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场银矿秘闻
明朝正统年间，尤溪县后场曾有过一段开采、冶炼白银的历史。至今仍有“七千来去客，三千土里兵”的传说，可见当时的采矿工和挑运工之多、冶炼规模之大的热闹场面。在矿场方圆三公里内，留下竖井、矿洞几十口，个个迂回曲折，深不可测，人们若把石子丢进洞去，会发出丁丁东东的响声，由大声到小声，慢慢消失。
矿址管空岐山腰间有一个平进矿洞遗址，洞口高三米，宽二米，深约六百米。洞内有三厅五门十室，洞中高低相间，大小不一，高的有七米多，一般的在三至五米之间；矮的和小的地方，人们要俯首侧身而过；洞壁峭立，形象各异，有如走马、眠牛、游龙、飞禽、走兽，处处逼真；有似石凳、石桌、石床，多姿多态，件件神工。在炎热的夏天，走进洞内，一股凉爽清气扑面而来，令人心旷神怡；严冬季节进洞，犹如进入温暖的春天，寒气顿消。离矿场一公里外有座地名“矿屎岭”，就是当时炼银的炉渣堆积而成的小山，几百年来沐雨栉风，仍然寸草不生。
由于事过年湮，许多遗迹无存，但后场银矿名扬遐迩，至今仍有尤（溪）闽（清）永（泰）三县游客到此探奇览胜，并留下诗句，表达他们对银矿遗址的赞美，录其中七绝一首：
后场银矿世间稀，好比玉华洞里奇。
愿将古迹传佳话，莫让后人永不知。
为何在后场留下如此规模的白银冶炼矿址呢？这要从明朝对银矿采炼业的管理制度说起。
明太祖朱元璋初登皇位，在经济上对农民和手工业者实行了某些程度上的让步。对政府经营的矿业采取消极政策，主张政府不去开矿炼银，把炼银业放开，让人民自由冶炼。一段时间后，出现了政府掌握的白银不足，又下令禁止使用白银，只准用宝钞及铜钱。但是，白银是客观的流通货币，虽然政府下令禁止，而民间交易仍用白银，禁而不止。到英宗皇帝（公元1436年）时，政府不得不放松用银禁令，准许民间用白银交易，于是白银成了社会上不可缺少的流通货币，也刺激了炼银业的发展。
政府为了掌握和操纵银矿业，实行统制政策，把所有银矿收归政府经营，无论军民人等，皆不得私自开矿炼银，在各地遍贴“矿禁”告示，并派官军到各地巡查，严拿私自采矿冶炼者，对犯者或处以极刑或家迁化外，如有不服者，即调兵剿捕。地方政府为了防止“盗矿”，划定封山“禁区”，设立“关卡”、“驿路”，驻兵防守。
政府在矿区设立管理机构——“矿业局”或“炉局”，并设置专职官员，专门管理采冶矿业和督办矿课及巡视矿场的有关事务。管理机构设立后，便大肆征集民夫，令民夫用自带的简陋工具进行开采冶炼。政府不问实际生产如何，都要如数缴纳银课，借此搜括人民钱财。
被招到矿场的民夫，一方面，他们脱离了生产，从事奴役般的劳动，还要向官府交纳银课，生活痛苦万分；另一方面，如果政府一旦关闭矿场，官差走了，丢下矿工不管，造成失业，生活无着落。这无论对于矿商或矿工而言都是灾难。他们在被迫走投无路时，便自动联合起来，携带简陋的工具、农具、刀具，逃入林菁茂密的高山大谷中，不顾官府“矿禁”，据险采矿炼银。当政府派军队追捕时，他们又必然走上武装反抗道路。
