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撞进战犯管理所
第二次转监，并没有把他送到荒凉的边疆去，而是回到了提篮桥监狱，接受
“疗养”的优待。领导宣布：祖国建设，需要你们，不久诸位就可以重返社会，参
加建设了。接着，在“北上参观”的名义下，把他送到山东禹城，被编入“解放军
官训练团”学习，但并不撤消原判，也不减刑。后来又转济南“解放军官管训处”，
足足坐满了十二年监狱，才于一九六二年刑满释放，回到上海。
一、囚犯疗养，受宠若惊
关于池步洲离开劳动板箱厂之后的去向与命运，“料事如神”的老夫子，这一
回却没有猜透共产党的“腹内文章”。
将近五年来，这是池步洲第二次“跻身”于社会，或曰“观光”一下市容。车
子离开劳动板箱厂，越过荒郊野外，进入闹市，从他旧居馀庆坊所在的北四川路底，
经横浜桥、邮政总局、四川路桥、外白渡桥，再转了几个湾，往闸北方向开去。一
种不祥的预感突然袭上池步洲的心头：难道要把我送回“娘家”吗？同车的狱警就
在旁边端坐，但是不能问，问他也不会答复。
正纳闷儿间，车子终于在提篮桥监狱的大铁门外面停住了。边门一开，池步洲
第二次进了监狱。
狱警帮池步洲拿着行李，把他送到一个大厅里。过了一会儿，一个身披军大衣
的解放军干部走了进来，面带笑容，十分和蔼地问：“你是池步洲吗？”
池步洲点点头，答应了一个“是”字。那干部接着说：“我奉上级指示，这一
次把你调回来，到医院好好儿休养休养。”
那干部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声音并不很大，但在池步洲听起来，却简直如雷贯
耳，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心想：这是什么话？“好好儿休养”云云，难道是
对一个犯人说的话么？岂不要折杀我这个“反革命分子”也！
那干部见池步洲傻站着不动，茫然不知所措，就微笑着对旁边的狱警说：“你
带他上楼去吧。”
还是那个狱警，帮池步洲提着行李，到大厅旁边的电梯门口，一按电钮，电梯
下来，两人搬进行李，直升而上，到达五楼。
电梯门刚打开，就有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人迎上前来，引导两人进入一间大房间。
房间里放着三十多张单人铁床，都铺着弹性褥垫、雪白的床单，床上放着棉被、毛
毯和枕头，有点儿像是病房的样子。但是床上没有一个人躺着，只有七八个中年汉
子，穿着干净整洁的棉人民装，精神状态，也不像有病的样子，或坐在床沿，或站
在窗前，看样子，安闲得很。池步洲心里寻思：这些人，大概都是在这里“休养”
的吧？
那穿白大褂的指给池步洲一张小铁床，让他放下行李，接着又问：“你还没吃
饭吧？”
池步洲点点头说了声“是”，那人就把他带到隔壁一间小房间里，让他坐下等
着，他自己和狱警就走了。
过了一会儿，一个身穿厨师白衣的人端着托盘走了进来，把饭菜放在桌上：两
个菜，一荤一素，还有一个汤，一个盆白米饭，香喷喷的，足有半斤多。看得池步
洲几乎都傻了。
那厨师把饭菜放在桌子上，说了声“你自己吃吧”，就走了。池步洲已经好几
年没吃这样好的饭菜了，就是连糙米大米饭也已经两个多月没看见了。一个饿极了
的人，一个肚子里油水亏极了的人，突然间得到这样丰盛的一顿午餐，怎么能不欣
喜若狂呢？于是乎就像饿虎扑食一般扑向了饭桌，三口两口，就风卷残云一般把一
盆大米饭全吞进肚子里，至于那两个菜，则有如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还不知道什
么滋味呢，就一扫而空了。
两菜一汤一盆饭全部下肚，好像还只有半饱。两眼瞪着空盘空碗，心想已经吃
了这么多，总不好意思再添了，忽听背后有人问；“还要添点儿饭么？”回头一看，
原来是那位厨师笑眯眯地站在门边。这可真是急人之所急、想人之所想的好人，当
即面有愧色地把饭盆递了过去。不一会儿，就给端来了小半盆大米饭，饭上面还有
菜。
这一回，大约又吃了三两，才叫真的吃饱了。
事后才知道，凡是到这里来休养的人，个个都像从“饿鬼道”中来的一般，池
步洲如此，比他来得早的人这般，比他来得晚的也这样。所以厨师已经心中有数，
每人都一样对待，倒不是对池步洲一个人特殊也。
吃饱了饭，刚回到大房间，穿白大褂的那个人又给送来了内衣、内裤、衬衫、
袜子之类，而且还都是双份儿的，只有棉鞋是一双，然后立即带他到浴室去洗澡。
浴室门一开，池步洲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这是一间非常讲究的单人浴室，地
上和四壁都镶嵌着瓷砖，放一个大浴缸，有冷热两个水龙头可以调节水温，还有卧
榻和衣柜。
后来才知道，这里就是英国人建造的监狱医院，一切设备包括浴缸在内，都是
从英国运来的。但不知这样高级的医院，是给犯人看病呢？还是只给工作人员看病？
池步洲已经足有一个多月没有洗澡了。劳动板箱厂虽然也有一个犯人浴室，但
是浴池很小，一次进去二十个人，就已经是人挤人，转不开身，是名副其实的“肉
搏战”，而且时间很短，每拨人从进去到出来只给二十分钟。池步洲体弱怕冷，冬
天衣服穿得多，又不像别人那样只穿一件衬衫加一件棉袄就可以，而是秋衣、绒衣、
毛线衣地穿一大堆，一脱一穿，都很费时。因此每逢轮到集体洗澡，别人都已经泡
进池子里了，他衣服还没脱完；等到他刚刚挤进池子里去，二十分钟时间又到了，
队长在外面一个劲儿地催，只好随便抹两把就算。四五年来，开头是根本没有机会
洗澡，后来每隔十天半个月的虽然也能洗一次澡，但都是“点到而已”，根本没洗
干净过。到了后来，甚至视洗澡为畏途，可是集体行动，你想不洗还不行。今天突
然之间有了这样好的洗澡条件，一人一盆，又不限制时间，还不好好儿地彻底洗洗？
脱下全身衣服，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只见前胸肋骨根根可数，两臂瘦得像两
根木棒棒，而小腿以下，却又肿得比大腿还粗。“啊，这个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会
动的东西，难道就是我池某人吗？”也罢，既来之，则洗之，池步洲放足了热水，
艰难地爬进大浴缸，舒服地泡了个够，然后把身上的污油泥搓了一层又一层，总算
把几年中积攒下来的污垢统统洗干净了。中午吃得过饱的肚子，经过热水一泡，也
加速了消化，满足已极。再穿上全新的内衣、内裤和袜子，真是一身轻松，只可惜
没有新外衣，还不能不穿上自己的那套脏兮兮的破衣烂衫。
洗过了澡，回到大房间，斜靠在小铁床上刚歇了一会儿，理发师傅拎着小皮箱
来了，招呼池步洲理发。劳改犯人一律剃光头，哪儿都一样，因此理什么样的发式，
本来是用不着声明也用不着关心的。不料理完了发，理发师傅拿镜子一照，池步洲
惊奇地发现，手巧的理发师，居然在他好几个月没理的蓬头上，理出一个分头来了。
池步洲一生从来没理过分头。他觉得分头有压力，还要梳洗，太麻烦，所以一
向都是剪小平头。今天理发师既然为他理了个分头，这大概是有别于囚犯的标志，
所以他也“逆来顺受”了一下。从此一直到刑满，都是理的分头；释放以后，方才
又恢复他的小平头。
过了几天，裁缝师傅又来给池步洲量了身材，估计是要“量体裁衣”，做新衣
服了。果不其然，仅仅几天以后，一套崭新的棉衣棉裤就送来了，样子与先到的那
些人身上穿的一模一样，既合身，又暖和，好不开心！
从此以后，全身上下，里外三新。池步洲隐隐觉得：共产党如此下本钱，是不
是觉得我已经改造好，可以算是一个“新人”，可以自食其力、并“用其所长”了
呢？
本来，作为一个人，一个自立的男子，吃饱、穿暖、身体整洁，乃是生活上最
低的要求，并不足为奇的。但是一旦身入牢房，所有这一切，都成了十分难得的
“苛求”了。于是乎突然间让你吃饱、穿暖、洁身，反倒会受宠若惊，似乎一步登
天了似的。难怪有人说：人哪，人哪，是世界上一切动物中适应能力最强的动物了。
二、群英聚会，所为何来
池步洲初来乍到，人地生疏，对于先到的那七八条汉子，因为不了解他们的身
份，不敢贸贸然招呼，万一要是违犯了监规，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等到他吃饱了
饭、洗过了澡、理完了发，再次斜靠在被卧垛上小憩的时候，与他床头相接的一个
先来的人就凑了过来，小声地问：“老兄，你从哪里来？”
