当等各种行帮；从经营方式和人员构成来看，其中又有坐商、行商，三教九流应有尽有，地缘、亲缘和业缘环环相扣。有些府帮、县帮外出经商常常是每到一处，首先建江西会馆。既有江西全省各府商帮合建的江西会馆，而在其周围还有各府、县商帮所建的府县会馆，如抚州会馆昭武宫、南昌丰城的豫章会馆轩辕宫、临江会馆仁寿宫、庐陵会馆石阳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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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4:39
江右商帮遍天下

唐宋元明清民国经商贸易已成为遍及江西各府、州、县的社会风气。


北宋时期，当时江西地区人口达446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10，位居全国各路之首。元初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江西人口达1400万，江西地区在册户、人口数分别占全国的20.2%和23.3%居全国各省之首，而江西地窄人稠，故民多经商。


江西人仅从明初到明末近1000万江西人（净流出）移居湖广（两湖），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东进福建，北上皖南，南下广东。这些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江右商人，或久居一方，或往来于江西与各地之间，形成了人数众多的江右商帮。江右商帮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出现了专职的行业经营者，其中既包括经营江西发达的工农业产品，如瓷业、茶业、布业、纸业、药业、木材业、米业等等，也包括外地特产或其他商品的经营，如对食盐、西南矿业等的经营。这些专职的行业经营者，或者世代传承，或者进行资本运营，为江右商帮的发展鼎盛作出了贡献。


中国流通领域内的大宗商品如粮食、食盐等必然成为江右商人经营的重要内容，而且举凡江西的一切工农业产品，如茶叶、瓷器、纸张、苎麻、夏布、蓝靛、烟草、油料、木竹、药材，以及笔管、书丝、石炭、烧酒、柑橘、甘蔗等，只要有微利可图，皆可成为江右商人负贩经销的物品，并以逐渐扩张。尤其以江西、两湖、云贵川、福建、两广流通领域的商品绝大部分掌握江右商帮手中，为江右商帮源源不断创造巨大的利润。江右商在河南、江浙等地也很活跃，当地市场上的许多货物都来自江西或出自江右商之手。江右商帮的活动江右商帮给全国广大市镇带来工商业勃勃生机，对历代江西社会经济和全国经济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明宣德十年（1435年），河南南阳知县李桓圭上书明廷，说该地有许多江西商人，放贷生息，累起词讼，要求申明禁约。天顺、成化时的大学士李贤，也说他家乡邓州四方商人云集，“西江（即江西）来者尤众”〔明〕陈全之：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河南布政使年富甚至要求政府尽驱在当地的江西移民，尤其是江西商人。


河间府的瓷商、漆商，宣化、登州等地的书商、巾帽商等，也“皆自江西来”


陕南山区，历来是流民汇集之处，清陕西按察使严如煜说这里的土著居民不到十分之一二，其余的皆来自江西（江右商）、湖广（江右商为主）、广东、安徽、江西，而江西流民则多从事工商业活动。


极边如辽东、甘肃、西藏乃至境外异域，江右商人也携货往返，乃至娶妻生子、至死不归。如玉山县商人张良舒，长年在辽阳经商，积资甚富。同乡商人多在此有外室，并有人将佳丽介绍给良舒。可见当地江右商人不在少数。南丰县商人夏某曾多次出入西藏，往返贸易，最后病死于藏东旅次，竟然被他儿子打听到下落，扶柩而归可见这条商道也是江右商人的熟路。


王士性在万历时曾派人巡视缅甸，使者行程近万里，历时两个月，回报说只要有居民点，其头目往往就是江西抚州人，这些“抚人”又多为经商至此而定居的：视云南全省，抚人居什之五六，初犹以为商贩止城市也。既而察之，土府、土州，凡僰猡不能自致于有司者，乡村间征输里役，无非抚人为之矣。然犹以为内地也。及遣人抚缅，取其途经酋长姓名回，自永昌以至缅莽，地经万里、行阅两月，虽异域怪族，但有一聚落，其酋长头目无非抚人为之矣。〔明〕王士性


南昌有布肆，号“一文钱”。闻其创始之主至贫，惟余钱一文。乃以购面粉，拾破纸、鸡毛于市，范土为儿童所玩之鸡狗等售之。久之，积钱渐多，乃渐作小本经纪，勤苦贮蓄。遂设布肆，以资财雄于会城矣。〔清〕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农商类·商贾》。从中可以看出，店主原来仅余一文钱，但是通过在乡市间从事小贩小卖，勤俭致富，然后才在省城建立布肆店，走上较大经营之路，从中也能反映江右商的经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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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4:40
市场经济回归江右商再兴起

江右商在千年的商贸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创造了巨大财富，也形成了不少的流芳百世、令人景仰的人格精神。江右商那种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合共赢的协作精神，以义制利的儒商精神、潜心学艺的钻研精神、童叟无欺的和谐精神、勇于排难的战争精神、稳扎稳打的务实精神、胸怀大志的进取精神。这都是江右贤才爱国之心、爱乡之情的综合反映，不仅饮誉乡里，而且传颂海内，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在推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江右商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江右商创造中华最活跃的创业文化。瓷都、药都、铜都、锡都等地名，记载的是江右商帮创造的工商业文明，江右商帮称雄中华工商业900多年也反映了江右商人的创业精神和显著业绩。一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家的数量多少，素质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创业水平和经济竞争力。应该说，现在的江西人和过去的江西人没有太大的变化，当年江右商所有的特点，现在的江西人仍然具备。现代的江右商人，有着比先辈们更开放的思想、更先进的理念、更开阔的眼界、更丰富的知识，更卓越的胆识、更无畏的气概，而江右商先辈们勤劳、诚信、务实将成为溶入现代江右商人血液中的优秀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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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4:42
千万江右商人产业集群

中国2800多个县区、3万多个乡镇之千万江右商大展宏图


100余江西抚州籍江右商抚州打造500亿元变电设备产业，100江西安义籍江右商安义县打造300亿元建材产业，100余江西樟树籍江右商樟树打造300亿元金属家具产业，1万余江西南康籍江右商南康打造1000亿元家具产业。


200余江西抚州市黄龙坑村籍江右商在全国各地创办200多家木制品企业年销售额近20亿元，100余江西抚州临川大岗镇籍江右商深圳市创办100多家印刷企业年销售额近30亿元，200江西全南县龙源坝乡籍江右商广东东莞大朗镇创办200多家羊毛衫企业年产值近100亿元，3000江西丰城荣塘镇籍江右全国各地创办10000家超市，丰客隆、粤客隆、宏佰、富佳、明珠、江豪、新天地、星佳、港湾、金丰等超市集团年销售额近200亿元，2000江西德兴籍江右商黄柏乡创造200亿元窗帘产业。


400江西鄱阳县珠湖乡江右商在全国各地创办400家金刚石刀头企业年产值50亿元，2000江西抚州乐安籍江右商全国各地水产贸易年销售额近30亿元，3000江西抚州东乡籍江右商内蒙古二连浩特市从事边境贸易年销售额近30亿元，1000余江西抚州东乡籍江右商黑龙江绥芬河市从事中俄边境贸易年销售额近30亿元，1000余江西广丰籍江右商在全国各地创办1000家红木家具和木雕企业年产值近500亿元，5000江西抚州广昌籍江右商在全国各地创办5000家物流企业打造1000亿元物流产业，6000江西进贤籍江右商全国各地创办6000家医疗器械企业年销售额超1000亿元。


杨先进，江西抚州人，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广东石排镇，2016年公司产值超20亿元。


黄帅民，江西抚州人，广东唯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唯康集团已经发展成一家集智能楼宇综合布线产品、电子信息技术产品、教育教学设备产品等研发、生产及销售为一体的大型高科技集团公司，2016年产值达20多亿元。


刘明山，江西人，新疆新发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明山投资13亿元在新疆伊犁州建设新发地国际商贸广场项目，该项目占地500亩，总建筑面积60万平方米，新发地国际广场全部建成后，将是伊犁河谷乃至北疆最大的综合型商贸批发市场。


郭小铭，江西人，江苏威龙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威龙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位于江苏直溪镇，2016年底所有项目全部建成后，可年产电动汽车6万辆，销售收入可达2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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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4:42
江右商开拓和江右商开创

江西万年县籍江右商李才圣—中国农用无人机产业开拓者


李才圣，江西万年县苏桥乡人，深圳天鹰兄弟无人机创新有限公司创始人兼总经理。深圳天鹰兄弟无人机创新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精准农业和智能农用无人机研究与开发，以及无人机飞防、播种、喷洒固态肥料和农业数据采集与传输的创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天鹰兄弟集团先后在江西、安徽、新疆、河南、贵阳、黑龙江、云南、四川、韩国等地建立控股子公司。2016年9月深圳天鹰兄弟无人机创新有限公司在江西万年县投资5亿元建设包括年产1万架无人机生产基地、1万平方米的展示厅、无人机5S服务体验中心、无人机驾驶培训学院、办公楼及无人机作业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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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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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5:45
元顺帝时，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红巾起义，中原大地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战乱之中，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定都南京，第一个设省的地区就是江西。随着明朝对全国的统一，明军不断进兵两湖、两广、云贵，都以江西为基地。明军北伐中原，进军西南，战争连绵不断。相对而言，东南地区则战事缓和，生活较为太平。明朝统一中国的军力虽从南京出发，而军需给养则多依赖于江西供给。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随着军队的推进，江西人将本地的农副产品和生活必需品，行销到战事频仍的中原大地和华南、西南诸省。


与此同时，江西也开始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向外移民。浩浩荡荡的江右商帮便在这个时期逐渐地形成并迅速扩张至全国各地，占领了广阔的市场，赣商的队伍和经商范围也随之不断地扩大，渐成气候。

另一方面，明朝为防御倭寇的侵扰，实行了长期的禁海政策。国内贸易，甚至对外贸易，都依靠水上通道，这样一来，以千里赣江衔接南北的水道运输便十分活跃，自然带动了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拓展了江西商人的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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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5:46
古代有“江西填湖广”之说，也即是江西人口向湖广地区大规模流动，时间从元末明初延续到整个明代和清前期。造成“江西填湖广”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江西人口众多、耕地不足而湖广面积辽阔、人口稀少是基本原因；政府的强制与提倡、江西地区的赋繁役重则是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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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5:46
从元末到清初的三、四百年间，到底有多少江西人流向湖广地区，有资料推测认为，元末明初江西对湖南的移民占到全部人口的26.2%。以氏族计，78.5%来自江西本籍，且多为民籍。清嘉靖时在江西任职的海瑞也曾分析说，江西的流民以吉安、抚州、南昌、上饶为多，除十分之一去了田多人少的本省南部赣南外，十分之九到了外省。在这些江西移民中，有不少是“挟技艺以经营四方”的手工业者和“负贩遍天下”的商贩，他们来往于江西与湖广地区，或者是长居外地，形成了人数众多的商人集团。

除了移民，还有很多并未脱籍的江西人选择外出经商。明代王士性有一段著名的概括：“江（西）、浙（江）、闽（福建）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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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5:47
湖广邻近江西，“趾相错，踵相接”，是江西商人的主要活动区域。武昌、汉口、汉阳“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俱以贸易为业”，故江西商人到武汉犹如跨门过庭。盐、当、米、木材、药材、花布，在汉口称六大行业，都有江西商人在经营。尤其是汉口的药材业，江西临清商人几乎垄断了这个行业。湖南的长沙、衡阳、湘潭，都是江西人聚居的地方。洞庭湖的岳州府，居民多以渔业为生，而江湖渔利，亦为江西商人所垄断。明清时期湖广一带一直流传着“无江西人不成市场”的民谚。

与“江西填湖广”几乎同时，明清时期还有“湖广填四川”的说法。江西移民有的在湖广地区停下了脚步并永久性留在了那里，有的则一路向前继续向四川、贵州、云南等地进发。首选地便是四川，当时主要是沿长江、嘉陵江流向川东地区及成都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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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5:48

“无江西人不成市场”
可见“江右商帮”
对当时的贸易和市场
影响力有多大


江西商人利用地理之便，同样跻身于福建、两广地区。福建、广东本地也有商帮，不过他们的贸易重点是在海上，所以是以海商为中坚的商帮，而省内的山区地带，基本上都是江西商人活动其间。

明代学者王世懋发现，福建建阳、邵武、长汀等地的居民口音与江西口音相似，一经询问，原来与大量江西商人的活动及入籍有关。以盛产武夷茶著称的建宁府为例，茶农茶商几乎都是江西人，每年的早春二月，总有数十万江西人来到这里，“筐盈于山，担接于道”，或做茶生意，或替茶商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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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5:48
广东的主要城市广州、佛山，江西商贾亦“人数殷繁”。广东潮州、惠州等地棉纺业所需棉花，有一半左右靠江西商人从饶州、南昌等地运来。吉安布商有在广州、佛山等地设立“粤庄”者。

