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状元的成就（一） | ||||||||||||||||||||||||||||||||||||||||||||||||||||||||||||||
| 资料来源：http://jds.cass.cn/Article/20070306220023.asp | ||||||||||||||||||||||||||||||||||||||||||||||||||||||||||||||
| 作者：倪玉平 文章来源：《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06年5月 点击数： 55 更新时间：2007-3-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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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状元”这个词的历史，起码可以追到唐朝。依唐制，举人赴京应礼部试者皆须投状，其居首者因此被称做状头，又名状元。因其为殿试一甲第一名，亦称做殿元。中状元者号为“大魁天下”，是科名中最高荣誉。所以，状元指的就是古代科举的殿试第一名。不过，有时状元之名也不一定用得那么严格，唐时的新进士、宋时廷试列一甲者，都可能被称为状元。 说到状元，就不能不简单介绍一下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科举制度是在汉魏以来察举制度基础上经漫长演变发展而来的，是在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基础上突出以文取人的一种全新的选官制度，是一种公开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人才选拔制度。具体而言，是由朝廷开设科目，士人自由报考，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结合，揭开中国选举史上的新篇章。 唐朝承袭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但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等；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自宋太祖开宝六年起，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二年不定。自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另外，从宋代开始，科举即实行糊名和誉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效力。 元代蒙古人统治中原，科举考试进入中落时期，但以四书试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元朝灭亡后，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监生可以直接做官。特别是明初，以监生而出任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多不胜举。 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它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别于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辰、戍、未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师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 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清代继承了前代有关科举考试的各项规章制度，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陈出新，加以丰富和发展，形成了一套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更加周密和更加严格的制度。入关伊始，清政府便在顺治帝的即位诏书中宣布要在全国范围内开科取士，并很快付诸实施。科举制度为缓和满汉矛盾，争取汉族知识分子与新政权合作起了重要作用。相当一批曾发誓不与清廷合作的读书人最终没能抵挡住科举制的诱惑，纷纷进入考场，乃至及第做官。同时，科举制度的推行，为清政府选拔了一批有用的人才，它在政治上的效益是显著的。 清代的科举制度，一方面是发展到了鼎盛阶段，同时又进入了腐朽没落阶段。经过朝野上下的多次激烈争论，从清初到清末反复较量了两个多世纪，科举制度终于在光绪三十一年由清政府明令宣布废止。毫无疑问，科举制度是清代重要的典章制度之一，它影响着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各个阶层、各个行业不同人士的命运，甚至影响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同时，科举制度对西方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是在清代，科举制度传到西方，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展现在西方人面前。西方国家接受了科举制度中考试选才、平等竞争的精神，建立起现代文官制度。
二