明正统年间，浙江叶宗留就是当时空前规模的矿工起义领导者。叶宗留，浙江庆元人，少年学过武术，曾当过政府隶役。后来，由于生活所迫，成了“矿盗”。他领导矿工在福建、浙江、江西各地私办银矿。后来又与王能、郑祥四、苍火头、陈恭善等人领导的矿工会合，带领两千多矿工及技术骨干，潜入到被政府封禁区仙霞岭的铜塘山、福安宝峰、尤溪后场，私自采矿炼银。由于不断遭到官府追捕，他们便自铸兵甲，对抗官兵，实行武装开采。他一方面提出口号“矿山自由”、“听我开采”；另一方面向政府揭示“低票”（挑战书），定于某日某地决战，在福建各地杀死杀伤官兵甚多。
后场银矿，就是叶宗留等人在政府禁令下据险经营的一个矿场的。
后场银矿的发现，是在南宋时期。当时，有位二十四都焦林尾进士出身的卢人瑞，他在南宋庆元五年中了进士，又被招为驸马，皇帝派他回尤溪找矿炼银。他在龙门、后场、七矿场三个地方找到不同的矿藏。后场银矿虽经探明，当时尚未开采冶炼。但是，后场银矿自那次探明后，就远近闻名，明正统年间，被官府列为“矿禁区”。
后场地处尤（溪）闽（清）永（泰）三县交界，山高林密，交通闭塞，远离官兵追捕，是私办银矿经营者理想地方。明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王能、苍火头带领近千名矿工和技术骨干来到后场，在管空岐秘密采矿冶炼。他们在矿区分别设立了“堂兜”（管理机构）、“街兜”（生活、经商）、“花兜”（种花、休闲）。矿场始建，矿工不足，他们用强掳办法，把当地和周边的农民以及过往行人，不论是何身份，只要被他们碰上或见到，都被抓到矿场做工。一时间，方圆三十里内，路上无行人。在矿场上的矿工及管理，后勤人员，最多时达一万多人。
他们对矿场实行严密封闭，秘密开采。对被强征来的民夫，按十人编为一队，十队编为一个大队，有大队总管人，有工头监督人，整日在矿场巡回，严加看管，监督劳动，进了矿场的人就别想逃出去。矿工生活十分艰苦，每天只吃两餐粗粮或杂粮。吃不饱饭，还要超时超量劳动，动作稍慢，便遭鞭抽棍打，矿工苦不堪言。加上条件简陋，冒险开采，每天都有人因事故而死和累死、饿死、病死在矿场上，病无所养，死无所归。
矿区边有一处地名叫“福州岭仔”，传说是从福州鼓山飞来的。说是被征来的民夫，不堪虐待，逃跑无路，活得艰难，惟有祷告天地神明，帮他脱离苦海，终于感动了“天神”。在一天夜间，从福州鼓山飞来一座小山，把炼银场压在山下。从此，民夫们得以逃离劳役之苦。这是传说中的神话，是人们向往美好的追求。但是，在民国时期，当地群众确有在“福州岭仔”山脚下的小溪岸边被溪水冲刷过的地方，见到露在外面的厂房木料等建筑物和棕绳等日用品；在溪床水下，还拾到零散碎银。
后场银矿，从明正统七年到十三年（公元1442--1448年），前后有六年时间，风风火火，热门一时。后来，由于产银不多，得不敷出，加上不断遭官兵追捕，经营艰难。正处在进退维谷之际，经营者王能、苍火头得到叶宗留率各地矿工起义的消息，他立即响应，率领矿工走出后场，参加起义。
明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夏，银矿领导者叶宗留所经营的浙江、江西、福建的银矿，因技术落后，“所得甚微，亦不给用”，加上官兵追捕甚急，难以维持，他向矿工们提出：“以吾之众，即攫金于市，何所不得，乃至疲绝壑，捐生命，给此口食，岂吾数百人中，无一人富贵哉！”这种富有鼓动性的口号，立刻在矿工中引起强烈反映，一致赞同他的号召。叶宗留立即举起义旗，自称“大王”。他一方面把较近的浙江少阳坑、铜塘山，福建政和少亭坑等几个银矿矿工组织起来，聘龙泉葛良山为教师，教以武艺，训练队伍，并打造兵器，首先起义。另一方面向江西、福建各地银矿传递信息，一同起义。他于同年十月，从浙江庆元出发，兵分两路，一路进军福建，一路进军江西。进军福建的一路，进入浦城，经过崇安，节节胜利。不幸的是，在崇安战斗中，叶宗留身中流矢牺牲。叶宗留牺牲后，推选叶希八为领袖，仍以叶宗留的旗号，继续率军进攻建阳，直指建宁府（今建瓯）。