江西商人还有不少因在广东、江西两地贩盐而大发其财：广东历来是有名的产盐区，唐代以前，由于大庾岭所阻，江西全省只能食淮盐。但淮盐产区远离江西，尤其离江西南部较远，而且又是溯江而上，运量受到限制，价钱奇高。加上遥远的运途中日晒雨淋，盐丁舞弊，掺杂夹沙，以至江西的食盐既贵且差，民众苦于淡食。大庾岭道拓宽后，大余、赣县、南康等地商人便翻越梅岭到广东境内去贩运食盐，江西专食淮盐的格局打破，百姓也得到了一定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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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5:49
稍远一点的广西桂林、柳州、浔州、太平、镇安等地，来自江西的盐商、茶商、木材商、药材商也活动频繁。尤其是梧州，地处左、右江会合要津，百货往来，帆樯林立，其繁荣程度在清前期几乎与汉口、湘潭比肩，江西商人在这里所开设的商号有百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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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5:49
东北方向的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历来是明代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徽商、晋商在这里有相当大的势力，但江西商人也很活跃。江西商人经赣江、过九江东下，或经玉山抵浙江，频繁往来于江浙皖，主要做贩卖生意，即将江西出产的稻米、大豆、瓷器、夏布、纸张、木材、烟叶、桐油、茶油、靛青等运往三地，而将三省盛产的食盐和丝、棉织品销往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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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5:49
当时江苏省城南京主要靠江西、湖广的粮食供应，江西商人“岁岁载米依期而至”，卖米给南京人，又从南京人手中买回布匹。除南京外，江南许多城市和市镇都缺粮食，江西商人活跃于金华、杭州、宁波、绍兴、衢州、湖州、严州、台州等地。江西商人从事盐业经营，一般都是较富裕商人，他们贩盐的途径，一路由徽州的祁门、建德进入江西德兴等地，另一路则由广信府的贵溪运往饶州府各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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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5:50
江苏扬州为江淮百货的集散地，在扬州的各地商人，以徽商最多，其次是陕商、晋商和江右商人。江西盛产木材，而扬州到处海滨，木材短缺，将江西良材运至扬州，可获数倍之利。除了木材之外，从江西沿着长江运往扬州的货物，还有浮梁的茶叶、河口的竹编、南丰的蜜橘、广昌的白莲、南安的板鸭、都昌的银鱼、安福的火腿、余江的木雕、吉安的樟木箱、景德镇的瓷器、泰和武山的乌骨鸡等等。到明清时期，两地间的通商更加频繁，而且以食盐为大宗，盐商扮演了物流中的主角。清末扬州八大盐商中，江西商人就占了三位，分别是周扶九、萧云浦和廖可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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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5:50
元代江西行商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幽燕关陕、八闽两广、荆楚川蜀，而以京师大都、荆蜀为主。浙江诸暨人王冕《船上歌》描述了一户以船为家者在运河和长江中下游沿线的观感，其中有“君不见江西年少习商贾，能道国朝蒙古语。黄金散尽博大官，骑马归来傲乡故”之语。这几句诗表明，当时江西经商者颇多，经商的最终目的是“博大官”，习蒙古语和经商都是服务于此。要达到这种目的，高官云集的大都京师无疑是最佳去处。江西的著名墨工南昌朱万初、清江潘云谷携墨售于京师。贵溪倪文宝、鄱阳童某也以制毛笔为业，所制之笔也都远销至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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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5:51
到了明代，张瀚《松窗梦语》说：“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江）、（南）直次之，闽粤又次之。”当然，江西商人财不大，气不粗，他们上京城发展，只能依靠自己的一技之长，所谓“百工技艺”，就是一些有手艺的小商小贩，诸如做糖人、补瓷器、冶铁铸器之类。较上档次的是一些瓷器商、茶商、纸商和书商。比如说书商，一些弃儒经商者对此颇有兴趣。经营书既可牟利，又是一种精神寄托，是一门比较高雅的行业。江西书商中，以抚州人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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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6:04
另外一个研究版本

江右商帮

江右商帮最早兴于北宋时期，当时江西地区人口达446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10，位居全国首位；而江西地窄人稠，故民多弃农经商。到了各大商帮纷纷兴起的明朝，时人谢肇制在著作《五杂俎》中称：“天下推纤啬者，必推新安与江右。”将其拿来与徽商（即新安商人）比较，可见江右商帮在明代仍占居着重要的商业地位。

概况

出处：《日录杂说》

要说到在10大商帮中最早成形者，还轮不到此前我们已经介绍过的徽商、晋商等，位处江西、声名并不显赫的赣商却处于领先。

赣商在历史上被称为“江右商帮”。据明末清初散文家魏禧所著的《日录杂说》上记载“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遂得此名。

尽管在江右商帮中，既没有出现像徽商那样坐拥巨资，堪与王侯相比的富商巨贾，也没有形成像晋商那样经营着垄断行业，也不能如浙商那样成为中国近代资本的源头，但江右商帮以其人数之众、操业之广、渗透力之强为世人瞩目，对当时社会经济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湖广，有“无江西商人不成市”的说法；在云贵川“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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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6:05
遍天下

江西地处长江中下游以南，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物产丰富，有瓷器、茶叶、纸张、夏布、大米，药材、木竹、烟草、蓝靛、煤炭、钨砂等等，为江右商帮对外输出经营的主要产品。据统计：江西每年外输粮食达500万石、茶叶500万斤、夏布230万匹、售纸50万两，均居全国之首。

宋末元初，景德镇瓷业迅猛发展，青花瓷烧造的成功使江西在全国瓷业输出独占鳌头。而进贤毛笔、烟花，广昌白莲，南丰蜜橘，临川西瓜，铅山造纸，宜黄夏布等特产均驰名海内外，并为江右商帮带来巨额利润。

江西人走州过府，随收随卖，操业很广。抚州人艾英南不无自豪地说：“随阳之雁犹不能至，而吾乡之人都成聚于其所。”吉安人彭华也说：“（吉安）商贾负贩遍天下。”江右商帮的一个分支抚州商帮，其经营的产品有粮食、陶瓷、布匹、烟草、蓝靛、药材、木材等。如宋代的抚州布商陈泰，生意做得很大，他在各地雇佣了中间人，协助将资金预先贷给金溪、崇仁、乐安以及吉安等地种麻、织布的农民手中，而后再收购他们的布匹产品。陈泰以预付定金的方式垄断货源，这种经营方式非常具有超前意识。而抚州木材资源十分丰富，商人们就将木材分别从赣江，抚河顺水而下，然后出湖口，入长江，运销到南京、扬州、常州及武汉等地。清代中期以后，乐安县流坑村之所以能在科举衰落之后，仍然延续昔日的繁荣，靠的正是该村拥有数十人之多的木材商人集团和源源不断的商业利润的滋养。

江西会馆很多，遍布全国。湖广是江西人徙居的一个重要地区，因距离不远，来往方便，故“豫章之为商者，其言适楚，犹门庭也。”所以在湖广的江右商很多。云、贵、川也是江右商的汇集区，他们既经商于城市，也商贩于乡村里巷，甚至深入土管辖区，代官府“征输里役”。还有的江西商人定居于山寨少数民族居住地，久而久之成为当地民族的酋长或首领。除两湖、两广、西南边陲外，江右商在福建、江浙、河南等地也很活跃，当地市场上的许多货物都来自江西或出自江右商之手。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居住在北京的经商、赶考和谋官的江西人很多。当时北京有41所会馆，其中江西会馆就达14所之多，位居第一。全国各地开中药铺的商人，十有八九来自江西樟树，故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之说。江右商的活动既是明清经济史的重要内容，也对明清时期的江西社会经济和全国经济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江右商内部也因地域关系分了不少商帮 ，清代的景德镇有“十八省码头”之称，商帮云集，其中较有势力的江西籍商人就有瑞州商人、奉新商人、南昌商人、建昌商人、临江商人、吉安商人、饶州商人、抚州商人、丰城商人、湖口商人和都昌商人。清代的河口镇“富商巨贾，共仰八帮”，其中江西籍商人占了三帮，即抚州商帮、南昌商帮和建昌商帮。不同地方的商人所经营的主要商品也大不一样，于是便有了临清药帮、河口纸帮、吉安布帮、景德镇瓷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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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6:06
湖广云贵川

古代有“江西填湖广”，也即是江西人口向湖广地区大规模流动，时间从元末明初延续到整个明代和清前期。

“江西填湖广”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江西人口众多、耕地不足而湖广面积辽阔、人口稀少是基本原因；政府的强制与提倡、江西地区的赋繁役重则是直接原因。

在这些江西移民中，有不少是“挟技艺以经营四方”的手工业者和“ 负贩遍天下 ”的商人，他们来往于江西与湖广地区，或者是长居外地，形成了人数众多的商人集团。

除了移民，还有很多并未脱籍的江西人选择外出经商。明代王士性有一段著名的概括：“江（西）、浙（江）、闽（福建）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

湖广邻近江西，“趾相错，踵相接”，湖广是江西商人的重要活动区域。武昌、汉口、汉阳“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俱以贸易为业”，故江西商人到武汉犹如跨门过庭。盐、当、米、木材、药材、花布，在汉口称六大行业，都有很多江西商人在经营。尤其是汉口的药材业，江西临清商人几乎垄断了这个行业。湖南的长沙、衡阳、湘潭，都是江西人聚居的地方。洞庭湖的岳州府，居民多以渔业为生，而江湖渔利，亦为江西商人所垄断。明代兴起的竟陵(今湖北天门县)皂角市，居住着大约三千人口，本地人仅为十分之一，均从事耕作，十分之七来自江西，绝大部分是商贾之家。地处湘黔边境的洪江，鄂西的郧阳、钟祥等，也有大量的江西商人。“江西走荆蜀，行行三十年。铃卒递羽檄，贩夫骈担肩”，反映的正是这种境况。明清时期湖广流传着“无江西人不成市场”的民谚。

与“江西填湖广”几乎同时，明清时期还有“湖广填四川”。江西移民有的在湖广地区停下了脚步并永久性留在了那里，有的则一路向前继续向四川、贵州、云南等地进发。首选地便是四川，当时主要是沿长江、嘉陵江流向川东地区及成都平原。

四川的重庆、叙州、龙泉驿、夔州、梓潼、松潘等地活跃着很多的江西商人。临川人李拱极，往返于云南、四川等地，以致成为巨富。金溪人李懋英，在外数年未归，他的儿子循着他的经商路线，走湖广，趋西安，越秦岭，最后在四川双流县父子相遇，喜极而泣。

明宪宗成化十年，刑部因大批江西商人携带绢布、火药等商品涌入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交易铜铁、聚众开矿，而要求明令禁止。清雍正、乾隆时，在西南少数民族区推行“改土归流”，大批土司被强行迁入江西。原因是他们的原籍就在江西，祖、父辈经商至少数民族居住地，入乡随俗，服饰、语言及其他生活习惯均与当地居民无异，又因有文化、有财产，于是通过各种办法牟取土司的职位，成为了少数民族的首领。

明代后期番薯传进中国，在中国广大的丘陵地带栽种，获得成功，山地可以充分利用了。西南数省山区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居住地，人少地多，在番薯未引进之前，这一带是很难解决吃饭问题的，番薯引种成功后，西南地区可以充分开发了，因此这里吸引了大量的江西人来开荒生存。

明代万历年间任云澜沧兵备副使的王士性曾赴各地巡视，几乎随时随地都能看到江西人，尤以抚州人居多。他在《广志绎》上说：“作客莫如江右，江右莫如抚州。余备兵澜沧，视云南全省，抚人居什之五六。”又说：“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而这些“江右商贾”，又多属“抚州客”即抚州商人。

据《皇明条法事类纂》上称，明代成化年间，仅云南姚安府就有江西安福县、浙江龙游县军民商人三五万人；临安府也有许多江西商人。云南金沙江一带的蛮荒之地，也成了江西人的迁徙集居地。

1958年，云南文史界在楚雄地区搜集到了彝族民间史诗《梅葛》，其中第二部《造物》唱到蚕丝的来源，说是江西人发现的：“江西挑担人，来到桑树下，看见了蚕屎，找到了蚕种。”同书第三部《婚事和蛮歌》里还说道：“江西货郎哥，挑担到你家，你家小姑娘，爱针又爱线......”江西商人遍布云南各地。

在贵州的江西商人也接迹于道，同贾于市。《黔南职方纪略》说到贵阳的商人，最多的就是江西商人。回龙场和双流泉，是清代兴起的水银生产基地，据贵州地方史资料说，这里的汞商十之八九是江西、湖广人。贵州的贵阳、镇远、松涛原等地，都有许多江西商人在那里经商。

明朝万历时期的江西人宋应星，写了一本中国古代科技巨著《天工开物》，是一部总结我国明末以前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成就的百科全书，分别叙述了古代乃粒、乃服、彰施、粹精、作咸、甘嗜、冶铸、舟车、锤锻、燔石、杀青、五金、珠玉等物品的原料出产和制造过程，之所以宋应星对众多矿产资源和技术如此熟悉，是因为宋应星曾游历过包括西南诸省的众多地方，亲身考察了江西老乡在该地的开掘和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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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6:06
渗透闽粤

