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市长乐区池氏
长乐（西平）池氏第一节 源流
一、定居
约公元990∽1010年，文季公由闽清白鹤汀肇迁长乐十三都官列为长乐初祖。
二、迁移
1、裔孙池阿针迁居闽侯上街镇庄南村;2、明代，池润由长乐旧池迁入闽侯县荆溪镇关西村廷坑自然村;3、池孝修由长乐迁入闽侯县鸿尾乡元口村上湾厝;4、裔孙池炜迁居连江县晓沃镇百胜村。5、清代池以元迁居仓山区宦溪镇宦溪村。6、后裔迁徙美国、加拿大、英国、比利时、荷兰、日本、西班牙、新加坡、德国、爱尔兰、韩国、泰国等国和港澳台地区。
第二节 分布
1、湖南镇仙宅村旧池，居村35余户、1300多人。2、湖南镇仙宅村新池，居村480余户、1400多人。3、湖南镇仙宅村池桶，居村120余户、450多人。4、梅花镇池厝里村，居村160 余户、550多人。5、航城街道石燕石门里村，居村130余户、500多人6、文岭镇石壁磹赶兜村，居村210余户、690多人。7、文岭镇石壁青屿村，居村120余户、650多人。
第三节 谱牒
1、湖南镇旧池《东湖池氏族谱》，明永乐年间始修，后多次重修。谱载：姓之祖、入闽之祖、一世祖。谱为现代印刷，16开精装本。酱红色封面上为烫金仿宋繁体。谱存东湖池氏宗祠。2、湖南镇新池《池氏族谱》，明永乐年间始修，历经五修。谱载：山川纪、功名、法戒、冠婚、营建、艺文、侨寓、祭祀，以及丧礼葬礼等，并收入《辛丑播迁纪略》《调迁回复纪略》等项。古棉纸钞本。
第四节 文物
一、祠庙
1、长乐池氏宗祠，坐落在福州长乐区湖南镇仙宅村。宋代始建，明嘉靖三十八年倭寇犯境焚毁，后重建；清顺治十八年海禁又被烧毁，康熙三十六年重建。建筑面积675平方米，前后两座，前座五柱单间，后座七柱三间，坐北向南，木结构。祠内挂“进士”“解元”横匾，左右大柱书联“黎宝家声远，文昌世泽长”。祠前埕边立进士、举人双斗旗杆碣，案山有长乐知县为池泽民立文昌碑。2017年列为长乐区历史建筑保护单位。2、长乐新池祠堂，坐落在湖南镇仙宅村。明宣德元年兴建前座，称为乐善堂。后又续建后座。乾隆二十五年建神龛。祠堂几遭兵灾，屡经重修，至嘉庆年间，面积达476平方米。1968年，辟地兴建祠堂配套祖厅1座，面积320平方米。祠堂坐东向西，后座、中庭为木结构，祖厅为土木结构。3、长乐池桶村祖厅，坐落湖南镇池桶村。建筑面积90平方米。坐东北向西南，厅负后门山，左侧为对面山，右侧为蔡宅山，呈襟带拱卫之势。砖木结构，中有小天井，祖厅前后二进，均为五柱。历代有修缮，保持旧时格局。4、鸿庆寺：《长乐县志》载“在十七都，因调迁毁，康熙辛未池姓重建。”鸿庆寺，中进大雄宝殿，左观音堂，右官峰胜境。时代悠久，多次重修。一九五八年因历史潮流、破旧立新，毁神像于一旦，一九九五年秋动工重建鸿庆寺，比前更加雄伟壮观，屹立在官岭顶山下，香火兴旺。
二、古迹
文昌碑：在长乐十七都。长乐仙宅文昌碑，坐落在湖南镇仙宅村旧池，原在显祖池泽民墓道。池泽民为南宋进士，出任广东海南琼州府文昌知县。政声卓著，葬归家乡卓岭山，敕建墓道并立“文昌碑”。墓道毁于清晚期，民国期间移到宗祠案山。近年整修后，形成以碑为中心，辟成一台，面积50多平方米，置十级台阶处接村间大道。碑为白色花岗石，高169厘米，宽72厘米，厚22厘米，上勒“文昌”两字，每字约为55厘米见方。登云坊：在县治东隅，为举人池鲸立。已圮。《长乐县志》梅花乡约所：在今梅花镇梅城村，乡衿池春雷与乡中贤达共七人倡导公建乡约所，与四十三姓公建。《网位判决书》摩崖石刻，位于福建长乐青屿猫山平磹海边悬崖石壁上，此处繁衍有磹赶兜和青屿两个池氏村庄。
第五节 人物
一、历史人物