历史上获状元称号的有一千多人，但真正参加殿试被录取的大约七百五十名左右。唐代著名诗人贺知章、王维，宋代文天祥都是经殿试而被赐状元称号的。除此而外，历史上还有“三元及第”的说法，其中提到的“三元”，更是百年难遇的考试天才，堪称状元中的状元。所谓“三元”，乃指解试（后称乡试）、省试（后称会试）、殿试（后称廷试）均为第一，因这三试的第一名分别称做解元、会元、状元，故合称三元。欧阳修《卖油翁》中提到的“陈康肃公尧咨”，陈尧咨与其兄陈尧叟都曾考中状元，而陈尧叟则是连中三元。据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八“三元”条考证，自科举实行以来，连中三元者，不过区区十几人而已。 状元是科举考试中考出来的魁首。著名历史学
“三更灯火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其实，十年只是约数，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一个状元岂是十年挣得来的？《三字经》中有“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的句子，其中提到的梁灏，宋时人，他从天福三年（938年）初试，到雍熙二年（984年）中状元，足足考了46年。在科举历史上，还有不少百岁考生，如清康熙乾隆年间的黄章等人，也并没有以期颐高龄感动上苍，让魁星点他们为状元。 状元是中国科举时代，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最高理想、最高荣誉，所以一旦考上便极为荣耀。当时有“蟾宫折桂”、“独占鳌头”、“大魁天下”的说法。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宋人笔记《儒林公议》则有这样的记载：“状元登第，不十余年，皆望柄用。每殿廷传胪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自崇政门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人肩摩不可过，至有登屋下看者。洛阳尹洙，决气横跞，好辨人也，尝曰：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及矣。”自有科举以来，历代皆重文轻武，仍受文官管辖；文官却可入阁拜相，甚至成为皇帝老师。难怪尹洙会说，即使武官通过决战沙场，恢复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幽州、蓟州，其荣耀也比不上考上状元。 因为状元登第的无比艰辛和无比荣耀，导致它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已经作为出类拔萃、吉祥喜庆的象征。早在宋代，就有一种牡丹花被命名为“状元红”。据称：“状元红者，重叶深红花，其色与橙红潜绯相类，而天资富贵……以其高出众花之上，故名状元红。或曰旧制进士第一人即赐茜袍，此花如其色，故以名之。”[3]大意是说，这种状元红或是因为叶大花艳而冠群芳，或是因与皇帝赐给状元爷的衣服颜色类似而得名。 在宋代，还有一种荔枝也中“状元红”。据清代周亮工的《闽小记》记载，传说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状元徐铎，曾在福建故居手值荔枝，名曰“延寿红”。他死后，人们即称之为“状元红”。后代以状元名物者更是屡见不鲜。如菊花中也有“状元红”品种，叶狭细而花色深红，颇为难得；蜡烛中有一种绛蜡，亦名“状元红”，专供喜庆筵宴之用；果酒中也有“状元红”，色泽红亮，气味芳香；至今在南京夫子庙的小吃中还有一种米粥叫“状元粥”。据清人金学侍《牧猪闲话》记载，明清时有一种戏具即称之为“状元筹”，以牙、骨或竹为筹，最大者为“状元”，其次为“榜眼”、“探花”、“会元”、“进士”、“举人”，最小者为“秀才”。以掷骰子来获筹，筹多者大者为胜。“这一科第习俗在厦门演变成中秋节博状元会饼，以大小不同的‘科名月饼’取代签条，至今在厦门一带还很盛行。福建省仙游县枫亭镇在元宵前后踩街游行中，按过去点状元发榜列队游街，以‘大魁天下’横幅作为前导”。[4] 与状元有关的府第，也引起后人的极大兴趣。“状元吉寓”曾是清代北京的一大景观，吸引了众多赴京赶考的士子。清初京师有个“麻状元胡同”，系因顺治九年（1652年）壬辰科满榜状元麻勒吉宅第在此。后来，麻勒吉改名为“马中骥”，胡同亦随之更名为“马状元胡同”，又名“状元街”，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西城区的群力胡同。历史上江苏苏州出的状元最多，故这里也有许多“状元府”或“状元第”。有的一些地方的民宅中，还保留着“状元”的匾额。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正是由于状元的这种巨大社会影响，“状元”已经成为第一名、成功者的共有称谓，并已经渗透到各行各业当中去。除了前面所说的高考状元，还有书法状元、种田状元、养猪状元等。事实上，人们如此广泛使用状元称谓，“不仅仅是因为它带有吉祥喜庆的含义，更主要的是，这里体现着一种公平竞争的原则，体现着自强不息的毅力和勇于奋斗的精神。这是整个社会给予成功者的极大鞭策，同时也是激发人们奋发向上的道德力量。”[5]
三
古人说，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也。按照传统史学的标准，凡能在正史入传者，或因德高、或因政绩，或因才学、或因忠义、或因节操，总有可传于后者。根据正史、笔记、方志等书的记载，由唐至清的一千余年间，许多状元都是有才学的。据学者研究，《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全唐诗》、《全唐文》、《文苑英华》、《唐才子传》、《宋历科状元录》、《宋人轶事汇编》、《浙江通志》等方志的记载，由唐至清，历代状元有作品传世者均有不少。唐代多为单篇诗赋，宋代起则以诗集、文集、专著传世为多。 据不完全统计，正史有传和有作品传世的状元，其分布情况如下：