江西商人利用地理之便，同样活跃于福建、两广地区。福建、广东本地也有商帮，不过他们的贸易重点是在海上，而省内的山区地带，基本上都是江西商人活动其间。明代学者王世懋发现，福建建阳、邵武、长汀等地的居民口音与江西口音相似，一经询问，原来与大量江西商人的活动及入籍有关。以盛产武夷茶著称的建宁府为例，茶农茶商几乎都是江西人，每年的早春二月，总有数十万江西人来到这里，“筐盈于山，担接于道”，或做茶生意，或替茶商打工。金溪商人王善，“操奇赢之术，游七闽，家乃大穰”，主要在福建经商；精于制墨的商人傅云心，也将墨品运往福建一带销售。明末清初，建昌朱氏后裔及药商富豪为躲避清兵的洗劫，纷纷隐姓埋名逃亡福建，大批药业同仁踏上了“扎红头绳出去，缠丝线归”（指明清少年用红头绳扎头发，老者裤子筒均扎丝线，喻少小离家学徒，老大锦衣还乡），“走福建吃药饭”的谋生道路，代代相传，在闽入籍者不计其数，建昌会馆遍布福建。

广东的主要城市广州、佛山，江西商贾亦“人数殷繁”。广东潮州、惠州等地棉纺业所需棉花，有一半左右靠江西商人从饶州、南昌等地运来。吉安布商有在广州、佛山等地设立“粤庄”。临川有个叫戴珩的商人，有亲戚借了他6000两银子去广东做生意，数年不返，戴珩亲自去广东索债，将讨回的银子全部买了书，雇船而运回来。船到赣州章江水关时，税官以为是货船，登船征税，结果一看，全是书画。戴珩实际上是位老谋深算的书商，以索回的资金全部购书，可以逃避关税。连州、高州等地则有很多关于江西商人施放子母钱的记载。江西的典当商在广东一带也很活跃，他们“坐放钱债，利上坐利，收债米谷，贱买贵卖。”而且手法高明，常在当地农民稻谷扬花时节去施放利债，让农民用新谷作为质押。等到收货时，稻谷还未入仓，商人早已赶来，如数运走。江西商人还有很多因在广东、江西两地贩盐而大发其财：广东历来是有名的产盐区，唐代以前，由于大庾岭所阻，江西全省只能食淮盐。但淮盐产区远离江西，尤其离江西南部较远，而且又是溯江而上，运量受到限制，价钱奇高。加上遥远的运途中日晒雨淋，盐丁舞弊，掺杂夹沙，以至江西的食盐既贵且差，民众苦于淡食。大庾岭道拓宽后，大余、赣县、南康等地江西商人便翻越梅岭到食盐广东境内去贩运，唐代以前江西专食淮盐的格局打破。

稍远一点的广西桂林、柳州、浔州、太平、镇安等地，来自江西的盐商、茶商、木材商、药材商也活动频繁。尤其是梧州，地处左、右江会合要津，百货往来，帆樯林立，其繁荣程度在清前期几乎与汉口、湘潭比肩，江西商人在这里所开设的商号林立。隆兴二年（1164），广西贺州知府秦某上奏说：“赣、吉、全、道、贺州及静江府居民，常往来南州等处，兴贩物货，其间多有打造兵器，出界货卖者”。这位知州了解的情况，不仅是赣、吉商人在广西经商，甚至还把生意做出国界。嘉定七年（1214）二月，广西转运判官陈孔硕奏道：“二广州郡收贩牛税，其来久矣。近因漕臣有请，始蠲罢之。然赣、吉之民，每遇农毕，即相约入南贩牛，谓之‘作冬’，初亦将些土布前去博买”。长期存在的这种卖布买牛贸易，不仅满足了两广民众的需求，对赣州、吉安地区的纺织业、耕种业的发展都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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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6:06
纵横长三角

东北方向的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江西商人经赣江、过九江东下，或经玉山抵浙江，频繁往来于江浙皖，主要做贩卖生意，即将江西出产的稻米、大豆、瓷器、夏布、纸张、木材、烟叶、桐油、茶油、靛青等运往江浙皖，而将三省盛产的食盐和丝、棉织品销往江西。当时江苏省城南京主要靠江西、湖广的粮食供应，江西商人“岁岁载米依期而至”，卖米给南京人，又从南京人手中买回布匹。除南京外，江南许多城市和市镇都缺粮食，江西商人活跃于金华、杭州、宁波、绍兴、衢州、湖州、严州、台州等地。江西商人从事盐业经营，一般都是较富裕商人，他们贩盐由广信府的贵溪运往饶州府各县。

江苏扬州为江淮百货的集散地，商贾摩肩接踵，据万历《扬州府志》记载，在扬州的各地商人，以徽商最多，其次是陕商、晋商和江右商人。正如《太平广记》所说，江西盛产木材，而扬州到处海滨，木材短缺，将江西良材运至扬州，可获数倍之利。实际上，除了木材之外，从江西沿着长江运往扬州的货物，还有浮梁的茶叶、河口的竹编、南丰的蜜橘、广昌的白莲、南安的板鸭、都昌的银鱼、安福的火腿、余江的木雕、吉安的樟木箱、景德镇的瓷器、泰和武山的乌骨鸡等等。到明清时期，两地间的通商更加频繁，而且以食盐为大宗，盐商扮演了物流中的主角。民国时人在《丛菊泪》写到一个在两淮做盐商的江西商人：“彼姓鱼的，著名江西老表，是行着票盐的所谓山阳朋友。”清末扬州八大盐商中，江西商人就占了三位，分别是周扶九、萧云浦和廖可亭。

江北的盱眙、泗州，江南的南京、苏州、杭州、衢州等，也都有很多江西商人在此开店设铺或辗转贩运。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说，江西进贤人张权在苏州开木器店，张应俞《杜骗新书》开篇也说“江西有陈姓名庆者，常贩马往南京承恩寺前三山街卖”，虽属小说家言，却反映出江西在苏州、南京等地从事工商业者很多。白居易《盐商妇》诗中也讲到扬州某小家女，因嫁给了江西的大盐商，此后“不事田农与蚕织”，“绿鬟富去金钗多，皓腕肥来银钏窄。前呼苍头后叱婢”，过着奢侈的生活。《松窗梦语》第二卷说道，安徽庐阳“尤多药物，江右、江南商贾咸集聚焉”。唐德宗时，安徽九华山化城寺维修，江西商人大量捐款捐物。盛产药材的山区，成为江西清江药商的重要采购点。浙江山区多产苎麻、蓝靛和竹纸，江西商人经常深入山区去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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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6:06
雄踞京城

元代江西行商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幽燕关陕、八闽两广、荆楚川蜀。江西的著名墨工南昌朱万初、清江潘云谷携墨售于京师。贵溪倪文宝、鄱阳童某也以制毛笔为业，所制之笔也都远销至京城。

到了明代，张瀚《松窗梦语》说：“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江）、（南）直次之，闽粤又次之。”在京江右商以瓷器商、茶商、纸商、布商、书商、药材商为多。江西书商中，以抚州人居多。北京故宫、圆明园、颐和园等中华古建筑的设计建造者为江西雷氏家族。

据统计，明代各地在北京的会馆大概有41所，其中江西有14所，占34%，居各省之首。明代江西在北京的会馆最晚在永乐时就已经出现。乾隆《浮梁县志》上说：“（本县）京师会馆二所。（其一）在北京正阳门外东河沿街，背南向北；其一在右，明永乐间邑人吏员金宗逊鼎建，曰‘浮梁会馆’。”其他还有如始建于嘉靖中期的南城会馆、广丰会馆等。这些会馆，有相当数量为商人所建或士、商合资共建。清光绪时，北京有会馆387所，江西为51所，占12%，比重虽少于明朝，但仍为各省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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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6:07
江西人敢闯敢拼、闯天下扬帆出海勇闯全球

江西人敢闯敢拼、闯天下扬帆出海勇闯全球，江西有瓷器，茶叶，药材，纸张等诸多产品出口，是江右商帮出海经商的有利条件，江西庐陵欧阳修后裔欧阳云台多年在日经商成为豪富，明末天启三年（1423）捐出6000坪土地在长崎建兴福寺，由浮梁瓷商真圆禅师为住持首创江浙苏三江会馆，扩大到东京、大阪、横滨、函馆以至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国内许多城镇。印尼已早有奉许真君的中国庙，江西人从中国大陆购进许真君铜像放入三宝垄大觉寺内。在东南亚客家帮在马来西亚采矿种地，其中就有个著名上市药行余仁生号，其业主原籍吉安，以反抗满清统治出国，该药号继承人余东雄、罗仲霍毅然参加了黄花岗起义壮烈牺牲。江西饶州人程复在琉球国辅佐中山察度，程复后裔程泰祚、程顺则继承祖业，辅佐尚氏王朝。程顺则多次推广儒学，开发航运，使琉球成为北上日本，东通闽粤、东南亚的海上贸易中心。江西丰城人筱塘裁缝杨永清带领丰城南昌大批商人手工业者随荷船万福士号渡海到印尼、马亚西亚、新加坡从事各种手工业，种植橡胶、金鸡纳霜，在马来西亚建三江会馆，在新加坡建万寿宫，菲律宾碧瑶建有万寿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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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6:07
纵横中华

李渡码头货船曾沿堤排开数公里

抚州商帮为江右商帮的一个分支，进贤县李渡、文港等乡镇原来属于抚州地区，同时也都是紧临抚河的地区。

李渡当年船运的货物码头，停靠的货船沿河堤排去有数公里长，各色货物上上下下。从晚清到抗战时期，李渡的商贸达到最高峰。那时李渡人开了俊记、慎孚等数家钱庄，有几家的银票还可在上海、汉口等地通用。货币流量达到了平均每天20多万银洋。

清末江西萍乡人文廷式创办康泰福煤号，买机器开采安源煤矿，兼营炼焦运输。后与汉阳钢铁厂、大冶铁矿合组成汉冶萍公司。江西九江修水人陈三立与江西萍乡人李有棻创办江西铁路公司，倡修南浔铁路，民国元年衔江西都督李烈钧之命以南浔铁路公司名誉总监之名与彭程万借款五百万日元，使南浔铁路得以开工。江西宜春奉新人张泌亭与江右商帮巨富周扶九共同创办江西省最大的九江久兴纱厂。江西靖安人陈筱梅任江西省财政部长，商务总会会长，在万寿宫开设江西劝业场。民国元年又随李纯到天津创业，在天津、上海、武汉、扬州拥有多家钱庄盐号，成为江右商帮巨子之一，出任南浔铁路总董。江西抚州南丰人包竺峰在上海、南京、徐州、南昌拥有多处钱庄油行、布行、民国时期回乡建江西大旅社和包家花园，投资官商合办的江西银行。

江西抚州临川籍汤子敬为近代中国西南首富，江西南昌人黄文植为近代中国工商巨子。但这些从开矿、办工厂、到修铁路、创办银行的一大批江右商帮巨子为中华和江西近代工商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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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6:08
开拓首富

江右商周扶九—勤奋拼搏、勇于开拓成中国首富

周扶九(1831--1920) 名鹃鹏，字泽鹏，号凌云，江西吉安庐陵县（吉安县）高塘乡人,近代中国扬州最大盐商、近代中国金融家、上海滩地皮大王、上海滩黄金巨子、近代中国实业家，其资产达5000万两白银，富可敌国，是中华民国初期的中国首富，周扶九的商业版图终生不断扩大。

周扶九16岁前往同乡在湖南湘潭开的周永孚笔墨店当学徒，后在扬州开办裕通和盐号，后又兼开钱号遍及江南、江淮各城市,其钱庄遍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上海各城市。周扶九举家迁往上海时已年过花甲，但他仍然在生意场上拼搏，地产、黄金生意之外，他还与张骞合资创办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南通纱厂，1917年，周扶九和刘梯青邀请张謇弟兄建立草堰场大丰盐垦股份有限公司。周扶九与张勋合作创办了江西首家“九江华丰纱厂”，后改为“久兴纱厂”。到了暮年，他还雄心勃勃，与中华民国初的江西省省长陶家瑶合股投资兴建南昌至九江的南浔铁路，在汉口水电公司进行投资。

朱仙舫

江西抚州临川人朱仙舫：中华近代纺织工业开拓者

朱仙舫（1887—1968），江西抚州临川人。早年创办纺织技术养成所，编著中国第一部纺织科技书《理论实用纺织学》，开办江西第一家九江久兴纱厂，主管上海申新二、五、七厂，接办汉口第一纱厂、重庆纺织厂，创办沪东、沪西业余纺织学校，发起组织中国纺织学会并当选理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纺织工业部计划司司长。

王兹华—东渡台湾创业成全球拆船大王

江右商巨子：江西抚州临川籍江右商王兹华—东渡台湾创业成全球拆船大王

王兹华（1925-2008），江西省抚州临川县秋溪乡人。1941年04月成都中央军校第十八期，国民党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国民党中央党务顾问。台湾启顺华钢铁公司创办人，被台湾实业界称为“世界拆船大王”，是台湾工商界知名人士，著名企业家。

王兹华自1937年始，先后就读于南昌一中、成都中央军校。1947年出任国民党驻沪海军中校科长。1949年赴台。1951年弃戎从商，在台湾高雄创办“启顺华钢铁公司”，专门从事沉船打捞，船舶解体等炼钢生意，并在美国和香港办有分公司，成为当时台湾十大富豪之一。