池泽民：湖东人，北宋天圣五年进士，文昌县令（1027年），长乐十七都立有文昌碑。《长乐县志》池鲸：东隅人，字景大，明永乐三年举人（1404年），淳安训导，乐清训导。登云坊在县治东隅，为举人池鲸立。（见《长乐县志》）。王恭赠诗 《送长乐池二鲸之春官》、吴实赠诗《寄池景大校官》、陈登有诗《送池景大之淳安训导》。池汝霖：新池人，字孝雨，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乡饮正宾。《长乐县志》（据宗谱：孝字行，子：南溟；曾孙：腾蛟。）池南溟：新池人，字昆忠、又字翼轩，康熙辛卯岁贡（1711年），仙游训导。为文遵前辈矩矱，游其门者多所成就。任仙游训导重建西斋，以端士习，正文体为务，士林推重之。有家藏试草《仙溪署草集》。（据宗谱：忠字行，父：汝霖，孙：腾蛟。）池士美：新池人，字文忠， 乾隆丁卯岁贡（1747年），乾隆二十八年尤溪训导。《尤溪县志》《长乐县志》池腾蛟：新池人，字鸿可，又字鹿村，南溟孙，乾隆十七年举人（1752年），乾隆三十五年任龙岩县训导。《龙岩县志》《长乐县志》池春雷：长乐梅花乡人（今梅花镇），道光年间秀才。因梅花乡中邻里不睦、人事纠纷，道光七年（1827年），乡衿池春雷与乡中贤达共七人倡导公建乡约所，与四十三姓公建梅花乡约所，召集各家子弟，宣讲《圣喻广训》，申明乡规民约，制订《梅花乡约所乡规民约二十二条》。里人刘占梅作《梅花乡约所记》。摘自《长乐县志》《福建通志》（池春雷有赞田螺洞诗：＜螺洞听涛＞：“金梭玉杵寂鲲宫，雷电招呼入洞中。一自渊妃作螺女，千秋波浪吼长空＂）池剑波 ：道光二十年庚子科乡试解元(1840年)，道光二十五年乙巳科（1845年）进士，字大鲸，别字秋如，长乐旧池人，家会城，籍闽县。尚节概，能文章。代理江西贵溪知县，丙午乡试分校，得士最盛。后任上犹县知县，署瑞州府同知。丁忧，自以才力不及，改就教职，补兴化府教授，调台湾，任满内渡，宦囊萧然。同治三年，补漳州府教授，到署，甫五日，而粤匪突至，士民惊散，官军亦溃，城陷，骂贼不绝口，贼以绳系其项，剑波厉声曰：“头可断，项不可系。”遂被戕。后六日，贼退，家人检积尸中，负遗骸归，诏赐恤如例，祀省昭忠祠。忌日：九月十四日。（综合《福州人名志》《福建通志》《漳州府志》《长乐县志》）。林寿图赠诗《怀池秋如剑波同年》 。
二、近现代人物
池寒刚：福建长乐梅花镇人，民国时曾任永定县医院、永安县医院、长乐县医院、霞浦县医院院长，1946年后辞去公职开办诊所。《福建省永定县医院志》有其生平简介。池如春(1892-?)：池芝盛教授之父，擅长中医，行医济世。原福州市第一医院主任医师(见《福州市志》人物)。池如金，梅花人。池芝盛教授（1917-2014）：长乐梅花镇梅南村人，中共党员，大学学历，1917年5月11日生于普通医生家庭，1942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历任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副研究员、研究员，内分泌科副主任、主任，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第一届主任委员，世界卫生组织糖尿病专家委员会委员，国际糖尿病联盟糖尿病医疗管理规划和实施策划委员会委员，《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副主编，《中国糖尿病杂志》主编，《中华内科杂志》编委。先后共发表论文110篇，主编《糖尿病学》，编译《内分泌学基础与临床》，编著《糖尿病防治及自我护理》，在国外出版的英文书籍有合作主编 《东南亚糖尿病及其进展》共3册，合编《世界糖尿病学》共4册，合编《糖尿病流行病学》1册，获得医科院甲级奖及卫生部乙级奖。