明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二月，邓茂七在沙县“刑白马，祭天地，歃血誓众”，竖起“铲平王”大旗，领导农民起义，攻城略地，势如破竹，很快占领了许多州县。四月，尤溪县打铁出身的炉主蒋福成，因不堪地方官府、豪绅敲诈勒索，便联络郑永祖，率领炉丁、市民及农村贫民，聚众万余人，杀死官兵，占领县城，响应邓茂七起义。
当邓茂七听到叶宗留领导的起义军转战闽、浙、赣边境时，基于目标的一致，派人与叶希八联络，结成联盟，互相支援，并肩作战。叶希八派出陈鉴胡、陈堂、唐其带领四百多人来到尤溪，接应王能、苍火头率领的后场银矿起义队伍，一同参加到邓茂七、蒋福成的起义军中去。起义军攻城掠地，诛杀贪官污吏，人心振奋，闻风归顺，从者云集，队伍日益扩大。数月中，拥有水陆军八十万人、船二百余艘，分设十九寨三十六营。他们以沙县陈山寨为根据地，分驻于建瓯，邵武的夏阳，永安的贡川、玉台馆，龙岩的后洋、挂口等地，多路向官兵进攻。起义军所到之处，“民为向导”，并造“吕公车”配合作战，“出师必胜，攻城必克”。叶、邓两支起义军，先后攻克了闽北各县和闽西北、闽西、闽南的部分县，共有二十多州县，甚至打到广东的潮州，震撼了明王朝的统治基础。
起义军发展迅速，明王朝“闻败报踵至”，惊惶失措，立即调集重兵，令宁阳侯陈懋佩授征夷将军印，充当总兵官，统领大军；保定伯梁瑶充当左副总兵，平江伯陈豫充当右副总兵，刑部尚书金濂参赞军务，都督范雄、佥事董兴为左右参将，统领在京五军及浙江、江西、福建的兵力，一同镇压起义军，但“进兵日久，全无实效”。官军用武力征剿难以取胜，便改变策略，用间谍离间计，从起义军内部瓦解，然后，再各个击破，取得了效果。
在斗争处于紧要关头，起义军队伍中，潜伏进来的官兵间谍罗汝先使用诡计，骗取信任，勾结官兵，预先设好埋伏，再骗邓茂七下山进攻延平城。起义军进入伏击圈，邓茂七牺牲，起义军损失惨重。邓茂七牺牲后，由他的兄子邓伯孙及“善剑尤骁捷”的女将廖氏为领袖，继续与叶希八领导的矿工起义队伍并肩作战。由于起义军领导者缺少斗争经验，又中了官兵的离间计，把自己的得力主将张留孙杀害，造成起义军队伍中，人人自疑，军心涣散，有的投降官兵，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战斗力大减，终被官兵各个击破。叶宗留、邓茂七起义联盟，并肩作战，前后经历八年，最后全部殉难。
后场银矿的矿工、民夫，大部分跟随王能、苍火头走出后场，参加起义队伍走了。附近被抓来的农民有的回家从事农业生产；外地来的矿工有的就在后场居住下来，故在黄姓入住(公元1506年)后场之前，曾有十八姓杂居其地的传说。
（根据有关历史资料和黄启旦提供的情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