王兹华热心赞助海峡两岸的社会公益事业，在台湾曾为中山大学、足球协会、残联协会、防癌协会捐赠台币达亿元，为在台老兵捐助探亲旅费数百万元台币。

王兹华生前十分热心家乡教育事业，曾多次利用探亲之便，先后捐资家乡秋溪中学、秋溪小学兴办教学楼，设立教育奖学金380多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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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6:08
经营产品

江右商帮大多以贩卖本地土特产为起点，所谓“以小买卖而致大开张”。以其中的主体抚州商人为例，其经营的产品主要有粮食、陶瓷、布匹、烟草、蓝靛、药材、木材等。如宋代的抚州布商陈泰，生意做得很大，他在各地雇佣了中间人，协助将资金预先贷给金溪、崇仁、乐安以及吉安等地种麻、织布的农民手中，而后再收购他们的布匹产品。陈泰以预付定金的方式垄断货源，这种经营方式非常具有超前意识。而抚州木材资源十分丰富，商人们就将木材分别从赣江，抚河顺水而下，然后出湖口，入长江，运销到南京、扬州、常州及武汉等地。清代中期以后，乐安县流坑村之所以能在科举衰落之后，仍然延续昔日的繁荣，靠的正是该村拥有数十人之多的木材商人集团和源源不断的商业利润的滋养。

但在江右商帮中，并未能产生出资本实力雄厚、影响极大的商业领袖级的代表性人物。其原因是当时商业活动的主体是离开土地的流民，他们在迁徙过程中迫于生计而从事买卖，大多“小富即安，不思发展”，少有做大商人的野心。大部分赣商的主业化经营并不明显，他们挟小本，收微货，走州过府，随收随卖，操业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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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6:08
赣商的文化偶像

甚少有商业野心的赣商在完成了一定的原始积累后，却大多会不约而同做起的第一件事情——建造万寿宫，这成为江右商帮的特有传统。


万寿宫，就是“江西会馆”，也叫“江西庙”、“江西同乡会馆”、“豫章会馆”。流布四方的江西商人，无论大富还是小康，无论是抱团还是独行，大抵忘不了赣人祖先的文化偶像——许真君，建起万寿宫以供奉之。

古时江西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大基地，江右商帮自然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敬仰那些为民除害、清正廉洁的英雄，而生性聪颖、治病救人、为官清廉的许真君，便受到百姓的爱戴。当时有民谣称“人无盗窃，吏无奸欺。我君(指许真君)活人，病无能为”。许真君死后，江西人民为了纪念他，便在他的故居建立了“许仙祠”，即南昌西山万寿宫的前身，受到江西人的顶礼膜拜。

万寿宫成为江右商帮的标志和广告，也是其财富与实力的象征。万寿宫既是旅居外乡的江西人开展亲善友好、祭祀活动的场所，又是商人、官员、文人们议事与暂住的地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1000多所万寿宫分布在全国各地，其中建造最多的是四川省，共有300多个，而在北京的江西会馆(万寿宫)从明初的14所增加到清光绪年间的51所，占北京387所会馆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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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6:09
小本经营的命运

江右商帮在明朝前期独领风骚，在明朝中后期及清朝前期与晋商、徽商成三足鼎立之势。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赣商在活跃了500年之后，最终走向衰落。

谢肇制在比较徽商与赣商时遗“然新安多富，而江右多贫者，其地瘠也。新安人近雅而稍轻薄，江右人近俗而多意气。”寥寥数语便道破了江右商帮的基本特征。由于赣商大多出身贫寒，以借贷经商而致富，因此有了商业利润首先是偿还借贷资金，然后便是进行再投资。而其商业利润大部分用于社会性投资，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极少，这就决定了抚州商人不可能做大做强。

由于受“知足常乐、小富即安”的传统思想影响，江右商帮往往在竞争中丧失市场。即便如抚州的李宜民那样的大盐商，也认同“物聚必散，天道然也”的“散财”理论，不利于资本的积累，从而影响了他们的资本投向。

近代以来，交通格局也发生了巨变。随着京汉、粤汉、津浦等铁路的修通，水运变陆地，南北交通改走两湖、冀豫，江西成了陆运和海运的盲区。而在观念的更新上，江西不仅落后于沿海，也落后于中原和南北交通上的湖广、苏皖等地。这是江右商帮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在马关条约后，辽东、山东、云南、广东等地相继被纳^外国资本势力范围，国内民族资本开始生长，渐成气候。江西既没有吸收外国资本的条件，又没有较大的民族企业，赣商长时期的个体、小本经营已经不能适应全国经济模式的转变，最终没能摆脱被淘汰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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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6:09
讲究贾德

江西商人绝大多数是因家境所迫而负贩经商的，因此，小本经营，借贷起家成为他们的特点。他们的经商活动一般是以贩卖本地土特产品为起点，而正是江西商人这些独特的背景，使得江右商帮具有资本分散，小商小贾众多的特点。除少数行业如瓷业比较出众外，其他行业与徽商、晋商等商帮相比经营规模就要显得相形见绌，商业资本的积累也极为有限。当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曾经就这样描述江西布商“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

另外，江西商人浓厚的传统观念、小农意识也影响到他们的资本投向，只求广度，不求深度。所以，尽管江西商人人数众多，涉及的行业甚广、经营灵活，但往往在竞争中容易丧失市场。

点评：江西商人讲究“贾德”，注重诚信是江西人质朴、做事认真的性格的一个外在反映，也是江西人头脑中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江西商人还善于揣摩消费者心理，迎合不同主顾的要求。总之，以销售尽手中的商品和捕捉商机为原则，这是江西商人发财致富的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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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6:09
兴衰

赣商，史称“江右商帮”。据魏僖所著的《日录杂说》上记载：“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故古代江西商人习称江右商帮。江西商人活动的地域和范围很广，可说是遍布全国各地，其财力和能量，仅次于晋商和徽商，居全国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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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6:10
兴起

1、兴起的时代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红巾起义，中原大地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战乱之中，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定都南京，第一个设省的地区就是江西。随着明朝对全国的统一，明军不断进兵两湖、两广、云贵，都以江西为基地。明军北伐中原，进军西南，战争连绵不断。相对而言，东南地区则战事缓和，生活较为太平。明朝统一中国的军力虽从南京出发，而军需给养却多依赖于江西供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此出现了赣商。

2、兴起的背景

（1）长期战争的影响。元末明初的长期战乱，使江西人一方面广征粮草，满足军队的不断需求，贸易越做越大；另一方面，随着军队的推进，江西人又将本地的商品（主要是农副产品和生活必需品）行销到中原大地和华南、西南各省。同时，随着明军推进，江西也开始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向外扩张。浩浩荡荡的江右商帮便在这个时期逐渐地形成并迅速流向全国各地，占领了广阔的市场，赣商的队伍和经商范围也随之不断地扩大，渐成气候。

（ 2）禁海政策的作用。明朝建立后，为防倭寇的侵扰，实行了长时期的禁海政策。国内贸易，甚至对外贸易，都依靠水上通道。运河--长江--赣江--北江这一通道就成了全国贸易的黄金水道。这条通道，长达3000多公里，在江西境内就有1000余公里。这使得江西在国内、国际贸易中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为江西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江西商人的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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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6:10
发展

1、发展之概况

我国明清时代主要有十大商帮：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赣商（江右商帮）兴起于元末明初，并迅速进入鼎盛时期。突出的表现就是江西会馆很多，遍布全国。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北京成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商业中心，居住在北京的经商、赶考和谋官的江西人很多。当时北京有41所会馆，其中江西会馆就达14所之多，位居第一。湖广是江西人徙居的一个重要地区，因距离不远，来往方便，故“豫章之为商者，其言适楚，犹门庭也。”所以在湖广的赣商很多，有“无江西商人不成市”之说。云、贵、川也是赣商的汇集区，他们既经商于城市，也小商小贩于农村，甚至深入土管辖区，代官府“征输里役”。还有的江西商人定居于山寨少数民族居住地，久而久之成为当地民族的酋长或首领。除两湖、两广、西南边陲外，赣商在江浙、福建、河南等地也很活跃，当地市场上的许多货物都来自江西或出自江西人之手。值得一提的是，全国各地开中药铺的商人，十有八九来自江西樟树，故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之说法。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赣商的活动既是明清经济史的重要内容，也对明清时期的江西社会经济和全国经济格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他们冲击着封建闭塞的旧貌，给落后的农村和封闭的山寨带来了新的生机。

2、发展之原因

赣商之所以能在历史上称雄，并跻身于明清十大商帮，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的。

（1）水运发达，交通便利。早在秦朝，秦始皇为了开拓南疆，派军队修建了江西与广东相连的大庾岭驿道，开通了“南野之界”，使粮饷物资顺赣江南运，抵赣州入章水达大庾岭下，经驿道翻岭陆运，再沿浈水进北江而达番禺（今广州）。赣江以北，经鄱阳湖，与长江相连，使江西物资销往长江下游两岸各大城市。隋唐两宋以来，江西木材外销是商业贸易中的一个大项目。明成祖扩建北京，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派待郎古朴到江西采购木材，就是通过赣江经吴城过鄱阳湖进入长江由运河北上的。不仅建设古都的木材是江西的，设计、主持建设北京主要宫廷建筑的“样式雷”（雷发达）也是江西人。交通便利为江西商人外出经商和运输货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也是赣商发展的地域优势。所以“九江据上流，人趋市利；南、饶、广信阜裕，优于建、袁，以多利贾；而瑞、临、吉安尤称富足；南、赣谷林深邃，实商贾入粤之要区。”

（2）吃苦耐劳，艰苦创业。赣商多系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自幼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格。在从商的过程中，他们吃苦耐劳，艰苦创业，勤俭持家，蔚然成风。东乡商人，“牵车者遍都大邑，远逾黔滇不惮”；丰城商人，“无论秦蜀齐楚闽粤，视苦比邻”；临川商人“行旅达四裔，有弃妻子老不归者”。许多赣商由于亲身体验到从商的艰难和经营的劳苦，往往能够疏远纷华声色，粗食布衣，洁身自好。玉山商人吴士发兄弟八人，商贾农艺各执一业，家道殷富，就“不趋游荡，凡声色犬马樗蒲之戏，从不入其内”。清江商人杨福圆，经商多年后，“良田，夏屋渠渠，而藏获之备，指使者甚众”，其妻张氏却仍是“裙布荆钗，操作犹昔”。

（3）物产丰富，技艺精湛。江西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美誉。江西物产丰富，有瓷器、茶叶、纸张、夏布、大米、药材、木竹、烟草、蓝靛、煤炭、钨砂等等，不仅丰富了商业兴隆的物质基础，也增加了经商的渠道和门路。翦伯赞在《中国通史纲要》中指出：“明代中叶，棉纺织业的松江，丝织业的苏杭，浆染业的芜湖，制瓷业的景德镇和造纸业的铅山，为江南五大手工业区”全国五大手工业区，江西就有两个，可见手工业之发达。据明《铅书食货》记载，铅山县仅石塘镇一地，每年产纸4500多石，其中有200多石被官府收购作为奏本纸。当时铅山生产的纸有连史、毛边、关山、京川、贡川、大表、表心、荆川、书策、白绵等十多种。铅山的纸其实早在元代就已名播天下了。

赣商中不乏技艺精湛者，他们不仅以技谋生，而且为中国传统建筑和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建昌（今永修）工匠雷发达及其后人，擅长建筑设计制造，自康熙年间至北京任工部样式房掌案（号称样式雷）以后的200余年间，清廷主要建筑，如故宫三大殿、圆明园、颐和园等皇家宫殿、苑圃和清东、西陵，均由雷氏家族设计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乃至世界建筑史上浓墨重彩地写上了一笔。

（4）科举盛行，官宦支撑。明清两朝，科举盛行。江西人历来尊师重教，崇尚学习，每年中举者络绎不绝，朝中官宦江西人居多。元朝有程钜夫、吴澄、虞集；明朝有黄文澄、杨士奇、杨溥、解缙、胡广、费宏、夏言、严嵩、谭纶、况钟、周沈、徐贞明、欧阳德、邹守益、罗钦顺；清朝有朱轼、裘日修、甘如来、戴衢亨等。明代，朝廷上有“朝仕半江西”的说法，政治影响很大。这些官宦故乡情深，非常注重对家乡的关心和奖掖，他们不仅在京城和各地保护了赣商的地位与权益，还提供了不少的市场信息和商业机遇，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江西人外出经商做工的积极性。

（5）讲究“贾德”，注重诚信。赣商诚实守信，讲究职业道德。他们不卖假货、劣货，不抬高物价、欺行霸市，而且还遵守儒家的道德规范，提出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并由此形成了“以诚待客，以义制利”，“和气生财，公平守信”，“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等一系列道德要求，为“江右商帮”共同遵守。浮梁商人朱文炽在经营茶叶时，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均注明了“陈茶”二字，以示不欺。清江商人杨俊之，“贸易吴越闽粤诸地二十余年，虽童叟不欺，遇急难不异捐赀排解。”不仅如此，有的家族还将商业道德作为家规、族规的重要内容，要求全家庭的人员予以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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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6:11
标志性建筑