曾获中央保健委员会、归国华侨联合会及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颁发的荣誉证书，1991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9年8月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授予池芝盛教授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终身成就奖，2009年11月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授予池芝盛教授终身成就奖。池芝盛教授一贯严谨治学，求真务实，勤奋奉献，坚持科研与临床密切结合，仁心仁术，医术精湛，乐于施教，诲人不倦。为我国的内分泌代谢疾病、特别是糖尿病的防治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是中国糖尿病健康教育第一人。2014年1月11日23点15分因病医治无效在京逝世，享年98岁。（新生池芝盛的履历志愿书私立齐鲁大学J109-02-0266-006山东省档案馆、池芝盛致齐大关于报名考试的函池芝盛J109-02-0266-005山东省档案馆、为学生池芝盛的担保函私立齐鲁大学J109-02-0266-004山东省档案馆）池玉英(1920.4-?)：女，长乐人，原福州市第一医院主任医师。福建省立医学院第八班毕业。(见《福州市志》《福建医科大校友录》)。池超波，1930年生，梅花人，厦门大学教授。《长乐市志》池秀娥，1941年生，长乐梅花人，厦门大学化学系高级工程师。《长乐市志》池洪湖，1943年出生于福建长乐，1960年移居香港，1967年移民美国纽约。美国华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任广东省侨联海外顾问、第五届福建省海外交流协会荣誉顾问、第六届广东省海交会副会长、美洲中国统一促进会联合总会总顾问、美国华商总会永远顾问、美国加州华人体育协会主席、美洲萃胜工商总会元老团主席、美国旧金山华助中心总顾问、美国旧金山中国统一促进会理事长、美国旧金山八闽同乡联谊会终身荣誉会长、美国华裔关心下一代协会荣誉会长、美国福建工商总会名誉会长等诸多社会公职，曾任美国华商总会会长、美洲中国统一促进会联合总会会长等多个重要侨团领导人。2008年代表美国华商总会荣幸地成为奥运会旧金山圣火传递火炬手之一；2019年3月当选为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海外列席委员。
附录：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池氏委员会长乐联络处成立大会
长乐旧池《东湖池氏族谱》
质中公，世居东湖，号曰“东湖渔隐”。既老，修辑家谱，前作总图，后分为四。既成，命其嫡孙垣谒余叙其端，余以耋齿叙。名公巨族多矣，求其自得姓以来引绳贯珠者盖鲜，良繇兵灾淖鳞，而弗能收故也。有贤子孙，以祖宗为重，保爱而扶持之；又有如贤俊知机之士，择善地以居，则族可保，而谱可绵矣。今观池之得姓，始于春秋晋国之婿，史失其名；后数百载，又见于汉，有池瑗从玉为中牟令；复数百载，见于北魏，池仲鱼为城门侯。既合于隋又盛于唐，史皆失书。又不知何世播迁于光州固始。迨夫广明失纲，长淮浪沸，乃有公讳鲤腾者，与其家人见机而作，随王潮兄弟入闽、入泉；见闽清溪山之胜，遂迁白鹤汀以居，可不谓明伟乎?其先世次不可考，传至于孝锡公有四世孙，名晋叔，知读书，作谱牒，书于神主屏阴。惜乎，祖逗孝锡公之先及初入闽之祖，能去伍籍肥遁林泉诸事迹也。孝锡公为闽清始祖，必有阴骘之积，天故赐以宝钱，文以多子，文托、文弼、文霭三子并依祖居，唯四子文季析居长乐十三都官列别埜，实为长乐初祖。越四传，晋辛又分居于十七都之洪庆山，为南池初祖。三传又有暹公，又分居于官峰之南，是为西池。再传有尚公，始分为东宗；弟质为西宗，居西房。择居既定，宗次亦明矣。自闽清至于官峰，凡四迁，传世有八；质中公孙垣，又有十一代相继，共一十九传。