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牌村历史沿革

石牌村的历史可追溯至宋朝。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董氏基祖董裔隆从南雄迁徙来此,结茅定居,渐成村落,称为董村。其后裔在董村住了约200年,即到了第八九代祖公时,人口迅速增长,第八代祖公共有10个儿子,于是另择地势较高的地方先后建新房。新址就在庙边岗西北边。其后在蚬壳墙村已住了约100年的池姓后裔,已各繁殖到第五代,第五代的5位祖公共生了11个儿子,于是另择地势较高的地方先后建新房。新址在庙边岗东北边。董、池两姓后裔在新住地定居后,人口稀少增长,两姓居住地就逐渐连成一片。到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7年),两姓村民另择村名,并以庙边岗的名字,取名为庙边岗(村)。

庙边岗(村)取名后,经过近100年,董、池两姓后裔繁衍昌盛,庙边岗村村民迅速扩大。这时潘姓后裔亦繁衍昌盛,从原著地不断向周围扩大。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年)早期,庙边岗村的董、池姓后裔住地基本上与潘姓后裔住地连成一片。这个时候,谢氏在谢角湾(村)已定居近100年,繁衍到第四五代后裔,谢氏第四代(市桥谢氏第九代)龙桥于明代隆庆四年(1570年)钦命为山西典试大主考,后特授福建永定县知县有3个儿子,6个男孙,仕途三代,谢龙桥有岭南人杰之称。谢后第四代开始先后回乡建房纪念祖先,新址在石螺(今石牌西河大街)。

明代嘉靖年间,庙边岗村已发展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多姓氏的村庄,山桔顶前面一带已形成商铺云集的村中心市场,由于此市场地处山冈前面,村民称之为“山前市场”,此名一直流传至今。当时村民经济繁荣,人口昌盛,又由于庙边岗周边有许多石器,如石马、石龟、石鼓等,鼓村民把村名改名为“石牌”。到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石牌村仍属永泰乡管辖。

清代早期,在方圆几十里范围内,石牌村已是一个知名大村,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番禺县就以石牌的名字设置了鹿步司石牌堡,下辖18个行政村,石牌堡的建置直到民国廿年(1931年)才撤销。

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0年),村内已形成以山前市场为中心通向四周的20多条大街,也是今天村中主要大街。道光八年(1828年),村民筹集资金,把村内多条主要大街和部分小街巷铺上花岗石板路面。

清代道光年间后期至民国廿七年(1938年)的100年间,石牌村仍保持经济繁荣,人口昌盛。1938~1949年,日军侵略和内战使贫穷、落后、饥荒笼罩全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称的石牌村,实际是个行政村,包括石牌、新庆、东石牌3个自然村,1999年在册人口9317人,人口较多的姓氏依次为池、董、潘、陈、冼,5个姓氏人口合计占全村总人口的86.9%。今天的石牌村已成为广州市新城区中心的一部分。

在行政区域建置隶属上,自南宋末期建村起至明代中期,石牌属番禺县永泰乡管辖。明代后其开始,番禺县设立巡检司,石牌属鹿步司永泰乡管辖。

清代康熙廿五年(1986年),鹿步司设12个堡,石牌村属石牌堡管辖(石牌堡管辖石牌、东石牌、新庆村、甲子沥、沙河墟、杨箕、冼村、猎德等18个村墟)。

民国廿年(1931年),石牌村属番禺县城第四区石牌乡管辖(民国廿五年废区,改乡镇为保甲制)。

民国廿六年(1937年),石牌乡归广州市管辖,建置石牌堡乡。

民国廿九年(1940年)10月,石牌堡乡有划归番禺县管辖,属番禺二区,1946年12月又划归广州市管辖。石牌堡乡辖石牌、林和庄、程界东、程界西、潭村、寺右。

1949年10月,石牌村属广州市石牌区石牌乡管辖。

1951年5月,石牌乡属广州市白云区管辖。

1956年6月,广州市成立广州市郊区,撤销白云区。8月成立石牌大乡,石牌村属广州郊区石牌大乡管辖。

1958年3月,石牌属广州郊区沙河大乡管辖。

1959年2月,石牌管理区改为大队,仍属沙河人民公社管辖。

1961年3月,石牌大队属石牌人民公社管辖。

1962年8月,石牌人民公社属黄埔区管辖。

1962年9月,撤销黄埔区,重新成立郊区,石牌人民公社并入沙河人民公社,仍为石牌大队。

1984年2月,石牌大队改为石牌乡,属天河区公所管辖。

1987年9月,石牌乡改称石牌村民委员会,属天河区石牌街道办事处管辖。

1997年5月,撤销石牌村民委员会,成立石牌三骏企业集团,属石牌街管辖。原村委会下属的三个经济联队(源于过去生产队联队)与5个居民委员会是二个牌子一套班子,属石牌街道办事处领导。