流布四方的赣商，只要具备了一定的财力，不约而同地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造万寿宫。万寿宫，就是“江西会馆”，也叫“江西庙”，“江西同乡馆”，“豫章会馆”。


分布各地甚至海外的赣商，只要有实力，都会树起这一赣人独有的“广告”标志。无论是大富还是小康，无论是抱团还是独行，都忘不了赣人祖先的文化偶像——许真君，虔诚供奉。
自明初以来，在京都以及各省省会几乎都建有万寿宫，在全国城乡可说是星罗棋布。天津的万寿宫，建在闹市区，其规模与南昌的万寿宫不相轩轾。汉口的万寿宫，是一个布局严谨、错落有致的庞大建筑群，其色彩之富丽，雕刻之精细，为南昌万寿宫所不及，属武汉镇翘楚性建筑。云南省由北向南，直抵滇缅边境，万寿宫比比皆是。就连赣闽交界，峰岚如攒的边远山城长汀县里也有一座万寿宫，抗日战争期间成了流寄到此的夏门大学的临时校舍。万寿宫建得最多的是四川省，共有300多个，北京的江西会馆（万寿宫）从明初的14所，到清光绪年间增加了51所，占北京387所会馆的13%。

万寿宫是赣商的标志，赣商的广告，也是赣商财富与实力的象征。万寿宫既为旅外乡人开展亲善友好，祭祀活动的场所，又是商人、待仕或者下台文人们议事与暂住的地方。壮观、雄伟的万寿宫建筑显示了赣商曾经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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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6:11
衰落

历史告诉我们：赣商在明朝前期独领风骚，在明朝中后期及清朝前期与晋商、微商成三足鼎立之势。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国内政治、经济大格局的变化，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赣商在活跃了500年之后，最后走向衰落。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长期战乱的影响。清朝末年至民国期间，江西经历了两次长时期的战火蹂躏。连绵不断的战火，使赣商赖以生存的主要商品茶叶、纸张、木材等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景德镇的瓷业也一度陷于停产。与此同时，商业资本在战争中也遭到毁灭性的掠夺和打击。在清军围剿太平军的战争中，湘军统帅曾国藩不仅以江西、安徽作为扼制、反击太平军的基地，更以江西作为军费的筹集地。五年之间在江西征得白银840万两，占湘军全部军费的一半以上。这个数字对于素称富有的两淮盐商也难以承受，更何况以小本经营为特色，谋取小额利润的江西商人。由于商业资本的急剧萎缩，赣商的贸易江河日下，赣商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用“惨淡经营”来形容绝不为过。

2、交通格局的变化。近代以来，京汉、粤汉、津浦等铁路的修通，水运变陆地，南北交通改走两湖、冀豫，江西成了陆运和海运的盲区。因远离交通线，物资流通艰难，过境贸易相当稀少。这一交通格局的变化，不仅使赣商的贸易量剧减，也使外部渗入的新思潮、新风尚绕过了江西。而这新思潮、新风尚在扩散过程中不断地被抵制、被削弱、被改造，然后再反射到江西，致使江西在观念的更新上，不仅落后于沿海，也落后于中原和南北交通上的湖广、苏皖等地。这是赣商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江西四大名镇之一的河口镇（今铅山）和饶州（今鄱阳）是江西主要的河运码头，市井繁华，贸易兴旺。尤其是饶州，是景德镇瓷器、浮梁茶叶和赣东北木竹的集散地。据《鄱阳县志》记载：清乾隆年间，城内“商贾凑聚，百货所集”，有“十里长街，烟火万家”，“千帆安泊，百货归墟”之说，年输出的鲜干鱼、银鱼、白莲等水产品约万余担。随着铁路和公路的开通，饶州港口日渐萧条，河面上常常渔船多于货船，而河口也渐渐变成了一个死码头。

3、经济模式的改变。马关条约后，辽东、山东、云南、广东等地相继被纳入外国资本势力范围，国内民族资本开始生长，渐成气候。但江西既没有吸收外国资本的条件，又没有较大的民族企业，赣商逐渐成缩小之势。20世纪初，九江、南昌先后出现了一些近代企业，但无论从速度还是从规模上看，不仅落后于东南沿海各省，也落后于湖北、湖南、安徽等内地邻省。赣商长时期以个体、小本经营为主要方式，使得本来分散的资本难以集中，更形成不了规模经营的气候。近代全国经济模式的改变，对以个体和小本经营为主的赣商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4、传统观念的束缚。赣商几百年来虽然形成了人数多、行业广、讲信誉、能吃苦、善筹算、渗透力强等优势，但存在着以商脱贫、资本分散、小本经营、难成规模等先天不足。在政治权力与商业资本关系密切的中国社会，赣商借助于“朝仕半江西”的优势，才得以壮大和发展。到清朝末年，朝廷为官者赣人日渐稀少，缺乏以特权为依托的赣商难以与晋商、徽商相抗衡而日益衰落。

观念上的束缚，更成为江西商业资本积累和赣商发展的重大障碍。明清以来活跃于各地的赣商，其商业利润的很大一部分不是用在当地扩大经营，形成规模，而是拿回老家投入本宗族的事务中。如修谱建祠、购买田地、资助科举、兴办学堂、赈济族众以及捐纳功名、光宗耀祖等。这些做法虽然对当地公益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起了很大的作用，江西人才辈出，文化兴盛，与此不无关系。但从赣商的发展观来看，这些做法严重地阻碍了江西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从而向资本主义发展，赣商一直没有在江西本土上营造出一个个像广州、汉口、南京、上海、杭州、苏州那样的大都市或消费中心，因而无法刺激消费水平的提高，也无法吸引外来的消费者而积累资金。同时，在江西本土上也没有形成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市镇网络，更没有产生有影响的百年老店、大型民族企业和优秀的领军人物。整个商业活动始终停留在以商补农、以商脱贫的低层次上，始终没有达到资本化，规模化和产业化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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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6:11
人们的期望

赣商在长期的商贸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创造了不少的财富，也形成了不少的流芳百世、令人景仰的人格精神。他们那种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合共赢的协作精神，以义制利的儒商精神、潜心学艺的钻研精神、童叟无欺的和谐精神、勇于排难的战争精神、稳扎稳打的务实精神、胸怀大志的进取精神。这都是江西贤才爱国之心、爱乡之情的综合反映，不仅饮誉乡里，而且传颂海内，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在推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我们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其中也包含着创业的积极因素。比如瓷都、药都的地名，记载的是富有地域特色的工商业文明，明清时期著名的“江右商帮”也反映了江西商人的创业精神和显著业绩。一个地区企业家的数量多少，素质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地区的创业水平和经济竞争力。赣商中缺少领军人物，缺少优秀的代表人物，这也是赣商在近代衰落的原因之一。如何形成新的赣商群体，如何造就新的一批赣商领军人物，这是时代的呼唤，形势的要求。应该说，现在的江西人和过去的江西人没有太大的变化，当年赣商所有的特点，现在的江西人仍然具备。现代的江西商人，有着比先辈们更开放的思想、更先进的理念、更开阔的眼界、更丰富的知识，更卓越的胆识、更无畏的气概，而先辈们的勤劳和节俭、诚信和务实将成为溶入现代江西商人血液中的优秀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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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6:12
外在特征

这些从江西出去闯的人和商人，为了能在当地生存，他们必须团结，共同抵御外部的侵害。“客商之携货远行者，咸以同乡或同业之关系，结成团体，俗称客帮”。这里所说的“客帮”，是指明清时期地域性商人的组织结构和经营方式。在江右商帮中，有三种不同的形式。一是垄断性行业，二是同一行业的同乡或同族小团体，三是因同乡或同业关系结伴而为的个体商贩的临时性结合体，下面仅就江右商的情况展开讨论。

1. 群聚经营和居住。明清时期的江右商人一般是集中经营和居住在某一个城镇的一条街道，或相互紧靠的十字路上。根据他们实力的大小而定，没有固定的形式。

2. 江右商人经营瓷器、茶叶、纸张、布匹、药材、刊刻图书、木材、粮食和盐等各种货物。

3.相互通婚或结拜兄弟，团结互助。结为儿女亲家的现象非常普遍。笔者的外祖父就是一个江右商人，早年在湖南洪江经商，生有八个儿女，大部分与江右商人结亲，他自己也娶的是江右商人家的女儿，整个洪江的江右商人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相互要好的商人之间，只要年龄相近，又会结成异姓兄弟。

4.有着一个共同活动的场所———万寿宫。万寿宫一般建筑在江右商人集中的街道附近，由于江右商在明清时期的经济实力很强，所以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全国各地万寿宫遗址的规模都比较大，都建筑在旧时热闹繁华的街道上。下面以景德镇万寿宫为例进行分析。在景德镇的万寿宫，又名南昌会馆、“洪都书院”。始建于清代，是由南昌府的南昌、新建、进贤、丰城、奉新、靖安、安义、武宁八县在景德镇旅居的同乡共同筹集资金建筑的。占地面积（包括隔街相望的外戏台场地）约2300平方米。

“会馆的正面墙是气度不凡的牌坊式建筑体，梁柱、墙框、楣、槛、阶，以石头砌成。石质构件上的浮雕镂刻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有气势雄浑的龙凤、狮虎，园林景色、楼台亭阁点缀其间，令人目不暇接。牌坊貌似“山”字形，顶中嵌有竖刻“万寿宫”蓝底金色三字的石匾。大门正中的门楣上方有石匾一块，上刻“洪都书院”四字，匾额之上有四根圆形柱，以菊花图案装饰，分别镌刻“江天一柱”四字。匾额之下是大门，左右各有一拱形厢门。门为木质，门框、门楣、门槛以及门前的台阶均为石质，构造复杂，工艺精湛。

登阶跨入大门，顶上是背靠门墙的古戏台，台面向东，以16 根大圆木分四行排列为柱，横梁、护栏遍饰各式精雕戏文图案。台顶天花板上装饰着民族形式的“藻井”彩画，顶中有一较大的圆形斗拱，呈螺旋形上升，能起到聚声和回音作用。台前是一块开阔的露天场地，地面以石板铺就，是观众看戏的地方。穿过场地，是会馆的主体建筑群，融宫殿庙宇于一体，由大殿、夫人殿、观音殿、祖先堂、花园及议事厅组合而成。

大殿造型极为壮观，雕梁画栋，斗拱飞檐，翘角悬铃，风吹悬铃，叮当有声。檐前殿脊配黄绿相间的琉璃瓦，脊中矗立一只祭红葫芦瓶，瓶中插入古万形金属镇顶压邪的吉祥物。殿前有中门和左、右厢庭能容广众，可以大摆酒宴或设座观戏。”

真君殿是会馆的正殿，供奉“普天福主”许真君偶像。殿宇富丽堂皇，雕梁画栋。神龛红漆鎏金，“许真君”偶像坐在正上方。

夫人殿，供奉的是许真君的配偶荷叶夫人。殿中装饰陈设，因主次有别，稍逊于真君殿。

观音堂，供奉大慈大悲的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古时是妇女求子祈福之处。

祖先堂，是安放各县旅景同乡（家境富裕、具有声望）的先人亡灵牌位的场所，它位于后殿之右侧，堂内设有多层牌位，月之朔望日，由斋公燃香点烛祭祀。

花园一分为二，中间的矮墙隔成南北二园。园内种植四季花卉，幽香清雅。园之北，有一栋坐北朝南的二层三开的厅屋，是书院用以上课教书之地。

议事厅，是会首开会和接待来客的办公场所。位于大殿之右，平日由詹家上弄的后门进出。进门左边是厨房，供聚会操办酒宴，议事厅的陈设古朴典雅。中堂悬挂条幅书画，长形搁几上置放帽筒、花瓶，厅中有长形议事桌，座椅与之配套，两厢摆放古色古香的太师椅，茶几介于其间，便于接待来客。

江右商人捐款集资建造的万寿宫，既保留了江西万寿宫建筑风格，又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民俗习惯和建筑优点相融合，当然还得根据当地江右商人的经济实力来确定建筑规模。一般而言大城市比中等城市建得好，中等城市比小城镇建得大。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各地万寿宫遗迹，既有各自的特色，又有共同的部分。

江右商人除了以上所说的外在的特征以外，还有其内在的共同遵行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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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6:12
共同行为准则

江右商人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逐渐的形成了自己的活动准则，有一些初看起来是成功商人共同的特点，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起来，又可以感觉到这些东西在江右商人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下面我们把这些江右商明显的特征概括出来。

1. 讲究忠孝。江右商人信仰许逊，对于净明道的忠孝观念，自小就耳濡目染。在经商过程之中，又受到万寿宫的道德原则约束，因此，言行上比较讲究忠孝。江右商人黄某，长期在湘西洪江一个桐油号家里做经理，油号老板去逝了，其儿子接任，由于没有经验，在某一件事情上与黄某发生分歧，少老板竟动手打了黄某一个耳光，黄某就不去上班了。这件事情很快在洪江的江右商人中传开，大家批评少老板没有尊重长者，是不孝的行为。不少油号纷纷来请黄某去他们的油号工作，黄某不肯去，当然也没有把这个油号的商业秘密讲出去、把客户带出去。最后年轻的老板登门赔礼道歉，再次请他去上班。黄某认为：“少老板不对，但要对得起老东家，所以，我不会做对不起东家的事情；但也不能去上班，因为我毕竟是他的长辈，他不认错，我就不理事。可见洪江的江右商人基本上是按照忠孝的伦理做事和做人的。