状元以科举入仕，在《二十五史》中列有传记者，共计唐代状元王维等34人，五代至宋代王溥等56人，辽金元郑子聃等9人，明代吴伯宗等36人，清代刘子壮等56人。如果再进一步，探讨其具体在传记中的分类，则可知道，这些古代状元中的佼佼者们，分布散见于“列传”、“文艺传”、“儒林传”、“文苑传”、“忠义传”、“文学传”、“能吏传”、“奸臣传”、“循吏传”等。在二十五史中，其所列的专传和所收录的人物，实际上是一种人才统计的归类，大体反映出中国古代的人才价值取向， 纵观历代状元的入传情况，他们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一、才高八斗的文艺状元。 读书人以科举入仕，工诗善赋，挥毫泼墨，系安身立命的工具，故在古代的状元中，以文学出名者为最多。 唐代的王维，“九岁知属辞”，与其弟弟王缙皆有才学，尤其是王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指兄弟二人）宦游两都，凡诸王附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其中，他尤为岐王所看重，并将其引见给公主。王维献诗给公主，公主既读，惊骇地说：“此乃儿所诵习，常谓古人佳作，乃子之为乎！”后又以歧王引荐，“公主则召试官至第……维遂作解头（第一名）”。除善作诗，王维又精于佛学，善于绘画，“书画特臻其妙，笔踪措思，参于造化，而创意经图，即有所缺，如山水平远，云峰石色，绝迹天机，非绘者之所及也”。[6]著名文学家苏东坡称王给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明代著名画家董其昌则称，“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 比王维稍晚的柳公权，诗名虽不如王维，但他的书法却驰名千古。柳公权书法初学王羲之，继学颜真卿、欧阳洵，骨力遒劲，结构框正，正楷尤为知名。书碑中有《玄秘塔碑》、《金刚经》、《神策军碑》为最著，书迹有《送梨贴题跋》，对后世影响很大，与颜真卿并称“颜柳”，“当时大臣家碑志，非其笔，人以子孙为不孝。外夷入贡，皆别署货贝，曰：‘此购柳书’”。[7] 宋代的状元中，以文学出名者较多，如宋庠、张九成、张孝祥、陈亮、文天祥，皆工诗词，善文章，有才名。其中尤以文天祥最为时人所知。文天祥：(1236～1283)，宋理宗宝佑四年（1256）考取进士第一名。历任湖南提刑，知赣州。恭帝德佑元年（1275）元兵渡江，文天祥起兵勤王，后兵败被俘至元大都，终以不屈被害。其代表作有《正气歌》与《过零丁洋》，尤其是“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句，已经成为中国学人的座右铭。 此后，元代之王鄂、明代之杨慎、清代之马世俊、戴有祺、汪绎、翁同龢等人，皆领一代文坛风骚。比如翁同龢（1830－1904），安徽常熟人，咸丰六年（1856）状元，清代书法家。他工诗能文，精研书画，收藏亦富，其书法在清代书坛上占有重要地位，备受后人推崇。早年主要学习欧阳询、褚遂良。又学赵孟頫、董其昌，以后又致力学真卿，得其风骨，使翁同龢的书法融南北诸家之长，含英咀华，冶古今碑贴于一炉，终于开创了苍老遒劲、刚健浑穆、含蓄朴茂的翁体。翁同龢对书学理论与技法也有深刻的研究。 二、皓首穷经的学术状元。 “文章千古事”，古代学人皆极重视学术研究，状元也不能例外。他们常将精力投身于经史性理之学，长于考据校勘之示，或兼晓天文，通达地理。 五代十国时期的状元王溥，于后汉乾祐元年（948）年中戊申科状元，后周太祖时累官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宋初官至枢密院。他虽屡居高位，但仍勤奋好学，手不释卷，著有《唐会要》一百卷、《五代会要》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为研究唐与五代的典章制度，做出了重要贡献。 宋代苏易简、王十朋、袁甫、刘章，金代张行简、杨云翼、明代吕楠、罗洪先等人，均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而稍晚的焦竑更是如此。 在今江苏省南京市珠江路同仁街，有一座坐北朝南的双层木结构建筑，它就是南京地区传世最久的私家藏书楼建筑——澹园藏书楼。藏书楼建筑面积达 清代的状元人物中，彭定求、陆肯堂、潘世恩、毕沅等人，在学术创见方面，也毫不逊色于前辈。尤其是毕沅（1730一1797），官至湖广总督，治学甚广，由经史旁及小学、金石、地理。有《灵岩山人文集》及《经训堂丛书》中。在史学方面，他最大的成绩是撰修了《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取材宏博，考证谨严，编排合理，总引资料达三百余种，纠正了以往宋史专著详北宋略南宋的偏颇，还增加了很多少数民族的资料。 三、位极人臣的理政状元。 “学而优则仕”，古代读书人素有“达则兼济天下”的志愿，以治国安邦为己任，加之状元的头衔，又为其官场升阶提供了有力保障，故自古以来，以状元而居高官并能有所成就的人，也不在少数。 孙伏伽，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壬午科状元，为唐代第一科状元，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状元。孙伏伽早年在隋朝时考中进士，隋炀帝大业末年任大理寺史，隋亡后入唐做官。曾于武德初年上书高祖，坦言三事：一“开言路”；二废“百戏散乐”；三请“为皇太子及诸王慎选僚友”，高祖阅后大喜，用其为治书侍御史。唐太宗贞观元年（627）曾上疏谏止游猎骑射，被采纳，成为朝廷重臣。孙伏伽为人忠直诚恳，敢于直言上谏，有魏征之风。 吕蒙正（944-1011），北宋名臣，字圣功。幼年贫困，发愤读书，于太平兴国二年(977)中状元，后历任翰林学士、参知政事等职，端拱元年(988)拜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太宗、真宗时期三度为相。宋代三度入相者，惟吕蒙正与赵普两人而已。他为人质朴宽厚，以敢言著称，太宗夸京城繁盛，他即指城外饥寒而死者甚多。奖掖后进、知人善任，识富弼于幼龄，荐吕夷简于真宗，后俱为名相。 此后，陈尧叟、王曾、李迪、王尧臣、王拱辰、商辂、谢迁、徐元文、吴廷琛等人，也是官至宰相中的佼佼者，更体现出状元本身的杰出理政才能。 综上所述，中国历代的状元中有才有学的大有人才，但基本上是偏重于人文政治，鲜有经济科技方面的人才，这与中国古代人才的发展基本状况，尤其是官本位对人才发展的限制，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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