啊，只此一声，一切就全都了然于胸：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缘是劳改犯！
互通姓名后，得知此人叫杨若膺，是国民党部队的一名少将。他是一九四八年
在河南与解放军作战中被包围，放下武器投诚的。共产党有优待俘虏的政策，因此
他倒是没有被判刑，但一直处于“学习”的阶段，老也结业不了。这一次，他是在
“换一个学习环境”的名义下集中到这里来的。
话匣子一打开，就不可停止。只要穿白大褂的不在房间里，大家就海阔天空，
无所不谈。
有一个叫王荣的，来自福建，是王耀武的胞弟，当过少将旅长，在福州被捕入
狱。此人个子不高，面目黧黑，具有北方人的爽直性格。他说他在福州劳改，干的
是重体力劳动，肚子却老是吃不饱，终日饥肠辘辘，实在难熬，比什么苦楚都难受。
这次是两个解放军干部专门到福州去把他解到上海来的。坐的是火车卧铺，不但没
上铐，每次上厕所，两个解放军干部还都在厕所门口站岗。第一次吃饭，一个人一
份儿，他三口两口吃完，肚子还不饱，可不敢再要。那两个干部见他吃饭狼吞虎咽，
体会到他一定没吃够，又给他买了两份儿，总算吃饱了。
有一个叫高鹤飞的，比池步洲晚到几天。解放前他是上海市警备司令部的少将
副司令。因他与地下党有些接触，见疑于汤恩伯，从上海撤退的时候，没带他去台
湾。解放后被捕，送到苏北的一个劳改农场劳动。他是个养尊处优惯了的人，哪儿
干过农田活儿？翻地的定额完不成，就挑灯夜战，不完成定额不许睡觉，累得个贼
死。住的是茅屋草铺，吃的是胡萝卜豆饼，还吃不饱。条件比上海差得多。头一天
到，也一连吃了两大盆米饭，跟饿狼似的。
可见当时粮食紧张，犯人们吃不饱肚子，是普遍现象，并不是上海一地如此。
后来，集中的囚徒越来越多，总数达三十多人。绝大多数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官
或文职人员，其中军衔最高的是中将，年纪最大的已经六十多岁。比较特殊的一个，
名叫徐建平，本是中央银行上海分行的副经理，似乎与军队系统没有太多的关系，
大概是党政系统的什么重要人物。
大家初来乍到，彼此都不了解，虽然是“群英聚会”，介绍自己的时候，只讲
过五关斩六将，闭口不提走麦城，大概也是难免的。好在来日方长，谁的人头怎么
样，自然“日久见人心”也。
三、喜从天降，释放有望
三十几个人，每天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只要穿白大褂的人不在，大家就聚在
一起窃窃私语，话题除了自我介绍之外，主要是对这一次突然集中的目的和前景进
行各种各样的推测。根据连日来狱方对大家的态度，当然人人都往好的方面猜，多
数人认为：目前共产党正在搞肃反运动，又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抓人、整
人；作为事物的另一个方面，有必要放出一批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员，以为“低头认
罪”、“改恶从善”者的榜样，以说明肃反运动抓人不是目的，改造人才是目的。
有一天，原来穿白大褂的那个人，忽然不穿白大褂而穿着解放军军装出现在大
家面前。至此大家方才知道他原来是个解放军干部。后来通过送饭的厨师，知道他
就是监狱医院的院长。他是个瘦高个子，年纪不过三十来岁，脸上总是挂着笑意，
说话更是和蔼可亲。看他每天忙忙碌碌，主要精力都用来安排大家的生活和各种事
物。大家有什么问题和要求，只要向他提出，基本上都能够得到解决。但是从来不
提大家最关心的“集中休养意图何在”和“下一步作何打算”这两个问题。
一个多月来，伙食还是两菜一汤，大米饭不定量。后来见大家的胃口不像初来
时候那样大了，改为一菜一汤，而大家也都表示“菜足饭饱”。看来，人的肚子其
实很好商量，并不是十分刁钻古怪、难于伺候的。
除了院长之外，还有一个“独臂将军”，也常常到“病房”来转转，有时候和
院长谈谈，有时候问问大家对生活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求。他既不穿军装，也不
穿白大褂，一套粗呢制服，一个空袖筒晃荡晃荡的，说话声音洪亮，态度也很和气。
但是谁都不知道他的身份，有人推测他是市政府或军管会的什么干部。后来悄悄儿
问送饭的大师傅，才知道他就是上海市监狱监狱长。
得知他就是监狱长以后，池步洲这才想起来：一九五一年“四·二七 ”大逮
捕后的第二天黎明，就是他站在监狱大院子里对大家训话的，当时没注意也看不
清他的脸型，但是“独臂”的印象却还有。因为后来犯人们每逢吃不饱、长虱子、
冻得发抖、热得冒汗、不让写信、不让接见等等不遂心的事情，发起牢骚来，总要
骂这个“独臂”监狱长不长人心、虐待犯人、是个阎罗王，却没有想到他竟这样平
易近人。
凡是集中到这里来的人，至少都已经关押四五年以上。多年的犯人生活，已经
把大家治得规规矩矩，完全做到了孔夫子所没说的“非份勿提”：尽管干部们再三
询问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求，人人的答复都是“很满意”，“没意见”。得知他
就是监狱长以后，大家的胆子反而大了起来，有人要求看报，有人要求给家属写信。
这样的要求，作为犯人，本来是“非份”的，估计也是绝不可能得到满足，不过是
故意这样提一提，且看他如何处理，也有将他一军的意思。不料意见提出，当时就
得到答复：报纸从明天起就送来，要给家属写信，当然可以，而且不要贴邮票！
这可真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几年不见报纸了，第二天送来的三份《解放日
报》，不说报纸上有多少重大新闻，犯人能看报，这本身就是一件重大新闻。
至于写信，那更是奇迹了。本来，犯人通知家属接见或要家里送什么东西来，
狱方的规定是一律写明信片，明信片也是特制的，狱方印有格子，一个格子只许写
一个字，只许少写，不许多写，总字数绝不许超过二百。如今不但允许用信封，而
且也没说限制写多少字。有的人估计信件必定要经过检查，干脆写上集中休养以后
生活如何如何好，身体如何如何健康，看样子不久就要宽大释放，走上工作岗位等
等。信交上去以后，也不见干部们有什么话说，而且不久都有回信到来，说明信件
确实全都发出去的。
休养了一个多月，除了原来就有病或临时得病者外，谁也没吃药，就凭“饱食
终日、无所事事”这八个大字，就把大家的身体都养胖了许多。洗澡的时候，池步
洲看看自己的胳膊，长肉了，看看小腿，消肿了；照照镜子，面色红润起来了 ，
现在就放出去，准不像个囚犯了。
有一天，院长指挥大家动手，在大病房靠窗一侧布置了一个会场：放两张桌子，
桌子后面放三张椅子；桌子前面一排排放了三十多张椅子，让大家在椅子上坐好。
不久，院长和监狱长陪着一个身材魁梧的首长走了进来，在桌子后面一起落座。这
位首长，穿一套相当讲究的西服，罩一件相当漂亮的呢大衣。这种穿着打扮，在那
个年代的首长中间，还是很少的。先由监狱长讲话，他只说：上级派来一位首长，
要跟大家见见面，谈谈话。但是既不介绍首长的姓名，也不介绍首长的职务，接着
就以手示意，请首长讲话了。
这位首长喝了口茶，清了清嗓子，用很洪亮的声音喊了声：“诸位！”
这一声，不由得大家一愣神。自从被捕以后，不论哪一级干部讲话，包括狱警、
看守、卫兵等人在内，对一个人，是“某某号犯人”，对一批人，则一概称“你们”。
今天来的这位首长，比监狱长大，那是肯定的了，他一开口，居然不称“你们”而
称“诸位”，能不叫大家耳目为之一新，不感到受宠若惊吗？
那位首长似乎没有注意到大家脸色上的微妙变化，管自接着说：“诸位到这里
来，有一个多月了吧？生活上，都习惯了吗？”这一十分普通的问候，顿时间把彼
此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诸位都是学有专长的人才，如今国家正在建设之中，需要
诸位回到社会上去，各尽所能，为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现在先组织大家到社
会上去参观参观，看看社会主义建设蓬蓬勃勃、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充实一下思想
准备，以便回到社会上以后，能够适应和尽力。大家与家属也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