2.讲究信用。讲究信用应该是古代商人通行的信条，但是古代也有不讲信用的，一般而言，老商号、大商号比较讲信用，偶尔也会出现小商号、新商号有欺诈行为。江右商比较讲信用，如有不讲信用商号，经调查属实的话，商帮会采取办法，小则责其改正，大则孤立和惩罚它。对于江右商人而言，明清以来一直是讲信用的典范，因为江西是一个商业繁荣的地区，江右商有很大一部分人是远在外地做生意，如不讲信用，则难以立脚。利马窦在他的《杂记》中多次提到，江西商人讲信用的情况。江右商人对外商不欺诈，对于当地人，就更不敢也不会欺诈了。“临川张世远、张世达兄弟交替往汉口贩卖纸业，一次，张世达从汉口卖纸归来，和世远一算纸价，发现货主多给了100两银子，因为是老主顾，所以世达没有点钱。兄弟俩商量后认为：‘此非分之财，毕还之。’下一趟本该张世远去汉口，但为这事，仍由世达去。张世达将货主多给的100两银子全部买了纸，携往汉口，找到货主钟良佐说明原委，‘良佐感服’。”

3. 讲究和气生财。“只要人情在，就有元宝攒。”以下从江西地方志中摘取数例清代江右商人和气生财的做法。南昌人胡哲启，在湖广一带经商，有一批价值白银千两的货物存放在宝应一家商行，被行户盗卖。“客伴怂恿控官，不听，垂囊而归。”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商场上的和气局面，以便今后继续开展商贸活动，当然吃一堑长一智，胡哲启以后再也不会犯类似的错误。新城邓兆龄，在外经商，托乡绅某人在家乡添置田产，结果受骗，空费了1000两银子。有人劝他提出诉讼，他却说：“讼即累某绅名也。”于是置而不问。有盐商欠涂肇新等白银万余两，众人邀肇新一起去告发，涂肇新却居中调停。余干县的胡钟，有乡人向其借贷而无法偿还，将自己的房契抵债，而迁往他乡，胡钟知道后非常不忍，连忙派人追回，将房契归还原主，将借据烧掉。金溪县的刘光昌在外长期经商，小有积蓄，晚年回家仍做典当生意。许多乡民用衣被典贷粮食，这年因歉收，无法赎回，天气渐寒，光昌将这些乡民召来，让他们将衣被全部取回，所贷粮食均不再索。有人不解，刘光昌说：“天气凛冽，族邻号寒，吾忍厚绵独拥乎？”又将所有的债券合数千两尽行烧毁。临川李春华在贵州经商几十年，晚年返回家乡，行前，召当地负欠者，将万余两银子的债券全部烧掉。

4.把握市场行情。江右商人充分利用万寿宫这个联络纽带，掌握市场信息。江西人一把雨伞闯天下，充分利用老乡关系了解市场，在这个方面江右商人做得很好。看准了市场，他们就不斤斤计较，动辄投入巨资，获得的利润十分可观。会昌商人欧阳振銮眼光犀利，很有气魄。对市场行情了如指掌，“靡不灼然于胸中”，购物出货，下手快而且准确，“不数年积累之厚甲于一邑”。下面还有一个小例子，说明江右商人很注意把握市场。一位南昌籍商人做生意亏折，仅剩200 钱，欲寻短见。遇到一位同乡，同乡劝他不必如此，只要把握了市场，就是200钱也可以东山再起。于是二人买了一批小孩玩具，同乡劝他第二天一早去市场卖，见大人就卖便宜一点，见抱着孩子的人就可以卖贵一点，商人依计而行，果然获利而归，打算第二天如法炮制。同乡制止说：“此子所以折亏也。昨当岁暮，市中玩具价较廉，故贩售之，可以获利。今已新岁，市中玩具价已涨矣。吾齐成本无多，利货速售，方足以资周转，非若多财善贾者流，可居奇货以待善价也。”

5. 讲究白手起家，从小业做起。“细伢子不要懒，大了可以做老板”。“只有病死人，没有累死人”。这些口头语至今仍在南昌地区流传，江右商大多数是白手起家。

6. 讲究团结互助。在个体商贩的临时性结合体中，商贩们各有自己的资金、货物，在经营上是完全独立的，如果同伴中有人亏损或发生意外，则众人共同扶持。同治《瑞州府志》所载，高安人梁懋竹与二友同舟押运货物，船行至洞庭湖，夜泊，有水盗持刀登舟，索取财物，梁懋竹将自己的钱财全给了他们。水盗又逼二友交钱，梁懋竹骗他们说，这是自己的两个兄弟，水盗这才离去。从这段记载中，可以发现梁与二友是同舟的个体商贩，当灾难来临时，他们相互包涵，尽量减少损失。江右商这种团结互助的精神在今天江西商人中也是常见的。在合资贸易的商人小团体中，其特点是合资商人共同经营，双方或数方相互承担经济上和道义上的责任。按照资金的多少分担相应的权利和责任，这与我们今天的股份公司很类似。不同的是江右商人的合资的商号非常重视伦理责任，如有合资的一方生病、去世，另一方则会自愿承担无限的责任。南昌黄庆仁栈药店，是一个老字号合资店，一方老板去世后，其幼儿无法经营，整个药店由另一方经营，直至该幼儿长大成人，店务又共同经营，此事一直在南昌传为佳话。在垄断性行业中，其特点是：“一个或几个以同乡或同宗为纽带的地域性商人集团垄断某一地区一定行业的商品市场或原料市场，在这里，万寿宫伦理原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清中期，樟树中药行业有店号数百家，其著名者如大源行、金义生行等，还在外地设有分号。清后期，樟树在外地的药号大体按区域分为“西北号”和“广浙号”，西北号专营川、陕、冀、豫等地所产的药材，广浙号专营两广、闽浙等沿海省份药材。这种分工，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为避免樟树药商的内部争夺而瓜分药材原料市场，与外地药商进行竞争，带有一定的垄断性。

7. 讲究回报家族、家乡。主要的形式有建祠修谱、增置族田族产、救灾赈荒、办学助读、建桥修路以及捐粮助饷等。明清是江西家族制度的发展时期，家族作为社会基层组织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建祠修谱、置族产族田成为每户家族成员尤其是家族中的富户所必须承担的义务。而且，这种义务承担得越多，在家族中的地位也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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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6:13
浅析

明清300余年，十大商帮称雄，逐鹿于我国商界。有的辉煌，随着历史的变迁，转换角色，融入近代经济甚至现代经济，仍然在我国经济中发挥作用；有的没落，只留在历史的过程中。江右商帮有过辉煌，“明代各地在北京的会馆见于文献者有41所，其中江西有14所，占34%，居各省之首。”清初江西籍大学士朱轼也说“前朝惟吾乡会馆最多。”但是，江右商帮没落了，随着清代社会的发展，在鸦片战争以后，活跃了近500年的江右商帮没能向近代经济转变和发展，最终没落了。

一、江右商帮的兴起

“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江西商人也就被称为“江右商人”。江右商人在明清时代，“以地域为中心，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他们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逐渐形成既‘亲密’又松散的自发性商人群体。”这就是中国明清商业史上的“江右商帮”。

随着历史的发展，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江西在两宋以后，由于得天独厚，人杰地灵，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先进地区。历元至明，江西继续保持这一经济优势。在明朝，江西人口仅次于浙江，居全国十三个布政司中的第二位；由于地产丰富，盛产粮食、茶叶、陶瓷、纸张、布匹、木材……缴纳税粮在明孝宗弘治年代直至明神宗万历年代却居全国第一。

明代初期，由于反明的残余势力存在和“倭寇”在海上出没活动，影响到新建的明王朝的安宁，明太祖采取了严厉的海禁政策，颁布“片板不得下海”等一系列规定，全面禁绝民间私人海上贸易。这就严重地阻碍了海上贸易的发展，影响了全国的物流的流向。

明代中叶，由于海商经常犯禁，明朝政府就实行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甚至捕杀沿海商民。恶性循环，以至生寇。胆大的海商在经济利益驱使，生存威胁的双重压力下，铤而走险，建立护商武装，给海上贸易带来负面影响。海上贸易的停滞和萎缩，促进了“内陆”贸易的发展。

江西得天独厚，占有天时地利：拥有便利的赣江水系；可利用当时最具有运力的长江水运；往南，跨过赣粤边界大山，通过隘口，可将货物运至广东，散于南中国；往北，跨过湖广，辐射中原；往东，沿长江而下，江浙尽收眼底；往西，朔长江而上，云、贵、川市场广阔……这一物流通道在当时是最具有吸引力的。人杰地灵，精明的江西人是不会失去这一千载难逢的商机，运用所具有的经济实力，凭借丰富的物产，利用当时较为发达的运输系统，小本经营，迅速发展起来。

从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至明神宗万历六年（公元1391—1578），从全国户口统计来看，全国人口基本稳定，变化不大。但江西却在这一时期减少了22万户，人口224万口，户均人口由5.17口减至4.36口。如果考虑人类的自然繁养生殖等因素，我们有理由估计：在这一时期，有过百万江西人口流向外省，形成了江西历史上的一次大的流民潮。

以上事实可证，明代江右商帮的兴起是精明的江西人，在较为有利的经济基础之上，利用良好的地理经济环境，得益于当时明朝的海禁政策；江西明代的流民运动实质上就是一种经济扩张，使江右商帮在当时能够发展起来，才有了“无江西人不成市场”之说。商贸范围迅速扩大，物流速度加快，这对江右商帮的兴起和发展可谓功不可没。

由此而兴起的江右商帮，人数众多，举世瞩目，小本经营，操业甚广，活动范围广泛，渗透力极强。以至于当时在全国具有较大的影响。明代在北京的江西会馆多达14所，占全国在北京会馆数的34%，居各省之首。就是在当时活跃于全国的各大商帮中（例如龙游帮），也留下了江右商人的踪迹，到后来他们融入了当地商帮。

江右商帮的兴起，为江西的经济发展有较大的贡献，贸易的繁荣造就了江西当时的辉煌：“瓷都”景德镇名扬万里；樟树无药，却成为“药都”有“药不过樟树不灵”之说；九江雄踞长江之滨成为当时极具影响的商埠，在当时江苏一带，市传“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以至于后来九江引起外国列强垂涎；商业繁荣，促进了江西各业的迅速发展，素有“江南粮仓”美名的江西，真是百业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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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6:13
二、江右商帮的没落

鸦片战争以后，江右商帮在活跃了年500后，逐渐没落。其没落的主要表现为：

1.江右商帮群体萎缩。在明代，江西会馆在北京有14所，占全部会馆数的34%，居各省之首。到清光绪年间这一比重下降到12%。在清末现存会馆碑刻资料者共有23个，内中竟无一江西会馆。这一史实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江右商帮群体的萎缩。

2.有大批江右商人弃商返农。小本经营的江右商人在经商数年后，稍有积累即顾及老年父母，弃商返农。玉山的王长发、广丰的吕以时等就是实际事例。

3.改变投资方向，商业资本萎缩。据江西师范大学的方志远教授对新城、金溪、临川、丰城东乡、崇仁等六县的江右商人的统计，在项109投资中，商业资本改变投资方向的情况十分严重：其中，生活性投资占21.1%；社会性投资占77.1%；产业性投资只占1.8%。占比例最大的社会性投资主要是用于建祠修谱，增置族田族产，救灾赈灾，办学助读，建桥修路及捐粮助饷等。改变投资方向的结果是，部分商业资本退出了贸易领域，商业资本萎缩。

4.两极分化，部分江右商人的官商化使江右商帮的独立经营地位受到冲击。江右商人的官商化主要发生在盐商中，临川的李宜民叔侄就是典型人物。招商经营更是官府对贸易经营的渗透。国家权力与商业资本的结合，使这部分江右商人逐渐失去了经营的独立性。

5.江右商人的经营观念抱残守缺，存在亦农亦商的季节性商人。江右商帮的经营观念仍然是“以商补农，以末养本”。在长达500余年的过程中，江右商人的这种观念虽然有所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深刻、彻底。有一些小有成就的江右商人见好就收，把资金投向土地和房屋，例如，金溪的徐廷辉“资稍裕，遂绝意远贾”，有赢利就寄回家。

存在一批亦农亦商的季节性商人，他们只是利用农闲时节经商，农本商末经营观念严重，只把经商作为一种补充。

6.经营区域日渐缩小。江右商帮在鼎盛时期，经营区域遍及全国各地。不论是就近的湖广、福建，还是云、贵、川，就是极边如辽东、新疆都有江右商帮的活动，“无江西人不成市场”。在鸦片战争以后，江右商人的大规模出省经营的活动几乎不再见于史料。