中间多产能士，如奏辟元佑港，克滨涧湖池，围砌山塘，建立祠宇，厥功固甚伟也。但以十九之传，历年四百间，为奉礼郎、为百里宰、为县佐者，三四人；为仪曹、为藩闑吏者，七八人；未知造物何啬于池氏之官爵也？意或有待欤？且当时有得志者，组绶蝉联，朱紫辉灼，不旋踵而至，有庸隶者，孰若池氏之先积有厚德，天又锡以令居，复绵延其子孙，保族宜家耕读，世守祖宗坟垅，罗列逅地，揪梓郁葱，春秋祭扫，黍稷蕊芬，达于原野，四时节朔，骏奔前后，济济跄跄，燕毛酬旅，林林总总，孰不荣之?以视潢潦，朝满夕除，乌足语哉。此非天之造就，独在于斯欤。于戏！宗法不修，士大夫无以会其源，此谱牒之所由作也。宋有六一居士而后谱卢陵，有苏老泉而后谱眉山，苟无欧苏之俦谱，遂无修乎。此渔隐之所以惓惓而留意也。昔人有言：修国史易，修家史难。苟非贤子良臣，曷能臻此？质中公可谓贤子孙矣，是以有光于孝锡也。于是乎序。
永乐十四年岁丙申正月吉旦奉议大夫广东等处提刑按察使司佥事三山吴航王子正顿首拜撰
平磹石刻网位判决书
乾隆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结本县主贺（注：知县贺世骏）定界勘语：审勘得董安生与池和忠、池開忠互控网位一案，缘廿四都有黄岐、门口两澳，以青屿、铺洲分界，界北黄岐澳系董高二姓网位，界南门口澳系卓刘及池姓网位。顺治年间，高姓将应值挂网年分载至平磹止，契卖林姓掌业，而林姓转卖于池耀忠。嗣至乾隆二十一年，池耀忠又转卖董安生为业，载明上至虎港，下至青屿，并将上手高姓等姓原契统交董安生，则所称平磹显系贴近青屿，故或书平磹或书青屿。讵董安生妄指平磹在下，图占青屿外铺洲之南池姓网位。互控到县，亲诣勘讯青屿与铺洲劈直，契内既载以青屿为界，自应以有据之青屿为凭。青屿以南属池，铺洲既与青屿劈直，则铺洲之南亦应归池掌管。断令铺洲之北给董姓照契管业，铺洲之南听池姓采捕，二姓永不计影占混争，如违重处，取遵依立案。注：《网位判决书》摩崖石刻，位于福建长乐青屿猫山平磹海边悬崖石壁上，此处繁衍有磹赶兜和青屿两个池氏村庄。由福建池氏委长乐联络处采集。
庄前池氏支谱记
侯官十二都庄前，有余族池姓，与余长乐久未有来往，不知余族何年迁于庄前，庄前亦不知何年自长乐迁也。乾隆壬申恩科，余忝附贤书，往谒省中诸相知，有卓兄孝调者，为余道：“十四门桥庄前有贵姓者，说自长乐迁也。”余尚未之信。至乙亥岁，余友陈兄茂琳在十四门桥设绛归，又为余道：“庄前有贵姓者，乃自长乐迁也。”余亦未之信，因问：“何以知之？”陈兄曰：“贵家自泽民公以名进士起家，为广东文昌令，有文昌碑竖于道左，余所悉也。向往庄前，见其门第俱书文昌，故知之。”维时余心识之而未之考也。越甲申，春正月，庄前寿房元和公遣其三子良焕来拜故祖，次谒余家。余询其世代，则以文昌公为始祖，以景文公为支祖。余按谱数之，自文昌公至景字代，凡八世，中间俱失其名。再询景文公以下，则又失之至六世，始记有仁宇公者，康熙庚申岁葬于庄前本山，墓碑尚镌“文昌”二字，则庄前之为文昌派可知也。后余因兄弟岁试往省，遂偕至庄前，考其神主墓碑，果如其言，但不知余族何年迁于庄前，庄前亦不知何年自长乐迁耳。乃归而细阅余族旧谱，有阿鍼一支，下有阙文，而故老相传俱云迁于侯官，庄前必此一支也。今欲修其支谱，已往者既无可考，其近而可纪者仁宇公，生四男；唯次男惟锦公，生元昭、元灼、元和三人；灼又早世，元昭、元和遂分为福寿二房；昭生三男、和生四男，自此枝蕃叶茂，正未有艾。庄前子孙能保斯谱而不失，则水源木本之念油然而兴，而保世宜家于以光大文昌之传，正不无厚望焉。乃为之记。
乾隆二十九年岁在閼逢涒滩花月谷旦乡进士文林郎候补知县吴航新池裔孙 腾蛟 谨识
送长乐池二鲸之春官王恭
京行二千八百里，马上青云帆下水。平时送客使人愁，此度离歌为君喜。自从鼓箧凡几载，踏槐一旦香名大。青袍士子羡英声，白面诸生让先辈。我亦爱君毛骨殊，九苞威凤空群驹。秋闱笔下若流水，鲁史胸中如贯珠。愿君此行无草草，百步穿杨即飞报。西望青云不可攀，来往空歌鹤岑道。