找一个时间，跟家属见见……”
首长的话音一落，大家全都笑逐颜开，可是谁也不敢鼓掌。因为劳改了几年，
一个个都给管傻了，没有政府干部的示意，谁都不敢自作主张地有所行动，以免违
反“监规”。监狱长见状，出来打圆场说：“今天首长的讲话很有意义，散会以后，
立即分组讨论，发表感想。要指定专人做好记录，会后把记录本交上来。”
监狱长陪着首长先离开了。院长给大家布置了一下讨论提纲，让大家休息一会
儿，等饭后再组织讨论。说完也走了。
得到这样的实信，大家心花怒放，欣喜若狂。尽管刚才在会上谁也不敢表示出
来，等首长一走，却谁也控制不住自己，哪儿还等得到饭后讨论发表感想？早就你
一言我一语地谈论起来了。至于饭后的正式讨论，当然更加热烈。特别是徐建平，
慷慨激昂之后，更加痛哭流涕，就差跪下来三呼万岁，磕头谢恩了。
四、党恩浩荡，外出参观
首长讲话以后，除白天继续讨论外，每隔一两天，晚上还给安排了看电影。
电影是在楼下的大厅里放的，令人感动的是：场上只坐着这三十多名囚犯，分
明是专场。电影有国产的，也有苏联电影。由于“劳改后遗症”在作怪，看电影的
时候，谁也不敢说话，更不敢鼓掌，确实是“鸦雀无声”。大家对电影的内容似乎
并不太注意，注意的是这种待遇。所以在讨论的时候，发言中多的是“久违”、
“过瘾”这些词语。
大家最感兴趣的是外出参观。五十年代的劳改生活，采取的是与社会完全隔绝
的做法，连报纸都看不见。犯人们对于社会上出现的任何新事物，几乎到了一无所
知的地步。因此常有“狱中才一日，世上已千年”之叹。古人常说“耳听为虚，眼
见为实”，只有“目击”的事实，是最能令人心服的。由于长期以来“宣传”的虚
假性和欺骗性，人们往往把“宣传”二字的涵义等同于“扩大事实”或“不可相信”，
对口头传达、新闻报道甚至新闻纪录片，都不太信任，因为“做假”的可能性太大
了。这确实是“宣传”专家们不可推卸的罪责。能够让与世隔绝了若干年的犯人们
到社会上去亲眼看一看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以此来唤醒这些囚犯们对社会主义
建设的热情与信心，确实是这次释放这批特殊犯人所做的所有工作中最最出色、最
最大胆、最最有成效的一招。
外出参观，前后一共有十几次，进行了两个多星期。事先当然由狱方与被参观
单位领导人联系妥当，包括安全保卫等等事项都安排得十分周到。动身之前，干部
们再三关照要仔细听取所参观单位领导人的介绍，回来以后要座谈参观体会和感想。
三十多名犯人，加上带队、警卫等便衣人员，一共四十多人，分坐两辆大轿子车，
人人都是新衣新帽，穿戴整齐，从监狱的大门口上车，直达参观的目的地。
第一个参观的单位是上海市第一百货公司。这本是解放前上海四大公司──先
施、永安、大新、新新──之一的大新公司，解放后改为国营的百货公司。解放前，
大新公司不但卖百货，还有与“大世界”齐名的游乐场，内设各种戏剧、杂耍，买
一张门票，可从下午一时玩儿到深夜十二时，还有酒家、舞厅、咖啡馆等等。解放
后分开经营，不属于一个系统。
阔别五载，旧地重游，展现在眼前的，确实另有一番新气象：门面装潢一新，
一进大门，地面整洁，光滑如镜，货架林立，商品充斥，顾客如云，人声鼎沸，男
女店员，笑脸相迎，明码实价，童叟无欺，给人一种旧貌换新颜的感受，也确实起
到了国营商店的示范、标兵作用。
大家先被引到一间备有茶点的大客厅内落座，经理笑容满面，殷勤接待，详细
讲解公司接管前后的概况与变化，如何整顿，如何革新，现在的营业额为解放前的
若干倍，店员当了主人翁以后如何发挥积极性，工薪待遇提高了若干倍，等等，等
等。讲得有根有据，十分生动。然后经理带领大家从底层开始，直到二三四层，逐
层参观，继续详细介绍。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充分显示了共产党的英明伟大
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这一天，上午十一点提前开饭，十二点准时开车出发，直到下午四点多才参观
完毕，打道回狱。汽车故意开得很慢，好让大家恣意浏览沿途市容。其目的，当然
是为了加深对新社会的印象，提高认识，促进思想改造，以利于重返社会。
这第一炮，可谓打得响极了。吃过晚饭，座谈讨论，人人喜上眉梢，个个乐在
心头，称赞之声不绝，赞美之词盈耳，人人表态：一旦重返社会，必当各展抱负，
以最大的热情和积极性来参加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
第二次参观，出发得特别早。刚吃过早饭，带队的干部就催促集合，依旧上了
那两辆大轿子车，出了市区，向郊区急驰而去。车行近四个小时，将近中午，方才
到达郊区县的一个重型机械厂。
首先出面接待、讲话的，当然是厂长。“茶话会”后，旋即就餐。好丰盛的一
顿午饭！饭后稍事休息，才由一位工程师带领大家到各车间参观，并详细讲解。从
他那书生气十足的风度看，可以猜知也是个留用人员。因此双方的距离近了许多，
不再唯唯诺诺，也敢于提一些问题，空气顿时轻松活泼了。也不知道是谁向工程师
透露的，说池步洲是个学电气工程的留日学生，于是那工程师就引池步洲为同行，
讲解得更加起劲儿了。大家来到化铁熔炉面前，那工程师摸出一片滤色镜来，要池
步洲根据火焰的颜色判断一下炉内铁水的温度。池步洲接过色镜来看了看，答复的
数字，基本正确。工程师点头称赞，大家也面有得色，意思当然是“莫谓囚徒之中
无廖化”也。
这以后，又参观了好几家工厂、商店以及中共一大会址和孙中山故居。前前后
后，持续了两个多星期。这一活动，给囚徒们带来了兴奋与期待。大家对新社会欣
欣向荣的气象感慨颇深，从而对共产党产生了由衷的佩服。这一次的休养参观，在
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五六年来由于非人待遇所造成的隔阂、不满甚至仇恨。因此，如
果“重返社会、用其所长、参加建设”的诺言能够兑现，这一措施当然是绝对成功
的。
五、恩施格外，告别家属
参观访问告一段落，大家正在期待着更加美妙的下文，那位独臂监狱长在院长
的陪同之下，到“大病房”召集大家讲话。他满面笑容，和蔼可亲地说：“大家这
一次外出参观，亲眼看见了祖国建设的新貌，提高了对共产党和新社会的认识，收
获一定很大，值得高兴。不过，仅仅只看上海一个地方，是不够全面的。事实上，
全国各地，不论工业、农业、商业，无不欣欣向荣，生气勃勃。为了扩大眼界、提
高认识、有利于大家重返社会参加建设，政府决定：不久以后，再让大家到北方去
参观访问。相信大家一定会得到更多更大的收获。………”
听到政府对大家这样看重，人人喜上眉梢，乐不可支。心里都在琢磨：这次释
放出去，政府确实要重用这些人的。不然，就用不着费这样大的人力、物力了。
第二天，院长又来宣布另一喜讯：说是再过几天，凡有家属在上海的，可以分
批接见，与家属畅谈话别，以便放下一切顾虑，北上参观。
大家听了，虽然不敢欢呼雀跃，兴奋感激之情，人人溢于言表。
共产党办事，确实是周到无比，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关于与家属见面的一切，
都由狱方精心安排。先派人到各家拜访，邀请直系亲属中的主要成员如父母、妻子、
儿女等等，到监狱来会面。考虑到各家成员不同的休息日期，避免请假，日子可以
自定。真是用心良苦！
到了各家自定的接见的日子，分上下午两拨，每拨不过两三家或一二家，地点
就在监狱医院的一个会客室内，备有沙发，还有茶水，时间也不加限制，只要不超
过上午或下午这个极限就行。当然，大家都还没有脱离囚犯的身份，会见家属的时
候，有一个干部以“主人”的身份在座张罗，监监视听，那是在所不免的。
三十多名囚犯中，半数以上都有家属在上海。时间既然可以自定，不免哩哩啦
啦，拖了两三个星期，方才接见完毕。家属不在上海的，只好自叹命薄。如王耀武
的弟弟王荣，虽然在福州被捕服刑，家属却都在山东，只能徒唤奈何而已。
轮到池步洲接见的那天，来的是妻子白须宾、长子哲雄和三子芳雄。四年多不
见，苦难的生活，还没有把她击倒。她生性坚韧不拔，吃得起苦，除长子参军，一
家五口，全靠她一人养活。家里穷，四个孩子都只能穿着单裤过冬。被子不够，先
尽着孩子们盖，做母亲的只好盖着棉衣过夜，以致患了严重的关节炎。池步洲被捕
以后，白须宾因“反革命家属”的身份失去了工作，曾一度靠给人家洗衣服度日，
后来还是姚耐、罗俊等人做了工作，又承认她是光荣军属，给安排到上海第一棉纺