7.江右商人的声誉下降。绝大多数的江右商人注意信誉，待人以诚，讲究职业道德。临川的张世达一次发现货主多付100两银子，认为 “此非份之财，毕还之。”并专为此事前往湖北的汉口事主处。此类事例确实很多。但是，个别江右商人不讲究商业道德，例如，新城的涂肇新晚年回故土，于是将资本交给“伙某”，没想到血本无归。以至于明成化二年，福建都司经历王历指出，江西等商人“奸盗作伪，匪所不为。”李贤记载：江右商人“善于做生意，而且狡猾多智”。“坐放钱债，利上加利，收债米谷，贱买贱卖”，牟取暴利。明宪宗成化十年，刑部就要求明令禁止江右商人在四川地区进行商业活动。个别无德江右商人的行为，败坏了江右商帮的声誉，给江右商人的经营带来较大的困难。

总之，经历500余年，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下，江右商帮没落了，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但江右商帮对江西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全国的经济格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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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6:13
三、江右商帮没落的原因分析

江右商帮的没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进步，市场竞争加剧，官府抑商等方面的原因，也有江右商帮内部的因素：

1、全国经济格局变化，江西经济地位转弱。随着明清政府的一系列政策的调整，昔日的物流“黄金通道”已不复存在，沿海地区和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经济区域逐渐加快经济发展，各省的经济实力纷纷超过江西。江西的经济地位转弱。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沿海地区经济更是加速发展，超过江西者益众。江西由于历史原因，仍然沿着封建经济的轨道缓慢爬行。从而，江右商帮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动摇，其结果，江右商帮辉煌不再。斗转星移，江右商帮的结构更逐渐趋于松散，到后来，在全国性的经济贸易中竟难寻其踪。

2、在外省的江右商人在当地落籍，削弱了江右商帮的实力。江右商帮兴起于江西的流民运动，在初期，外地的江右商人仍然“乡音未改，乡情深重”；随着时间的推移，江右商帮中的流民落籍已久，他们接受当地的传统文化，被当地同化，逐渐与江右商帮失去联系，甚至为数不少的江右商人的后裔与江西经济断绝联系，成为当地居民，融入当地社会经济生活。由于地缘关系，他们中绝大部分商人加入了当地商帮。这直接壮大了其他商帮的实力，削弱了江右商帮的竞争力。

3、江右商人的经营观念未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转变。江右商帮应时而兴起和发展，但其的经营观念仍然没有完全跳出“以商补农，以末养本”的思维方式。当时，江西和全国一样仍然处于小农经济的包围之中，农民以小本经营方式，暂时脱离农事，而从事贸易活动的。由此可见，人数众多的江右商人仍然受到农本商末的观念的深远影响，把经商作为农业的一种补充。在乡里，大家尊崇的是官员和读书人，认为他们可以光宗耀祖；而轻视商贾。商贾成巨富，回到乡里建祠修谱，增置族田族产，救灾赈灾，办学助读，建桥修路及捐粮助赈，才能勉强获得乡梓间的尊重。就是国史、正史言及商人，贬多于褒。在1989年编纂的《黎川县志》中，人物篇收集了历代名人：有个人传略的人，榜上有名的人，全部是历代的官员和有功名的读书人，没有一个商贾。其实，新城今黎川历史上是出现过一批有成就的商贾，个别甚至很有成就，例如新城的邓兆磬。在这种传统文化氛围中，江右商人的经营观念是难有较大的改变。陈旧的经营观念广泛地存在于江右商人之中，严重地阻碍了江右商人向近代经济的转变。

4、不遵守市场规则，违背诚信原则，受到惩罚。江右商人不象晋帮商人，供奉财神和关羽以义团结同乡商人，讲究“贾德”，积累“贾道”。虽然绝大多数江右商人注意信誉，但少数江右商人不道德经营，视市场规则如儿戏，更谈不上公平交易，童叟无欺。这种行为给江右商帮带来的灾难是毁灭性的。市传“南人多诈”，不良江右商人的行径受到谴责，引得群起而攻之。到后来，有的商人为避免伤害，干脆拒绝与江右商人做生意。官府也有禁止江右商人进入某些地方进行交易的举措，对江右商人的经营活动加以限制。江右商帮因少数不法商人违背市场规律的行为而受到集体惩罚，江右商帮的市场空间受到压抑。


5、江右商人的经营资本未能扩大和转化。 “江右多贫者”，江右商帮具有资本分散，小商下贾众多的特点，本来个体经营资本就小。在人的生衍繁殖的过程中，由于家大要分，家产的分析就不可避免。江右商人在分析家产后，小资本被分成更小，逐渐失去了作为商业资本的资格。江右商帮又是江西流民运动的产物。小本经营，原始资本没有得到充分的积累。在江右商帮辉煌之时，江右商人赚取了一定的利润，“以小买卖而致大开张”。但是，江右商人并没有把赚取的利润返投入到贸易中来，用于扩大经营资本。江右商人的投资方向多为生活性投资、社会性投资，而产业性投资极少；据统计，其中，生活性投资占两成，社会性投资占近八成，产业性投资仅占不足2%。

资本被分拆，投资方向错位，资本积累也就极为有限。有许多江右商人又抽逃资金，江右商帮多处“失血”严重，经营资本必然减少。更谈不上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了。缺乏大资本的支持，江右商人的成就有限，嘉庆年间，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曾与所厚屈指天下富豪，将资产百万以上的列为第一等，全国共家。江右商人中不见百万富翁。

6、经营方式和经营行业固守不变。江右商人人数众多，“以小买卖而致大开张”。在500余年中，绝大多数的江右商人采取的经营方式是个体经营。“男人外出，妻子持家；父兄外出，老弱务农。”是大多数江右商人的基本家庭分工。这种结构从封建商品经济的角度来看，在封建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当时还是可以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江右商人的经营方式仍然停滞于个体小本经营，“南人多诈”又使江右商人互相不能信任，资本无法集聚。小本生意也就难做。长期以往，恶性循环，小本经营成本不能有效地降下来，甚至亏损出现在市场中江右商人逐渐失去竞争力。

江右商人的经营行业多为地产品。500年来江右商人还是从事原有商品品种的经营。传统的经营行业已经被大家琢磨透了，江右商人的小本经营，只能靠薄利多销，赚取微薄的利润来维持。
7、市场竞争加剧。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随着外国列强的侵入，国内市场的竞争加剧。江西居于中国腹地，封闭性较强，对新事物接受较慢。江右商人未能象宁波商帮那样，接受新观念，转变投资理念，积极开拓市场参与竞争。江右商人还是沿用原有的经营老套未能接受新的观念，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因此在市场竞争中屡屡受挫。

8、政府抑商和盘剥。无论是明王朝，还是清王朝，官场都是黑暗的。小商下贾组成的江右商帮虽然人数众多，但很松散，很容易被贪官污吏看作下手的对象。贪官污吏用各种手段对江右商人进行压抑和盘剥：利用“官办”，先后有盐业茶业、瓷业、粮业，甚至有时是布业被官办；利用招商贸易，官家参与，甚至有的官员参与“干股”以实现官控；发布行业或区域性禁令，不准江右商人经营，先后有部分采矿业、药材业被禁；至于说利用苛捐杂税，搞敲诈勒索更是数不胜数；同时官府又利用江右商人的“商卑”心理，让他们用钱捐官；……凡经济的、政治的、黑的、白的、硬的、软的……各种各样的手段尽用于盘剥江右商人。而江右商帮既松散，又无足够的力量与官府周旋。缺乏“红顶商人”，无闻名全国的大贾的江右商帮，在官府的多方压抑和盘剥下，发展空间极为有限。在外省经营的江右商人见之寒心，权衡以后，有一些干脆断绝了与江右商帮的联系，加入到当地商帮。强压之下，焉有完卵，江右商帮分崩离析，走向没落也就成为必然。

9、地方对商人的抽血。江西处于中国的腹地，在当时，小农经济发育的比较好。江西有成千上万的家族祠堂。在乡间，由于当时的经济实力，小公益事业官府是没有投入的。家族祠堂的维护，小公益事业的兴建都需要投入，钱只有两个来源：一是向各家各户摊派；一是要有钱的多出一些。江右商人在家族和乡里的双重压力下，只好拿出钱来，进行建祠修谱，增置族田族产，救灾赈灾，办学助读，建桥修路及捐粮助赈等项目的社会性投资。这种投资竟占总投资的77.1%，无可奈何，忍痛放血。其结果，江右商人的商业资本日益萎缩，无法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汪洋式的小经营资本，转变成能适应近代经济的集约式大资本。

10、生活性投资分解了商业资本。江右商人多为生计所迫，他们经商是以家庭成员无条件支持和牺牲为前提的，在事业小有成就，略有赢利，首先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以满足家庭生活的基本要求。少数江右商人贪图享受，不把积累起来的资本投向产业，而把大量的资金用于奢侈浪费之中，生活性投资的比例较大。生活性投资实际分解了商业资本。小本经营的江右商人无法将商业资本象滚雪球那样，扩大经营资本，只能维系原有的经营规模。资本未能扩大，并转化，在近代经济的冲击下，江右商帮根本无法参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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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6:14
四、结束语

江右商帮应时而兴起，人数众多，操业甚广，小本经营，活动地区广泛，渗透力极强，竞争力较弱。在长达500年的历史过程中，未能尊重市场规律，追随社会的进步，跟上历史的前进步伐，在多方的压抑和竞争下，江右商帮没落了，留下了许多经验和教训给后人。


赣商欲现

2007年12月10日，由江西省人民政府发起，江西省社科院、江西省社联主办，江西省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和江西洪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的中华赣商文化研讨会在南昌召开，“江右商帮”被拂去历史尘埃，再次容光焕发。不过，这次的“江右商帮”因为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江西日报社和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发起并组建)的成立并运作，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叫“新赣商”。

500年前，江西不仅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也和苏、徽、宁及浙江一道，是整个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当时，江西每年外输粮食达500万石、茶叶500万斤、夏布230万匹、售纸50万两，均居全国之首。连素称富饶的江苏一带，都有“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之说。

“作客（外出经商）莫如江右，江右莫如抚州。”这是出生于富庶之地浙江且见多识广的王士性的感慨；“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这是张瀚《松窗梦语·百工记》对江西极盛的记载；“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这是沈从文所描绘的江西草根商人……随着烽火的四起、交通的变迁、观念的落后，使得江右商人渐渐失去了曾经的商业领地，也使得江西被边缘化，从而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发展机遇。在新世纪后，我们迎来了又一轮机遇。在机遇降临的如今，在提倡“人人创业”的今天，需要呼唤我们曾经拥有的商业文化，需要“新赣商”品牌的树立。本期都市新观察请来省社科院院长傅修延、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方志远、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执行会长朱怡岚共同探讨赣人商业精神的回归之途。

正因为有了万寿宫，才使得江右商人的辉煌有了凝固的实体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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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6:14
江右子孙应勇于亮“赣商”之剑

我们之所以重新回顾500年前赣商的辉煌历史，是为了更客观地摸清江西商业文化脉络。当浙商成为当今商人的标本时，我们也需要一种商业文明和商业精神的回归，并以此为坐标，勾勒出新时代赣商的鲜活形象，探寻商业发展的新途径，打造出赣商的品牌。从而让“用友”的掌舵者王文京能不再遥望家乡感叹，“步步高”的当家人段永平和巴菲特喝咖啡时能自豪地讲述家乡的“清明上河图”，能让更多在赣的、出赣的、来赣的团结在一起，亮出“赣商”之剑。

江右强盛因贾德

江右商人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活动准则。

江右商人讲求“贾德”，以诚信为本。曾发生过这些故事：新城人吴大栋，父母死时生意上欠别人债务，十几年后他回家还债，债主已经去世，其家属拿不出借据，甚至从未听说此事，吴大栋却坚持偿还；浮梁商人朱文炽在经营茶叶时，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均注明了“陈茶”二字，以示不欺；清江商人杨俊之，“贸易吴越闽粤诸地二十余年，虽童叟不欺，遇急难不异捐赀排解.。”

“细伢子不要懒，大了可以做老板”，这是一句至今流传在赣鄱的口头语。江右商人勤勉，不畏艰苦，从大漠孤烟直的塞外边陲到烟柳画桥的江南古镇，从茶马古道上的铃声阵阵到出海航船边的波涛声声。东乡商人，“牵车者遍都大邑，远逾黔滇不惮”；丰城商人，“无论秦蜀齐楚闽粤，视若比邻”；临川商人，“行旅达四裔，有弃妻子老不归者”。因此，抚州人艾英南不无自豪地说：“随阳之雁犹不能至，而吾乡之人都成聚于其所。”

对此，省社科院院长傅修延认为，往日的赣商有自己的优秀文化，江西商人生意曾经做到我国的西藏以及缅甸、孟加拉，也都知道“无赣不成商”、“没有江西人不成码头”的说法。这样的故事今天还在发生，这些都是我们江西商业文化中非常优秀的东西。

江右衰落于观念

江右商帮在历尽辉煌之后，于百年前走向落没。

傅修延认为，江西的传统文化里有不利于商业发展的因素。最突出的是“因循守旧”，这是与“求新思变”背道而驰的东西。他将赣人性格的不足归纳为三点：盆地心态（封闭、保守、孤立、窝里斗）、边缘感觉（置身主流之外、冷漠地对待一切）、自恋情节（自满自足、陶醉落后）。