石牌村从建村到现在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从村域的大小、建制和沿革而言,变化很大。现在,石牌村这一名字,作为一个村落已不复存在,但是作为广州市的一个地名、街道名称的历史,则重开新的篇章。


姓氏状况及来源

石牌村在几百年发展历史中,一直是多姓氏的村庄,其中以池、董、潘姓的人口最多,占总人口的85.4%,其次是陈、冼及其他姓氏。

董姓是一个古老的姓氏,相传该姓为帝舜赐名。汉代时已有董姓后裔南迁到广东,现石牌村的董姓人,最近的祖根在南雄珠玑巷,于南宋咸淳年间来广东永泰乡董村。

池姓先民原是殷商之民,渑池是池姓先民的发源地。在漫长风月中,社会屡经变乱,池姓一部分人南迁,约在元朝末年和明朝初期才到广东定居于永泰乡蚬壳墙,比董姓来这里稍晚。

潘姓最早源于周朝时期在楚地中有一个潘邑。约在唐朝期间,南下福建广东,后也迁南雄的珠玑巷,在宋末元初的时候有从珠玑巷到广州石牌地区。

池、董、潘三姓后裔迁到石牌地区定居,从毗邻而居到成为一个村。

人才成长

石牌村自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董姓人最先结茅定居,渐成村落以来,已有700余年的历史。到清初,已是广州市东郊人口众多,规模较大的自然村。

石牌村历史悠久、人文郁盛。当时,村内的书院、私塾达十间,至今仍可看到古朴的私塾遗址。

由于崇文重教,因而孕育不少人才。如明代隆庆四年(1750年)有进士谢龙桥。清代(咸丰年间)有举人余赀、(同治年间)有武举人董逢昌,还有秀才池大恭董香苑等。

到了民国期间,一些大学相继迁入石牌地面,更增添了石牌的文化氛围。中山大学就曾经为村民办过夜校、识字班等,这对石牌当时的人才成长起了重要作用。此期间,在当时反封反帝的革命风潮影响下,石牌涌现一批革命志士、精英人才,突出的如参加过同盟会,追随革命党人黄兴,参加过“黄花岗之役”的池柏(1879~1961年)。担任过孙中山医务侍从,在孙中山病危时直接参与医疗救治,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奉天大典中担任大会司仪的池博(1892~1938年)。还有曾与孙中山为同学,且医术精湛,受到当时宣统皇帝奖励的池耀廷(1870~1960年),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全国劳动模范、铁道部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兼总工程师池又元(1925年~),还有在村内长期当基层干部,因防灾而以身殉职的优秀共产党员池德周……

石牌村有着捍卫独立、正义和尊严的传统,比如1841年5月,石牌村民参加了近代史上著名的广州三元里抗英战斗。又因协助国民革命军打倒陈炯明叛军和平息广州商团叛乱的斗争中作出贡献,因而孙中山曾亲笔题有“为国杀贼”的牌匾,派专人送给石牌(此牌匾在“文革”期间遗失,现存品为仿制)

改革开放后,石牌人才的成长呈多样性发展,各行各业人才脱颖而出。比如经营、管理人才池德扁潘树勋;授予“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称号的治安人才王红斌;有“种菜能手”陈女和网箱养鱼创新者池光胜;有被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授予“国际运动健将”称号的击剑将董兆致等体育人才;还有农民出身的书法家、画家、地方志编纂等文化人才池光桓董应钊……

教育事业的发展

石牌历史上的教育状况是比较好的,早在清代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开设有鹿山书院[此书院到了光绪廿七年(1901年)改名为鹿山社学,鹿山社学已于1925年拆毁]。当时,鹿山书院是石牌、猎德等邻近十三个乡合办的最高学府。书院又是人们讲学和学术研讨的场所。到了清代咸丰四年(1854年),又开设有同泽书院(院址位于现中山大道西美心岗省生物药厂)。该书院当时是由石牌、棠下、员村三个乡合办的,是作为修文习武的场所。

到了清末,私塾的兴起,逐渐取代书院社学。石牌曾经办起多间私塾,如“丽庄家塾”、“龙胜义学”、“保良书室”等。这些私塾校址,目前石牌村还比较完整地保存着。当时清政府规定私塾老师要具有秀才资格,本村秀才董香苑、池大恭等都曾在村内当过私塾老师。这些私塾多以公宅如祖祠、厅作课室,一般只有1名塾师,1间教室,学童虽然分有初级、中级、高级三种,但多数同在一室上课,老师因材施教。初级班属启蒙教育,文科教材为《三字经》、《千字文》、描红习字等;中级班教材为《千家诗》、《秋水轩尺牍》、《成语考》等;高级班教材是四书、五经、古文等。算术为珠算、口算、商业用数等。