厂工作，月薪七十六元，一家五口总算勉强活了下来。如今长子哲雄已经二十一岁，
长得少年英俊，但是也因为父亲的身份，不便于在部队中继续服役，已经复员到上
海市总工会工作了。父子情深，这次见面，倒也有说有笑。可怜三子芳雄，池步洲
被捕的时候还不到两岁，如今虽然六七岁了，可是对父亲没有一点儿印象，更不亲
热，到了不过半个小时，就吵着要回家。这当然不能怪他，在他的眼里，这个“父
亲”，完全是个陌生人也。
不过这次接见，从场面到心情，都比四年前的那次接见强得多了。那时候池步
洲蓬头垢面，衣服破烂，一副标准的囚犯相，如今经过四五个月的休养，面色已经
红润起来，腮帮子上也有些肉了，再加上浑身上下里外三新，看起来还真有点儿神
采奕奕、生气勃勃的样子。家人见了，自然又放心许多。
特别是池步洲说起到监狱医院休养的情况，参观的情况，不知名的大首长宣布
要让大家重返社会，用其所长的情况，不论说的听的，心中都是一半儿苦涩，一半
儿欣慰。都愿恶运从此过去，幸福的明天早日到来。
最后说起不日就要到北方去参观访问，估计从北方回来，也将走上工作岗位了。
至于分到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目前还无法猜测。反正他是个四海为家的人，从
来没有地域观念，只要确实是为祖国建设出力，哪怕是荒凉的边疆，他都会欣然从
命。生活再苦，总也苦不过抗战初期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吧？
这一次接见，确实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走者安心，留者放心。双方的共同心
愿，当然都是早日结束参观，早日走上工作岗位。
六、朝令夕改，换了人间
接见家属的日程全部结束，在一九五六年六月的一天，狱方终于通知大家整理
行装，准备出发。
三十多个人，在干部的带领下，加上押送的武装狱警，一行四十多人，搭乘一
节包厢，高高兴兴地往北进发。除了沿站不许下车之外，在车厢内可以自由走动，
与普通旅客无异。
公安局办事，特别是监狱里对待犯人，保密工作是做得很出色的。不论到什么
地方，上了车，不到下车时间，绝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大家当惯了犯人，对于
这一点倒是都习惯了。他们不会去问，也不敢去问。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共产党说
话算话，绝不会欺骗大家。这些人，在共产党的眼里个个罪大恶极，如果要镇压，
要枪毙，也等不到今天了。何必要把大家喂得肥肥得再来收拾你？再说，拿出这么
大的人力、物力来开这样一个玩笑，也没有任何必要哇！因此，人人心安理得，吃
得下，睡得着，车厢内嘻嘻哈哈，有说有笑，一派喜气洋洋的欢乐景象，只等着到
达目的地以后，参观访问，大开眼界。这样的免费旅游，也只有在共产党的天下，
才能享受，倒退十年，还没这可能哩！
列车全速往北开去。车上的伙食供应也相当不错。大家吃饱了，在有节奏的
“咣当”声中，一个个全进入了黑甜的梦乡，有的梦见了回到故乡，有的梦见了走
上岗位。醒来之后，皆大欢喜。天色渐渐放明，时值仲夏，铁路沿线，风光秀丽，
阳光普照，河道纵横，村落扶苏，云天湛蓝，庄稼碧绿，祖国河山，美不胜收。
傍晚时分，火车靠站，大家奉命下车。一看站名，乃是山东禹城。站外已经有
两辆大型轿车迎候，上车继续奔驰。
车子一直往前开，道路两旁，越来越荒凉。不过人人心中都很坦然。因为此次
北上，是来参观，不是转监。大家估计，当是时间已晚，先到一个什么地方住下来。
大家既然依旧是囚犯身份，总不能住旅馆，因此到什么劳改单位去暂住一宿，当是
顺理成章的事情。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大约九点多钟，汽车终于在一处高墙下面停住。带队干部
下去联系后，大门訇然打开，可以看见门口有持枪的解放军在站岗。车子直接开了
进去，大门在车后徐徐关上。那情景，与上海提篮桥监狱何其相似。
大家下车，第一件事情就是开饭。由一名干部带领大家到食堂去。这时候人人
都已经饥肠辘辘，饭菜一上来，先饱餐一顿再说。
饭后，由那名干部把大家带到一座大楼的二楼，看样子像是一间大教室。房间
的两面，已经铺好了稻草和苇席的统铺，铺上放着军毯、棉被、枕头等等，足够四
五十个人用的。房间的一头，有几张桌子，可以放脸盆、洗漱用具和杂物。
到了这时候，大家基本上认定这里是参观旅途中打尖歇脚的中继站了。至于是
什么劳改单位，还不知道。当然也不能问。这里的住宿条件，虽然不如监狱医院那
样舒服，但作为犯人，应该说比那沙丁鱼罐头似的牢房强得多得多了。
旅途劳顿，大家心无旁骛，为迎接明天的参观，稍事收拾，就都安睡了。
第二天一早，大家起床，到盥洗室洗漱完毕，仍由那位干部带领到食堂吃早饭，
然后回到大房间，等待带队的上海监狱干部带领大家去什么地方参观。
一等等到上午九点多钟，带领大家去吃饭的那个解放军干部，带着四个同样穿
军装的干部来到大房间，向大家宣布说：这里是“解放军官训练团”，团长由军区
联络部陈部长兼，日常工作由副团长刘泗滨和政委言一之负责。大家来到这里，被
编为第三中队，他本人即是三中队指导员，姓赵，另外正副两名中队长一个姓钱，
一个姓孙。接着由副团长和政委继续讲话，内容无非希望大家要遵守这里的纪律制
度，认真学习，改造思想，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社会主义新中国
服务……等等。
这里属部队管辖，仍按部队编制，团长既然是兼职，大概是个挂名的“虚职”；
刘副团长年纪不过五十多岁，但是胡须头发都已经花白，一副“老态”，说话和气
而诚恳；言政委四十多岁，比刘副团长能说，给人的印象也相当不错。至于三名中
队长，都还只有三十来岁。
这一宣布，简直像晴天里打了个霹雳，震得大家如堕五里雾中，几乎不辨东西
南北。这样的转折，太突然了，也太富于传奇色彩了：四五个月来，上海监狱做了
那么多的工作，口口声声，只说要让大家重返社会，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直到昨天
下火车，带队的干部还说要到许多地方去参观呢，怎么一夜之间，情况突变，“犯
人北上参观团”就变成“解放军官训练团三中队”了。这不是欺骗么？
可是这时候上海监狱的带队干部都不见了。从政法系统转到了军队系统，初来
乍到，不知这个池塘的深浅，像这样的问题，作为囚犯，谁敢提出来质问？
小会最后以编班编组、安排铺位结束。干部们走了以后，大家议论纷纷，有认
为这是一场大玩笑的，有说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大骗局的，更有聪明人认为共产党
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想把大家放了的，一定是有了突然的变故，多半还是台湾方面又
有了反攻大陆的动作，共产党一害怕，不敢把这些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放出去祸国殃
民，于是突然之间来个急转弯，把这些人都塞到这里来，纳入军事系统严加管制，
一有风吹草动，只怕还要拿这批人做牺牲呢！
人心浮动，思想混乱，牢骚增加，有的人开始骂娘，有的人偷偷儿掉泪，有的
人怪蒋介石不该早不早晚不晚的偏偏要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捅这一刀，有的人怪自己
流年不利……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对于“解放军官训练团”的情况，绝大多数人是一无所知的。王荣却因为他的
哥哥王耀武曾经在这里呆过一个时期，多少知道点儿内情。他悄悄儿地对池步洲说：
“解放军官”指的不是解放军的军官，解放军的军官不论大小一律称干部；“解放
军官”，实际上指的是“俘虏军官”。解放军一向有“优待俘虏”的政策，不打不
骂不搜腰包之外，还给饭吃，给衣穿，实行人道主义待遇。对士兵，一般通过诉苦
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仇恨，包括抓夫抓丁所受的苦楚，把仇恨集中在蒋介石一个