同 林汉孟 池景大静得轩壁王恭
胚浑本无象，圣人亦何言。唯应遂初心，庶以窥其源。冥栖守玄默，水木澹丘园。浮云净空宇，爽气当前轩。妙契忽自领，恬然忘外喧。孰云吾道远，乃自灵台根。
寄池景大校官吴实
旅食京华又一年，怀君何处独凄然。故人零落知谁在，独客暌离祇自怜。残叶晚风惊远听，古梅寒月对愁眠。旧时鹤岭閒吟客，长忆风流剡曲船。
送池景大之淳安训导陈登
酒尽都门惜解携，客中送客意凄凄。明朝疋马严陵道，无那青山杜宇啼。
送池王二友归剑镡林鸿
其一竹枝歌罢早潮平，把酒离筵感别情。年少常怀郗诜第，才华独羡马卿名。镡津柳色迎归棹，螺渚莺声送客程。良会未穷分散去，好题飞札到岩扃。
其二卧病丘园感越吟，对君离思忽惊心。琴樽何意成寥落，缨冕谁知尚陆沈。沧海一身悬北望，青山双泪向南深。须知梦里还相忆，风雨浮亭夜盍簪。
螺洞听涛池春雷
金梭玉杵寂鲲宫，雷电招呼入洞中。一自渊妃作螺女，千秋波浪吼长空。
评《贝多芬之魂》 自序池超波
这本书就要出版了。在这篇“自序”中我想谈谈这本书写作的由来和在哲学、音乐道路的经历,进行反思和自我批判。1928年12月21日，我出生于福建省长乐市梅花乡。梅花乡背山面海，我从小生活在海边，深受大海的薰陶。1949年我考入福建师范大学（当时福建师专）。1951年我重新参加高考，考入清华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1955年毕业统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尚未成立)。当时正当全国向科学进军,因而读些书研究些理论问题。紧接着来了“反右”。当时我正在撰写关于生产力发展动力的论文,没有去北大校园看大字报,没有写鸣放的大字报,因而没有被扣上“右派”帽子,但被划为中右。接着一连几十天参加批斗许良英等同志与北大分配来的同学的斗争会,反复检查自己所谓“立场不稳”、“敌我不分”的“错误”。为了表现自己要站稳立场，免遭厄运,昧着良心,说了许多报纸上的话,批判他们所谓“右派”言行。现在想起来还出一身冷汗,欠了他们的债,这债是永远还不清的。在“ 反右”中,我接受深刻的“教育”，学会讲假话,学会上纲上线,学会按上面的思想来思想，学会紧跟“为政治服务”。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我紧跟政治，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彻底粉碎右倾机会主义世界观》(1959.11. 15)和关于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关系(“文革”中丢失,现在查不到)等两篇文章,维护所谓“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批判彭德怀同志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世界观。彭德怀同志一身正气,一心为民，他不像有些人那样嘴巴高喊为人民服务，却不顾人民的死活。现在想起这两篇文章,深感羞愧，无地自容。在困难时期，自己吃不饱，却继续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不要松懈革命警惕性》（1961.3.24),宣扬“大好形势”，宣扬“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理论”。就这样，我进一步学会看风向、随风倒， 紧跟政治，上面要什么就写什么，按内部消息和报刊上的调子写文章。如1963年在《江淮学刊》发了《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为整人的“以阶级为纲”提供理论根据。