民国初期,乡村教育仍以私塾为主,随后逐步兴办学校,取代私塾。据村志记载:民国十七年(1928年),石牌当时由秀才董香苑等人筹办了一间民办的志诚国民小学,有教工五六人,班级设有一、二年级各一个班,三、四年级合为一班,五、六年级又合为一班,学生人数100人左右。教学内容主要有国文、算术、修身、手工、图画、唱歌、体操等。这是石牌最早的小学,是石牌小学的前身。据另一资料则认为民国七年(1918年)建番禺第四区第七小学,曾于1920年改名为志诚小学,到1933年改名为石牌中心小学。 1950年石牌中心小学由村办转为公办,并改名为广州市第三十三小学,1952年,随着石牌区建制的撤销和白云区建制的成立,石牌第三十三小学该名为白云区第一工农子弟学校,校址从原来分散于娘妈厅、中立堂重新回到良湖董氏公祠,从此,校址稳定下来。之后的几十年里,石牌小学一度扩张,学生人数增加,并办起初中班,但总的来说80年代以前的教育基本停滞不前。

至于成人教育,石牌在民国时期已经在中山大学的指导下开展,共和国成立后又兴起“识字运动”、“文化教育大跃进”等,帮助村民扫盲。

80年代后,城市化进程中石牌人进入城市,打开眼界,面临一系列新事物、新生活、新压力,再加上国家重视教育的政策,促使村民确立起重视教育的思想观念。在村领导和村民重教观念的支持下,石牌小学有了很大的发展。规模和教学水平都大大提高,无论硬件、软件都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成为市一级的学校。另外,除了小学,幼儿园教育也有很大成果,至2000年,除村办的石牌村幼儿园外已有4所私人出资兴办的幼儿园。

城郊型的传统文化

文化的载体包括了宗祠、厅、庙宇等。在建国前石牌村的祠堂土地就占全村耕地的四成,包括几十个座祠堂公厅和坊厅(为纪念祖先或为提供小区域氛围内族人的公共活动场所而建立的厅)。祠堂与厅的区别反映在建筑结构上是不同的,前者规模更大,里边也更讲究,是三进两天井结构,后者是两进一天井结构。所有这些宗族性建筑里,主要包括六大姓氏,即池姓、董姓、潘姓、陈姓、冼姓、梁姓的祠堂与厅,其中,池氏宗族性建筑就有13座,董姓有11座,潘姓有10座,而潘姓先祖祠就有3座。宗祠这个场所,现在已成为历史文化整理和积累、群众文化艺术体育、娱乐、休闲的理想去处。

文物除宗祠公厅外,单件文物有石雕、牌匾、门额等。石雕,著名的有石龟、石狮、石狗、石马。经考证,这些文物的历史,长的有700多年,较短的也有500年。而据传石牌村名正源于这批石器文物。村民认为这些是镇村之宝。

文物中的牌匾石刻弥足珍贵的有民国13年(1924年),孙中山亲笔手书“为国杀贼”牌匾,现悬挂于村文化活动中心正厅(复制品)。此外,门额8块:“石牌”门额、“丽庄家塾”门额、“玉虚宫”门额、“朝阳”门额、“瑞藻”门额、“匡居里”门额、“潘氏宗祠”门额、“善平书室”门额,这八块门额中有两块是石刻的。但不论石刻木雕,都由近代或现代名家书写后加工,如“石牌”和“丽庄家塾”两块门额石刻的字,就是前清光绪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吴道镕所写。其他书写门额的还有清代的光绪年间进士、探花并授翰林的江孔殷;清代嘉庆年间进士、改庶吉士教馆授编修刘彬;清代光绪年间进士、国史馆编何荣楷等。

石牌的庙宇众多,原有庙10多座,较著名的有观音庙、玉虚宫、天后庙(娘妈庙)、康公庙、金花庙、华光庙、车公庙等。现存下来的只有玉虚宫和娘妈庙,其余均因政治和建筑本身的缘故而被拆。入庙拜神在旧时非常流行,现在虽有,但以成年妇女居多,另外还夹杂进了许多外地人,说明了众神在城市化的进程当中突破了地域的边界。农村中的多神信仰历史悠久,已成为习俗,所以,石牌村每家每户,农历初一和十五,逢年过节,烧香点烛,仍很普遍,但亦渐渐流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