人身上，然后动员他们当解放军，拿起枪来，为自己、为父兄、为阶级兄弟报仇雪
恨。对连排长之类的下级军官，一般发给路费遣散或押送回原籍交当地政府管理。
对团以上高级军官，一般是“组织学习”，不算判刑，但没有期限。到了某个运动，
就拉出来枪毙一批。例如傅作义部队起义以后，部队改编，团以上军官集中在天津
郊区学习，称为“清河四大队”，到了镇反运动，枪毙了一大批，判刑劳改的一大
批，只有少数人从战俘升级为战犯，关进了战犯管理所。这种战犯管理所，不但抚
顺有，北京的小汤山也有。山东的这个，是只关少将以下的国民党俘虏军官的，所
以不叫“战犯管理所”。他哥哥王耀武和杜聿明，就都在这里关押过。杜聿明还曾
经因为不服管教被戴上手铐脚镣关过禁闭。后来因为王、杜两人都是上将军衔，被
起解到北京去了。
听了王荣的介绍，池步洲还有些不明不白：自己根本不是俘虏军官，而是个有
刑期的在押犯人，怎么稀里糊涂地也被混到这个战犯管理所里来了？
据王荣的分析：年初共产党确实有把这批人放了的意思。这个主意，绝不是上
海一地的土政策，不然远在福州服刑的他，就不可能千里迢迢地派专人把他押送到
上海来。要放这批人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祖国建设的需要；所以会下那么大的本
钱，真正的目的，还是为了统战工作，也就是当作样板给台湾的军政界人士看。突
然间的变卦，当然不是政府吃饱了没事干故意跟大家开玩笑，更没有必要存心安排
一个骗局来骗骗大家，真正的原因可能有两种：一是如大家分析的那样，确实是局
势有了变化，当局不放心了；二是这一措施中央有大首长不同意，再把集中起来的
犯人都退回原监狱，似乎不合适，只好临时改变策略，把大家送到这里来了。
池步洲苦笑一声：“我可不是战俘哇！这一来，算是对我的优待么？”
王荣的分析，是比较合乎情理的。大家只知道骂共产党的政策说变就变，有句
具有讽刺意味的口头禅，叫做“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电话”，却不知道一
个缺乏民主的政权、一个由某人说了算的政权，朝令夕改，下面具体做工作的人，
有多么为难！
一两天之后，没有赶上到上海监狱集中的外地囚犯也零零碎碎地送到这里来了。
有从安徽来的，有从四川来的。有个从四川来的囚犯叫郑锡麟，本是个军统局的处
长，高高的个子，能说会道，判的是无期徒刑，却总以积极分子自居，一脸的特务
相。他来了之后不久，就被指定为组长。
“解放军官训练团”的房子，据说原来是教堂，后来改为禹城中学，因为离城
内太远，办中学不合适，所以移交给了军队收容俘虏军官。难怪房子都很宽大，原
来都是教室，围墙当然是解放后因为要关押战犯，才加高了的。
高围墙里面，有一栋两层的楼房和两栋平房，都很宽敞。上海来的一伙儿，编
为三队。成员大部分是国民党军队系统中上校、少将级的师、团长或参谋长之类的
军官，住在楼房的楼上。楼下是队长办公室。在楼房的东面有一栋平房，住着大约
百来名被俘军官，称为四队。成员主要是国民党中统、军统、政工人员、专员、县
长、省府委员、行政专员、省党部委员以及其他中校级文官。四队的前面，是一块
相当开阔的空地，可容几百人集合开会或看戏看电影。三队与四队之间没有隔墙，
但绝不许互相来往，周围则围着很高的围墙。四队住房的后围墙外面，另有楼房和
平房，那是警卫部队的营房。在三队队长办公室旁边的围墙上，开有一个侧门，大
铁门平时总锁着。门外有一所房子，住着几十名战俘，称为一队。据说他们不是军
衔较高，就是有特别的来历，因此也称“将官队”，监管较松，以视优待。平常时
候是看不见他们的，只在全团集合开会、看戏、看电影的时候，他们才整队出来，
人数大约六七十个。一队指导员董敏，后来升任训练团训练科科长。
为什么全团只有一、三、四队而没有二队呢？后来才知道，解放初期，这里曾
经有过一个二队，关押着一百多名罪恶特大的重刑犯，后来于一九五三年起解到南
京军区军法处法办了。上海来人之前，这里只有一队、四队，上海来人之后，补了
一个三队，二队仍缺。
有一次看电影，全团都到了。但是队与队之间有一米左右的“藩篱”，两队人
员，既不许打招呼，更不许说话。当时天色还不太黑，池步洲往一队那边随便望望，
不由得吃了一惊，没想到当年重庆军委会特种技术研究室的同事杨肆、丁绪曾和叶
仲骅三人竟在一队的行列中坐着。杨肆也看见池步洲了，他立刻捅捅身边的丁绪曾
和叶仲骅。那边三个，这边一个，互相望着，也只能微微点头，至于究竟算是招呼、
算是问候。算是致意还是算疑问，只能各人自己去体会了。
看来，这里虽然名为“解放军官训练团”，许多人都没有判刑，但实质上也是
一座监狱或集中营，只是人员成分比较单一，管理系统属于军队，生活待遇比监狱
稍好，不以劳动为主，如此而已。管理方面，既然称为“训练团”，住的又是几十
个人的大集体宿舍，监狱里牢房的那一套当然是没有的，房门也绝不上锁。除了继
承不打不骂给饭吃给衣穿这些俘虏政策之外，所增加的一条，就是“组织学习，改
造思想”。这里的干部，水平比劳改队的干部要强得多。相对而言之，队长们对大
家的态度倒都很和善，严肃之中带有几分和气，即便是批评，也从来没有吹胡子瞪
眼睛的时候。队里只有三名队长，没有看守──警卫部队只管大墙外面，不管里面
──因此也不会有人在门外巡逻监视。互相之间，说话还是比较随便的。
训练团不是劳改队，不以劳动为主，而是以“训练”为主。所谓“训练”，实
际上就是政治学习，就是思想改造。其主要内容，一是写材料坦白交代自己的“余
罪”，二是检举当年同僚们的历史罪行，三是打小报告检举本队人员近来的不法言
行。队部每天都要叫一些人去谈话，主要内容，当然是听取队内人员的思想、言论、
动态。郑锡麟几乎每天都要往队部跑，有时候是队长叫他，有时侯是他自己主动找
上门去。上海来的这一批人心中不满，除了跟过得着的人悄悄儿耳语几句外，也不
敢公开表示，因为一者有郑锡麟这样的特务分子，时时瞪着眼睛、支楞着耳朵在注
意着大家的一言一行，二者还有一些积极分子也在步郑锡麟的后尘，总想用打小报
告来博取队长的好感，从而达到早日释放的目的。
这里的活动日程，每周学习五天，周六从事集体活动，如搞清洁卫生、从事种
菜修路之类的轻微劳动、组织文化娱乐活动、排演各种节目，晚上一般都有一场电
影，或请当地的吕剧团来演出等等。星期日休息，自由活动。伙食基本上按照部队
标准，每星期改善一次。洗澡的次数比劳动板箱厂多，而且洗的时间长，不至于刚
沾湿了身子，就要从浴池里爬出来。
杨若膺在上海监狱医院休养期间，就与池步洲关系较好，来到禹城以后，他牢
骚最多，意见最大，几次动员池步洲与他一起到队部去质问，为什么说得明明白白
要提前释放的话又不兑现，池步洲胆小怕事，没听他的话，他就自己一个人独闯队
部，去与队长“讲理”。队长当然不能承认有这样的事情，只能找理由解释或用好
言安慰。杨若膺从队部出来，就找池步洲讲他与队长谈话的经过，同时再三动员池
步洲与他一起去队部，证明上海市的某首长确实讲过这样的话。他甚至说：“这里
是俘虏营，不是监狱，我当过俘虏，懂得解放军的俘虏政策，他们不会怎么着咱们
的，你不要怕。”
杨若膺经常与池步洲在一起嘀嘀咕咕，当然逃不过积极分子们虎视眈眈的眼睛。
杨若膺的为人，也是最最痛恨特务分子，碰见郑锡麟盯得太紧了，就老实不客气地
回敬几句，甚至当众嗤之以鼻，给予羞辱。
矛盾逐渐上升。在每周一次的“生活检讨会”上，郑锡麟公开指责杨若膺在
“搞串连”，是“不安心改造”的具体表现。杨若膺也不示弱，反唇相讥：“我光
明正大地找队长反映问题，有什么不可以？总比你这个贼性不改的特务分子偷偷儿
打小报告好得多！”尽管多数人是同情杨若膺、鄙视郑锡麟的，但又都不能公开表
态，只好嘻嘻哈哈地打圆场、抹稀泥。郑锡麟老羞成怒，要池步洲站出来表态：
“连日来你们两个老在一起嘀嘀咕咕都说了些什么？”这一来，把池步洲也惹恼了，
就正色反驳：“这里不是监狱，从来没有公布过不许谈天的规矩。我们说的，没有
一句是‘反动言论’，用不着在这里向大家作交待！”一席话，把特务分子噎得无
话可说。
杨若膺不管不顾地折腾了一个多月，开头队长们还善言相劝，无奈杨若膺“逮
理不让人”，老在“共产党一向说话算话，为什么这一次说了不算”上面做文章，
终于把队长们给惹火儿了。于是脸色一变，不再劝慰了，而是发动全队人员进行批
判，要他坦白交代近一时期来不满、串连、对抗等等一系列反动言行。于是以郑锡
麟为首的一伙儿积极分子们有了用武之地，大会小会，揭发批判，声嘶力竭，发动
攻势，墙报黑板报，漫画小品，积极配合，掀起了北上以来第一场自相残杀的肉搏