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方志远提出，江右商帮的兴起是移民的作用，江右商人都是小本起家，最小的资本只有50文钱。赣商几百年来虽然形成了人数多、行业广、讲信誉、能吃苦、善筹算及渗透力强等优势，但存在着以商脱贫、资本分散、小本经营、难成规模等先天不足。相比徽商以垄断盐业发家，相比晋商以垄断边贸业发达，江右商人最大的产业是矿业，比如铜矿。但是政府对矿业是限制的，怕大量的铜会冲击货币市场，这是限制江右商帮做大做强的一个原因。此外，江右商人绝大多数是因家境所迫而负债经商的，借贷起家成为他们的特点,他们的经商活动一般是以贩卖本地土特产品为起点，因浓厚的传统观念和小农意识而影响到他们的资本投向，只求广度，不求深度，安于现状。因此，江右商帮资本分散，小商小贾众多，往往在竞争中容易丧失市场。在政治权力与商业资本关系密切的中国社会，赣商借助于“朝士半江西”的优势，得以壮大和发展。到清朝末年，朝廷为官者赣人日渐稀少，缺乏以特权为依托的赣商难以与晋商、徽商相抗衡而日益衰落。但是，也正因为是小本经营、人数众多、发掘本地土特产，所以对当地经济发展、社会开发特别是西南地区开发起到重大作用，这是别的商帮所不具备的。
虽然江右商帮不复存在，但在改革开放之初，江西人也及时把握消费的新趋向，生产出了国内第一辆摩托车；在全国第二个生产出方便面、洗衣机和羽绒服；电视机和电冰箱也算“起”得早。曾经，钱江摩托的人员来洪都摩托车厂观摩，长虹的老总来到赣新电视机厂取经，春兰的老总前往湾里制冷设备厂学习。但是今天，当钱江摩托、长虹电视、春兰空调在中国各自行业已是领军企业之时，它们的“老师”又在何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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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6:15
赣商内涵要扩延

我们在反思的同时，要总结出的是新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怎样的赣商精神，从而打造赣商品牌，让衰败的江西商业史不再重演。

傅修延提出，赣商在过去，是指生于斯长于斯的商人。在今天，我们这个“赣商”的内涵要扩延，要与时俱进。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在赣的、出赣的、来赣的，统统都是我们心目当中的赣商，这有一个新称谓：新赣商。只有注入求新思变的新赣商理念，才能突破封闭保守的观念束缚；只有建立开放性的天下赣商理念，才能和现在这个日益扁平的“地球村”相适应；只有弘扬富有包容性的中国赣商理念，才能光大赣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传统。我们弘扬优秀的赣商文化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重商、敬商、爱商、兴商、荣商、护商的氛围。根据新赣商、中国赣商、天下赣商的内涵，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精神：天下赣商，敢为人先，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促进会”是江右商帮文化的传承

福赐江天，烧炷香再去；财源西岭，祈富贵当来。这是位于贵州黔南自治州贵定县新西村万寿宫牌楼的楹联，联文采用联技“肩”格嵌入了“江西”二字，揭示着这座万寿宫的渊源。万寿宫也称江西会馆，明清时期，在京城及各省省会都建有万寿宫。据吕作燮先生统计，明代各省在北京的会馆共有41所，江西人兴建的万寿宫就有14所，占34％。到清朝光绪年间，北京有会馆387所，江西有51所，仍占13％，均为各省之首。由于江右商帮强大的渗透力，万寿宫甚至修到了东南亚各国。至今，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仍有万寿宫留存。至于国内的城乡，万寿宫更是星罗棋布。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于数百年后在江西本土生根发芽，隐隐间似乎两者有着某种命定的关联，仿若万寿宫要重借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这个载体，焕发出更为强大的力量。

促进会将是赣商成功的跳板

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是以省社联为业务主管单位，由江西日报社和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这使得促进会先天具有优势，既能得到媒体的鼓与呼，又有强大的智囊团作后盾。促进会有《赣商》杂志、赣商国际俱乐部、赣商创业基金、中国赣商网站、赣商论坛等日常组织。赣商国际俱乐部可为在赣经营者、赣籍人士搭建一个信息互动、决策参考、招商引资、法律咨询、新闻援助的平台，每年举办一次赣商大会，六至十次国际赣商论坛。还将聘请各界专家、政府官员、成功企业家在全国各地为不同的企业举办各种形式和内容的报告会、专题讲座、经验交流等活动。赣商创业基金则是通过赣商国际俱乐部企业家资源，为江西省创业起步阶层、优质创业项目提供经济支持、无息资金援助、风险投资、经验交流等形式援助。此外，基金会长期目标将借鉴发达地区经验，在国家提倡发展地区金融行业的同时吸引民间资本促进组建成立赣商区域银行。鉴于江西省目前没有一个专业的综合性商业网站的现状，依托江西省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为主体，搭建一个最大的综合性财经网络平台。同时，开设赣商论坛，凭借省社科院、江西财大的智囊团，为江西省的经济建设、各级政府决策、企业及企业家发展提供经营管理援助，为各级政府部门、企业家提供继续教育、专业课题研究等专项支持。

这个意图让赣商获取成功跳板的组织机构，不由让人联想到数百年前的万寿宫，曾经那里活跃着江西商人的身影，也正因为有了万寿宫，才使得江右商人的辉煌有了凝固的实体记录。

促进会与万寿宫的大同和大不同

方志远告诉江南都市报，万寿宫的来历与江西移民相关，江西有三大移民，一是官宦移民，二是军事移民，三是自发性移民。为了使大家有一个聚会的场所，才有了会馆，最开始的会馆都是以各自地区命名，如“临江会馆”、“吉安会馆”。随着发展的完备，开始建立组织机构，处理和协调江西人与当地官员的关系、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以及江西移民自身的关系，并开始有了商会章程和规范，发挥着联系乡谊、调解纠纷、商业中介和融资场所四大功能。

万寿宫同时也是一个同乡商业纠纷的调解和裁判所。万寿宫一般设有总会首一人，下设首士若干。总会首一般由当地同乡公推的德高望重之人担任，首士则由当地有声望的江西商人轮流担任。但凡同乡之间有什么商业纠纷，一般都由万寿宫的管事调解裁决。久而久之，江西商人在遇到租赁店铺、合股拆伙、买卖房屋及典押房产等重大商业活动时，都会请会首到场作证，以避免不必要的商业纠纷。

走南闯北的江西商人，初到一个地方，一定会先找到当地的万寿宫落脚，寻求帮助，交流信息。对于商人来说，信息往往就是金钱。除了信息中介外，万寿宫往往还具有职业中介、商业担保等功能。初到异乡闯荡的江西人找不到工作，可以找万寿宫帮忙介绍，在当地还没有声望的江西商人要在当地做生意，也可以找万寿宫帮忙担保。

万寿宫还是江西商人的重要融资场所。在当地有笔大生意但手头资金不够，可以找万寿宫帮忙，在同乡间发起“摇会”、“抬会”集资，待生意做成之后按原先议定的利率归还。有好项目但是一个人吃不下来，也可以通过万寿宫寻找有实力的同乡共同集资入股，共担风险，共享利润。

方志远认为，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与万寿宫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是为了推动江西的发展，可以为更广泛意义上的赣商提供交流的平台、资源的整合、信息的沟通等等一系列帮助。不同之处在于当时的万寿宫是由若干个或很多个为生计所迫、来到异域他乡谋生的江西人为生存发展而组成的组织。随着官员、商人的加入，有了固定的模式，慢慢地形成联络感情、协调关系的机构，有了组织机制，有了民主、章程、公产。

其时，各地的万寿宫就是江西本地“祠堂”在移居地的演化，因而深受江西本地祠堂的影响。而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是新时期带有主动性的凝聚商界、政界、各界力量，共同挖掘江西赣商文化，推动江西崛起的组织。因此，一个是被动，一个是主动，一个是为生存，一个是为发展，这就带有了时代特征。同时，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更具国际性，因此我们要认同它、关注它、融入它，共同为江西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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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6:15
要更出色就要能自我否定

闽商、浙商、晋商、徽商、苏商、粤商……当这些叱咤在中国乃至全球经济战场上各路华商精英浴血挥师、建立一个个商业帝国之时，江右商帮似乎“销声匿迹”——尽管，它曾经也是我国赫赫有名“十大商帮”之一。在闽商、浙商、晋商、徽商、苏商、粤商群雄并起时代，江西商人如何在“四面楚歌”中杀出一条血路，成了新赣商无法回避的问题。这时，江西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孕育而生，江西人勇于亮出“新赣商”这一宝剑。

“江西商人一旦学会自我否定，一定比其他省市的商人更加出色。”江西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执行会长朱怡岚对做大赣商充满信心。

“在洪城大市场发生过这样一件事，由于一家买羽绒衣的商家生意好，其他几家店联手悄悄把这家店的下水道堵了。”谈起这件事，朱怡岚在好气好笑的同时，更深深地感到悲哀。不去思索自己如何发展得更好，而是设法不让别人比自己发展得好，这是商人欲做大做强的大忌。“江西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的一个作用，就是要开拓大家的心胸与视野，不要互相拆台，而应互相搭台，从而给大家提供一个更高的平台。毕竟站在四楼看不到八楼的风景。”朱怡岚告诉江南都市报，在江西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成立伊始，便从加拿大传来喜讯，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市将由国际合作组织率市长代表团来赣洽谈合作。届时，南昌将充分利用蒙特利尔在软件、动漫等产业的优势，以此推动江西经济在新兴产业上的发展，为赣商提供更大的发展平台。
朱怡岚表示，整合各种资源为赣商提供更好的成长壮大的平台，是江西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的重要宗旨之一。今日之赣商，只要抓住历史给现代商帮的特殊机遇，找准自己的定位，不做同质化竞争，塑造现代意义的兴盛商帮，一定能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

除了为江西商人整合资源外，江西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另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就是要通过赣商论坛等方式，让新赣商的理念、思想在碰撞中升华，让新赣商在成长中少走弯路。江西商人被外界评价为多商业智慧，少商业精神；文化有余，商道不足；竞争意识不强、“做大”意识缺失、危机意识单薄、冒险意识不足……
朱怡岚指出，江西商业存在概念不清、理念不透、观念不新的问题。这就决定了相当一部分新赣商，在实践的过程中缩手缩脚，拼搏冒险意识不足，从而错过大好机会。“对接长珠闽”靠的不仅是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资源，而且包括创新的发展思路、先进的管理理念、高尚的精神境界；“融入全球化”依靠的是优秀的人才队伍、深厚的人文底蕴、立足全球的广阔胸襟和视野、敏锐的洞察力和高效的领导力。

江西商人只要学会“自我否定”，改变陈腐观念，必定能成为大赣商。彭小峰、王文京、段永平等人就是很好的代表。朱怡岚说，这些年来，江西最大，最深刻的变化就是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精神状况的变化。提出“新赣商”概念，开展赣商论坛，成立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就是要凝聚江西商人的力量，唤醒古老的江右商帮，共同打造新赣商航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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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小小    时间: 2017-9-8 16:15
新赣商可以是大儒商

说起古代的徽商，人们会想起胡雪岩；晋商人们会想起乔致庸。但，古代的江右商帮却没有这样的代表人物。于是，就有人给江西商人套上了“小富即安”、“不聚财”、“出不了大商人”这样的帽子。但如果你固执地认为这些曾经在最鼎盛时与晋、徽共占前三席的江右子孙们“不作为”时，那么就大错特错了。虽然，古代的江右商帮没有富甲天下的商人代表，但看看今天的彭小峰、王文京、段永平，那些所谓“江西出不了大商人”的观点，马上不攻自破。

“江西可以出大儒商。”身为江西人的荣誉酒店集团董事长胡连荣更是豪迈地断言。

彭小峰：首位跻身《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前十的江西人

今年10月8日，《福布斯》亚洲版发布“中国40富豪榜”，江西赛维LDK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彭小峰位列第六位。彭小峰是土生土长的江西人，生于斯，长于斯，公司也在江西。是一位新时代的典型赣商。1996年，乳臭未干的彭小峰毅然辞职下海经商。他用江西人特有的勤劳，加上自己的聪明才智，在短短10年间，便创造出一个财富神话。

王文京：缔造牛背上神话的江西人

王文京，江西上饶人。中央电视台在把含金量颇高的“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荣誉授予王文京时是这样评价的：“他是中国财务软件的领跑者，证明了中国人能做自己的软件；他是本年度资本市场的宠儿，证明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他是一个象征，创业者的个人价值和民营高科技企业的魅力在社会放出异彩！”

段永平：从打工皇帝到投资王者的江西人

相信所有的江西人都知道“步步高”，“步步高”这个家喻户晓的当家人就是江西南昌人段永平。熟悉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很典型的江西人，同时，也代表了新时代下的江西商人的特点：聪明、谦虚。虽然被称作打工皇帝、“中国的巴菲特”等，但段永平却认为自己绝不是巴菲特。他指出，轻易把在股市上赚到钱的人称作“巴菲特”，是对巴菲特的误解。这样的误解既低估了伯克希尔·哈撒韦这家上市公司投资模型与技巧的复杂程度，也掩盖与模糊了段永平的个性与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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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池氏网    时间: 2017-10-16 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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