战。队长并没有坐镇指挥，每天只看看会议记录和郑锡麟之流所写的汇报材料，然
后晚上再找杨若膺谈话，往往一谈谈到深夜。在白天的凌厉攻势和夜晚的疲劳轰炸
下，杨若膺招架不住了，只好节节败退，开始写起坦白交代材料来。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这场战争中，池步洲虽然没有受到点名批判，但因他
常与杨若膺嘀嘀咕咕，也间接受到非难，要他交待揭发谈话的内容。池步洲的为人，
生平最恨的就是这种自相残杀或卖友求荣的勾当，入狱以来，从来不干，这一回当
然一本初衷，对所有指责，一概矢口否认，没有揭露杨若膺的任何“反动言论”。
杨若膺呢，也是一条硬汉子，铁嘴钢牙，一口咬定没跟池步洲有过任何串连。反正
是没根没据的事情，瞎咋唬一通以后，也就不了了之。
不过这一场战役，也打掉了杨若膺的五百年道行，从此再也不敢神气十足地逞
匹夫之勇了。他面色苍白，灰心丧气，沉默寡言，前后判若两人。见了池步洲，即
便擦身而过，也不搭话，以免给积极分子提供打小报告的材料。
对杨若膺的批判告一段落以后，学习又趋正常化，即依旧各人写坦白交代检举
材料。在这一群人中，池步洲的历史相对而言还是比较简单的，既没有什么“余罪”
可交代，也没有什么检举材料可写。一有工夫，就拿出数学书来啃啃，对周围的一
切，置若罔闻。久而久之，大家也都见惯了，连队部都没加干预。
医务室里有一名医生，原是国民党部队里的军医。按照国际惯例，交战双方，
不俘虏医务人员，因此他可能是起义或投诚的；但是国共交战，是否也遵循国际惯
例，不得而知，因此他也可能是战俘。但至少不应该算战犯。他待人和气，看病细
心，完全是一名好医生。他申请入党，得到批准，团里为此召开了大会，副团长和
政委都讲了话，赞扬备至；他自己也致了答词，表示此生坚决追随共产党，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
当然，这是团里树立的样板，意思是：国民党战俘只要认真改造，也可以入党，
也有光明前途，这位军医，就是例子。
总之，禹城解放军官训练团的“战犯生活”，对来自监狱或劳改营的囚徒们来
说，确实是“换了人间”，这里不再看见狱卒们阴暗冰冷的脸，不再听见令人胆战
心惊的长声吆喝，不再从事强制性的劳动，不再担心冻饿，而且还有读书看报的自
由，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对俘虏的“革命人道主义”。只可惜，队长们偏偏相信最善
于打小报告的特务分子，重用最善于阿谀奉承讨好干部的马屁精，而没有想到这些
人只要对自己有利，是连良心都可以出卖的无耻之徒！
七、训练结束，管训开始
一九五六年年底，禹城解放军官训练团奉命结束，改由地方政府承办。一、三、
四队的全部在押人员，除一队里的高级将领另调别处外，都被调到济南“解放军官
管训处”继续管训学习。
新成立的“解放军官管训处”，属于地方政府系统，共有“学员”三百多名，
地点在济南郊区的一所空闲中学内。原校址面积广阔，有很大的运动场，围墙当然
是加高了的。特别是其大门之大，足以容两辆大卡车并排进出。校园内有许多栋平
房和楼房，一部分是教室和办公室，一部分原来是学生宿舍，每间房间可以放十几
张床。房前房后都有参天的大树。后门附近有大伙房、厕所、浴室等等。浴池很大，
每次可以容纳几十个人入浴。
围墙外面，南面是马路，东面是一片小树林，林中隐约可见若干栋精致的平房，
估计原来是老师门的住宅，如今当然是管训干部的宿舍了。西北两面，就是广阔的
田野。
这里地处济南近郊，空气新鲜，环境优美，既无闹市之喧哗，又有学府之肃穆，
而且离市区并不远，火车站就在附近，一旦释放，上车倒是很方便的。住在这里，
经常能听到汽车的鸣笛声和火车的隆隆声，给人一种“尚在人间”的感觉，意识到
自己与社会共存，不像禹城的解放军官训练团，地处荒郊僻壤，有一种“与世隔绝”
的孤寂感。
管训处的最高领导是处长，下面有队长、管理员等。他们都是解放军的政工干
部，保持着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待人诚恳，说话和气，什么时候都面带三分笑意，
给人以信赖感和亲切感。没有狱吏、狱卒的可怕形像。这对从监狱和劳改队来的人
而言，更有一种“解放”感和轻松感。
首任处长叫王振，似乎是山东人，身材魁梧，言语爽快，行动敏捷，指挥若定，
颇有大将风度。
“学员”的基层组织是小组，每组十几个人，相当于一个班。原训练团的一、
三、四中队，到这里以后，就打乱重新编组了。小组长由干部指定，除掌握学习、
写汇报之外，还管分饭、分菜等生活方面的杂务，主要任务当然是密切注组员的思
想情况和行动表现。在每周一次的生活检讨会上，要由他先提出表扬和批评，并传
达领导布置的一切任务。因此这个“基层首长”官儿不大，权力不小，不是领导信
任的人，根本巴结不上。小组成员当然不是固定不变的。两年以后，池步洲就和杨
肆编到了一个班，并由杨肆担任组长。组长之上，还有学习委员和生活委员，分管
学习和生活方面的事务。医务室的大夫，也由战犯担任，当然只看小病，有了大病，
还是要送到外面医院去看。
伙食方面，只有一个厨师是外来的，其余五六人都从战犯中“选拔”，从外出
采购、洗菜、切菜、淘米、闷饭、炒菜、烧煮直到按人数分给各组，一包到底。饭
菜做好以后，由各组的“值日生”到伙房去领，倒是不用他们送的。炊事班起早摸
黑，非常辛苦，因此小组学习基本上免了。伙房的组长叫沈震遐，原来不知道当什
么官儿，至少总不会是炊事班长。但在这里，他的伙夫头子当得非常认真负责。他
专心致志于伙房工作，能干而又和善，人缘特好，但在打小报告方面却是个低能儿。
可以这样说：这里的学习与生活，处于“半自我管理”的状态。
管训处不是劳改队，但不等于没有劳动。学校后面有好几亩菜园，由战犯们自
种自吃，还有富余。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果园，种的是梨和苹果等水果。不过那不
是自给的，到了水果成熟的时候，大都卖出去“创收”了。除此之外，还要到山上
去挖鱼鳞坑种树。翻地、浇灌，特别是平整土地，劳动强度并不小。不过，只要不
是突击性劳动，一般只劳动半天，另半天学习。
到达管训处的第二年，战犯们还用自己的双手在大门前面的空地上盖起了一栋
两层的楼房，只请一个老师傅指导，所有活茬儿，从砍树挖地基开始，包括泥瓦木
匠在内，全都自己动手。在战犯中，什么人才都有，有几个人，砌墙、做门窗，真
还有两下子呢。
管训方面，比禹城放松了许多。首先是再没有人为的藩篱之隔，一、三、四队
的人经过打乱重新编组，也允许来往交谈了。池步洲也与杨肆、丁绪曾等三位有了
畅叙的机会，得知他们三人于一九五○年承蒙李直峰的好心介绍，到北京的秘密情
报部门从事密电码的研究破译并教学带徒弟，立过功，也得到过奖状。等到徒弟出
师，能独立工作了，镇反运动开始，他们三个，也因“反革命”罪被捕了。考虑到
他们知道一些共产党内部的秘密，在保证不泄漏的前提之下，把他们放在改造战俘
的特殊监狱里，不要劳动，算是优待。
其次，文娱活动大大增加，不仅每周必有一场电影，逢年过节，往往一连个把
星期夜夜有电影。校园内有篮球场，只要是休息时间，随时可以去扔几个或赛一场。
此外，学员中不乏京剧票友，人才济济，角色齐全，他们获准组织剧班，粉墨登场，
不时演出。所有服装道具，应有尽有，文武场面，一应俱全。
这里与禹城的最大不同，是每月发给五元零用钱。大概是按照解放军战士的津
贴费标准发给的。这可真是久违了。多数人入狱以来，还是第一次摸到人民币新币。
校园内设有小卖部，供应信纸、信封、各种文具、糕点、水果之类。愿意把钱寄回
家去的也可以。
学员当中，凡是从监狱或劳改队里来的人，都有刑期。但是到了这里，既不宣
布作废，也不延长缩短。对于这些人来说，反正刑期是死的，不重新犯罪，一般不
会加刑，因此多数人抱着过一天算一天的“泡刑期”态度，为了争取减刑而表现得
特别积极的人，相对而言之总是少数，因为要建树起能减刑的功勋，也是不容易的。
战俘，一般都没有刑期。他们一不判刑，二不劳改，三得温饱，四有福利，就
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去。根据宪法规定，国家主席有颁布特赦令的权力，可以赦
免战争罪犯。但是干部们再三强调：即便特赦，也是赦免那些思想改造好了、有突
出表现的人。
什么都有可计量标准，独有这个“思想改造好了”，是个无法计量的抽象概念。
一般的标准，无非分主客观两方面，主观方面，是彻底坦白交代自己的罪恶；客观
方面是靠拢政府，与政府一条心，并积极协助政府做工作，落实到行动上，那就是
监督别人，换句话说，就是积极地打小报告。
于是乎，济南的解放军官管训处内，人们为了表示积极，一方面，把自己从来
不敢拿出来与人见面的丑恶历史都坦白出来，另一方面，不仅打小报告成风，而是
无时不有，无处不有，有些人甚至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些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
损人未必利己之徒，其恶形恶状，远远过于监狱和劳改队。
当局强调坦白交代历史，当然不是闲来无事，以此打发时间。战犯中，故意隐
瞒罪恶历史的，故意扩大捏造历史事实的、历史背景一时搞不清楚的，都不乏其人。
下面各举一例，以见一斑。
例一：从上海监狱来的那个徐建平，他一向只说自己是中央银行上海分行的副
经理，与国民党党政军系统都没有关系；经过干部几次动员、主要还是“点”出了
他的“光辉业绩”以后，他知道事情已经瞒不过去，才在小组会上自己坦白出一段
令人吃惊的历史。
原来，徐建平年轻的时候，曾经在上海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与陈独秀的儿子陈
延年在一起活动，负责地下党员之间的秘密联络工作。每次开会，地点、时间、人
员等等，都由他负责安排通知。会议中间，他还负责望风瞭哨，对他的信任，可想
而知。一九二六年，徐建平被国民党收买过去，供出了共产党地下活动的全部秘密。
一九二七年春，陈延年召集一次重要会议，徐建平将会议时间、地点、人员名单等
等全部向国民党出卖，致使与会者全部被捕牺牲。执行之前，还让徐建平躲在一个
客厅里，让被捕的人一个个从客厅外面走过，徐建平通过窗帘的缝隙加以指认，以
此“验明正身”。事后国民党论功行赏，所以才给了他一个银行副经理的头衔。尤
其令人惊讶的是：他的出卖同党，并不是他本人被捕经不起严刑拷打招供出来，而
是他认识了一个国民党特务──估计很可能是个色情女特务──主动告密的。
解放前夕，他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又倒过来投向共产党，向地下党提供了许
多中央银行的内部经济情报。这条变色龙两头讨好，左右逢源，春风得意了好多年，
终因过大功小，功不抵过，还是难逃共产党的法网。
此人恶习不改，坦白出这一段历史以后，得到了干部的口头表扬，并得到一个
“学习委员”的头衔。他得此荣宠，神气飞扬，得意得连走路都飘飘然起来。从此
他以积极分子自居，疯狂地打小报告，甚至不惜无中生有地编造“反动言论”，陷
害同类。这以后人人见了他都躲得远远的，臭得掩鼻而过，而他自己还美滋滋地自
以为得计。──他在一九七五年最后一批战犯特赦的时候遇赦回沪，不久就得癌症
死去，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例二：黄文忠，苏北人，当时不过四十岁上下，但他一向自称是少将衔。在政
治学习中，发现他所交代的历史可疑之处甚多，他说某时曾经在某某军当过少将，
派人到外地与当时也在该军任职的人员核对，都说不认识此人。甚至在管训处内，
就有某某军的人，经查问，也说没有黄文忠此人。领导布置组内追查，他却一口咬
定自己确实在某某军干过。于是领导抽调与某某军有直接、间接关系的人临时组成
大组，面对面地专门追查，他居然铁嘴钢牙，坚持自己确实是少将。领导上只好把
他的问题先挂起来。这样一挂挂了好几年，经过反复谈话、小组帮助，最后终于写
坦白材料承认自己原来是个少校，被俘的时候，假报少将，以为可以得到更好的优
待。真相大白以后，一时传为笑柄，从此大家干脆以“黄少将”称之。
例三：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在司令员叶飞和政委韦国
清的指挥下，兵临福州城下。国民党福建省主席朱绍良于十六日召开紧急会议，决
定放弃福州，分三路撤退。第六兵团司令部直属部队及独立第五十师等近万人被编
为第三路人马，在李以劻将军的率领下，向福清县海口镇撤退，计划从海口渡海撤
退到平潭岛。当夜刚刚动身，就得到情报：解放军第二十九军八十五师已经先期到
达海口镇，切断了第三路人马从海上逃跑的退路。面对这一进退维谷的局势，李将
军手下一个副团长吴天发冒死进言：如果继续前进，势将全军覆没，如果投诚，至
少可以保全全军将士的性命。并坦然自陈当过解放军俘虏的经历，知道解放军优待
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为避免无谓的死伤，李将军立即派政工处处长谢斌为代表，
去找解放军谈判，同时下令：从现在起，不准开枪，谁开枪即以违抗军令罪执行枪
决。八月十日，李部撤到福清县天炉坑的一个山谷中，遇见了瓢泼大雨，而谢斌走
后又没有消息。李以劻心急如焚，又派吴天发拿着他亲笔签署的名片去找解放军。
这时候解放军八十五师已经逼近天炉坑，吴天发没走出多远，就与八十五师的先头
部队联系上，并见到了该师师长兼政委朱云谦。朱云谦派前卫团参谋长为受降代表
随吴天发来到天炉坑，与李以劻达成了投诚协议。第二天，李部投降，放下武器，
接受解放军的整编。
李将军的正义之举，使近万名官兵获得了新生，并加速了福建全省的解放，功
不可没。
但是李将军主动投诚之后，并没有得到“起义将领”的待遇，而是仍按俘虏军
官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下旬从福州第十兵团起解到苏州相门狮子口原苏州模范监狱
内的“解放军官第十团”学习。一九五○年季春，解放军官第十团与山东解放军官
总团合并，改为华东军区解放军官训练团，团长季方，政委苏振华。一九五一年镇
反运动开始，全团迁到了山东禹城，李将军编在一队即“将官队”内。一九五六年
冬，与大家一起到了济南解放军官管训处。后来转北京战犯管理所，并于一九六○
年十一月第二批特赦释放，计关押了十一年零两个月。
李将军的历史问题得以澄清，还得感谢当年他亲笔写的那张名片；更得感谢十
几年来居然还保存着这张名片的“有心之人”。随着事件的澄清，这张名片当然也
成了历史见证和革命史料，被档案部门妥善珍藏起来了。
我有幸见到了这张名片的复印件。名片为竖排，正面靠右印的小字是官衔：陆
军第五军副军长兼陆军第五十师师长、兼福州戒严副司令，官衔下面用笔添上“陆
军中将”四个字；名片中间印着三个大字是姓名：李以劻，下面两个小字是别号：
力匡。名片左上方并排两行写的是：人民解放军司令员叶、政治委员韦，这是抬头，
意思是收信人。
名片的背面写的是李以劻提出的请降四条款：
一、本师及福州绥署及第六兵团现有官兵八千余名。
二、官兵等极感战争痛苦，志愿局部和平，请即派员来部商洽。
三、昨日已派员至人民解放军二十九军商洽，迄未返部。
四、兹派中校副团长吴天发等来贵部请示，并于照办，并电请司令员叶指示机
宜。
八、十七
疯狂的“小报告大战”，在人与人之间造成了许多矛盾。一批中统、军统出身
的老牌特务，施展故技，重操旧业，无所不用其极，居然深得干部们的信任。许多
意志薄弱者、投机取巧者见有利可图，也群起效颦。于是常常有人莫名其妙地受批
评甚至挨整。弄得多数人噤若寒蝉，不敢多说一句话；如履薄冰，不敢多走一步路，
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池步洲刚到管训处的时候，和几个年纪比较大、官衔比较高的战犯编在一个组。
这些人虽然“官居少将”，但大都是文职人员，从人品看，既不道德败坏，也不丧
心病狂，属于“职业犯”的范畴。互相尊重、客客气气的旧习惯、旧作风，使组内
基本上保持“和平共处”的局面，看不见“积极分子”的丑恶面貌和特务行径。
一个新成立的单位，干部又没有几个，通过积极分子反映组内人员的思想情况，
本来也是领导人的工作方法之一。但是选择什么样的人来当“积极分子”，则反映
领导人本身的修养与素质。从任何一个角度说，信任甚至重用特务分子，总是欠考
虑、欠妥当的。有的领导干部，本身文化水平、政治修养都不高，缺少强有力的工
作方法，只知道制造对立面，利用对立面，引发矛盾和战争，双方互相攻击，于是
领导人轻而易举地掌握了双方面的情况，达到了驾驭的目的。这种“制造矛盾”的
工作方法，也许能收一时之效，但是久而久之，非乱套不可。真正有能力的领导干
部，是绝不采用的。
正因为池步洲这个组相互之间没有矛盾，没有战争，令干部达不到驾驭的目的，
终于把它拆散了，重新编组。
编组以后，池步洲组内的人大都比较年轻，有个叫蔡培元的，才二十五六岁，
组长姜士行，也不过刚三十。他们都是真正的战俘，军衔最高的不过中少校。组长
姜士行，就是个俘虏营长。此人身材修长，面目黎黑，心狠手辣，颇有心计，人称
“小报告大王”。
在这样一个组长手下讨生活，日子自然不好过。池步洲仍本初衷，第一绝不出
卖灵魂，绝不打小报告；第二不作任何犯规之事，不给人以口实；第三，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必当以牙还牙，而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当时的学习中心，是交待罪恶历史。池步洲历史简单，生平只做过一件大事，
即抗战期间，破译了日本政府的外交密电码。任凭积极分子们怎么分析，这总不是
罪恶，也拿他无可奈何。学习、劳动之余，他不参与聊天、打闹，一心只钻研数学。
有时候劳动归来，连手脚都不洗，就拿起书来看。姜士行侧目而视，但也无可奈何。
有一次开生活检讨会，姜士行批评池步洲一心扑在数学上，不安心改造；他反唇相
讥：“我闲下来看看书，总比你们东拉西扯瞎聊天好些吧？”姜士行无言以对，想
打他的小报告，又抓不住他别的把柄，也无可奈何。只是虎视眈眈，天天把眼睛紧
盯着池步洲，总想从鸡蛋里挑出一块骨头来。
池步洲是全管训处唯一的留学生，他的热衷于学问，影响了好几个人，都拜他
为师，向他学习数学。他们有的出于真想学点儿知识，有的出于寻找精神寄托，少
惹是非。这一来，姜士行算是找到把柄了，在一次生活检讨会上，严词指责池步洲
每日埋头看书，是不安心改造的表现，如今不但自己看书，还到组外活动，影响别
人的改造，必须深挖思想根源，交待动机，不但自己要认罪服法，还要靠拢政府，
帮助别人，等等。
池步洲见他语气生硬，也不买他的账，当时就给以反驳。一者事情不大，二者
他在组内人缘儿比较好，大家并没有群起而攻之，反而抹稀泥，打圆场，一场争端，
不了了之。
池步洲当然也知道姜士行的积极并非出于本心，不见得真那么倾心于共产党、
真安心在这里改造。只要抓到证据，对这种人必须狠狠还击，绝不能客气。
机会终于来了。有一次池步洲上厕所，第一、厕所有东西两个门，池步洲进的
是西门；第二、蹲坑之间的隔墙有一米半高，只要一蹲下，除了正前方之外，看不
见两边；第三、池步洲走路步履较轻，不是十分注意，不容易听见。池步洲刚在西
边一个坑位上蹲下，就听见东边的坑位有两个人在讲话：
“他妈的，共产党真恶毒，满口里说优待俘虏，关了咱们那么多年了还不放，
真不讲理！”说这话的是姜士行。
“你还当过那么多年营长哩，不说官儿有多大，起码吃喝玩乐嫖女人你都占了。
我有什么呀？关我的那年我还不到二十岁，不过是沾姐夫的光，补了个少校副官的
名额，到如今也关了我七年了，我哪儿有那么大的罪过呀！”说这话的是蔡培元。
“关你，是要从你嘴里挖你姐夫的材料，要不，怎么把你姐夫关在北京，不把
你们俩关在一起？其实，‘两国相争，各为其主’，我们当兵的，只知道服从命令
听指挥，跟马棚里的牲口也差不多：他们当头头儿的反目不和了，一个命令下来，
让我们向东不敢向西；他们握手言和了，当兵的死了也是白死。如今把我们关在这
里不放，还说是优待，这算是哪门子优待呀！”
下面当然还说了一些话。过了一会儿，两人就从东门走了。池步洲心中冷笑：
好你个姜士行，原来你是个假积极，今天终于原形毕露了！像你这样的坏蛋，饶你
不得，你等着吧！
池步洲回到房间，拿起一本数学书和纸笔，坐到树荫凉底下奋笔疾书，把姜士
行的话原原本本记录下来，考虑到蔡培元的为人还不坏，故意说另一个人的口音听
不出来是谁，他也没说什么反动的话。写好了“小报告”，正往回走，迎面碰上了
管理员，就把小报告当面递交给他。由于池步洲从来没打个小报告，管理员开头还
一愣，只以为他是递的什么申请报告呢。
过了几天，队长把姜士行叫到队部。他还以为给他布置什么任务，兴致勃勃一
步一颠地跑了去。半个小时以后，只见他耷拉着脑袋回到了组里，不用问，准是挨
了批评了。从这以后，他老实了几天，不那么飞扬跋扈了。池步洲本想发扬“痛打
落水狗”精神，干脆把他的丑恶嘴脸在大家面前彻底暴露一下的，但是考虑到这一
来难免要伤及蔡培元，再说同是囚犯，也不必把事情做得太绝，只要提醒他稍加收
敛就可以了。
不久以后开生活检讨会，池步洲发言，借题发挥，大意说：组里有这样一个人，
表面装得很积极，背后却发牢骚、讲怪话。别人听了，没往心里去，姜士行听了，
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很不自在，生怕池步洲一不做，二不休，把原话抖落出来。池
步洲也见好就收，公开点一下，不过表示自己明人不做暗事。从那以后，姜士行果
然收敛了许多，不那么嚣张了。
过了一段时间，又一次重新编组，姜士行依旧当组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第
一批战犯特赦中有他，可见他的“积极”，还是起了一定效用的。当时他得意洋洋，
没有想到回到陕西老家以后，当地仍拿他当四类分子看待，人人都可以在他头上拉
屎撒尿，过的是“贱民”的生活，而他的小报告绝技也失去了用武之地，日子比在
管训处难过多了。──这是后话，一笔带过。
重新编组以后，池步洲被编到了杨肆当组长的组里。杨肆与池步洲以前在重庆
的时候，虽然由于“派系不同”没有什么来往，但也没有矛盾。如今同为战犯，总
算是老熟人，互相之间都有一种亲切感。杨肆为人厚道，组内成员又是老人居多，
而且都没有刑期，互相之间打小报告的人不能说没有，至少不像别的组那么多，日
子好过多了。每天学习，杨肆因为有过给共产党破译密电码的特殊经历，得免不谈
过去历史，算是他得天独厚的优待吧。
一九五八年，为攀登1070这个高峰，全民大办钢铁，管训处也不例外。先由王
振处长动员，大家表态表决心，然后搬运大批砖头、水泥，开始在操场的一角建造
小高炉，昼夜二十四小时不停工，连饭都送到工地来吃。姜士行倒是个好瓦工，高
炉由他主砌。经过三天三夜的苦战，高炉终于封顶了。接着点燃芦苇、干柴烘炉。
又过一天一夜，炉膛烘干，用鼓风机吹着了煤炭，等到炉顶冒出火光，投进许多搜
集来的废铁，破锅、旧锁、脚镣、手铐、火筷子什么都有，然后保持旺火继续猛烧。
又过一天一夜，封炉熄火。等温度下降后，王处长一声令下：开炉出钢！可惜的是，
掏了又掏，扒了又扒，什么也没扒拉出来：扔进去那么多的废铁，都炼成氧化物和
矿渣了。
炼钢失败，大家都垂头丧气。王处长下令拆掉高炉。大家又花费一天一夜工夫，
把高炉拆掉。
大炼钢铁以前，吃饭是不定量的，不够可以到伙房去添。大炼钢铁以后，吃饭
有定量了。伙房根据人数把一组的饭装在一个木桶里，组内派值日生连菜端回来，
由组长平均分。吃馒头，分起来不难，可以做到“公平”二字，吃大米饭，要分平
均了，可不容易。这时候各组都盛行“土秤”，也就是用一根木棒，打磨光洁了，
刻上刻度，算是秤杆，再用旧饭盒或新铁皮做一个秤盘，用旧锁或铁疙瘩做秤砣，
自己制造杆秤。这种秤，斤两当然与标准度量衡不一样，但用来分饭，只要求分量
相等，还是管用的。只是这样一来，每吨饭在进口之前，要折腾好长时间，才能把
饭基本上分平均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不但饭里面掺上了青菜、萝卜，而且米粒有
越来越少的趋势。据说是全国遭受到了自然灾害，农业减产了。后来证实：“天灾”
固然也有，主要还是“人祸”作祟。社会上几乎人人饿肚子，劳改农场饿死的人当
然更多。作为战犯，倒享受到了特殊的照顾：只吃了一个多月的菜饭，就又恢复大
米、白面的供应。这不能不说是沾了“战犯”的光。当然，“敞开肚子吃饭”的岁
月，是再也不会有了。
一九六三年，池步洲十二年刑期已满，释放回上海。那年他已经五十六岁，如
果用其所长，当个日语教师，应该是最适当的人选。但是上海人事部门按照政策，
只能分配他到长宁区房修三队当“壮工”，做一些和泥、搬砖之类的体力活儿，时
间长达十一年又两个月，直到六十七岁做不动了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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