上面讲哲学要通俗化(实质上哲学要庸俗化),我就在《大公报》、《工人日报》发表了《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认识论》(《大公报》1964. 1.6),《怎样理解坏事变好事》（《工人日报》1962.9.26),《怎样理解动机和效果的统一性》等文。 在这期间，我悟出所谓紧跟政治，就是要在哲学战线上当一个哨兵，时刻注意哲学界的动态,寻找打枪的活靶子,捍卫毛泽东的哲学思想。1959 年我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看到薛靖同志《统一性和斗 争的关系》一文,提出“斗争性也是相对的”观点。我迫不及待写了《怎样理解和把握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光明日报》“哲学”专刊, 1961. 1.27),批判薛靖同志的上述观点，坚持和捍卫《矛盾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是相对的，对立面斗争是绝对的观点。之后,我又与赵凤岐、金顺福教授合写了《从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论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江汉学刊>1962年第8期),进一步论述上述观点。“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我还坚持上述观点,在《哲学研究》发表了《也论事物辩证法的精髓》（<哲学研究>1979年第5期)。现在这三篇文章均作为附录收入这个集子。196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调回福建高校工作。先是在福州大学，想不到在高校首先要抓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当时所谓政治思想工作就是要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在学生中抓阶级斗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学生的思想问题,特别是他们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结果只讲了《实践论》几节课就去工厂搞社教。“文革”前夕回到福大,6月2日我就被当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揪了出来,游校示众,变为牛,进入牛棚。理由就是两条:一是我是北大毕业的,是修正主义苗子;二是在哲学所写了十多篇文章,是权威。在所谓“清队”中，大会小会批斗几十场，天天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受尽侮辱和折磨。在驻校军宣队、工宣队的领导下，他们调动了三十多位学生组成战斗队对付我。他们“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先把你定为敌人，然后采取不让睡觉、日夜审问的车轮战术;把你围起来，在你周围拍桌子、尖叫的心理战术,逼你交代没有历史问题的“问题”，没有犯有罪行的“罪行”，没有干过坏事的“坏事",把你当作风车，与你搏斗,妄图从你口中,“求证”出“罪证”,把你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置之于死地。最苦的是晚上不让你睡觉。我有时被放在学生宿舍批斗(全校的教室已排满斗争会),从房间窗口可以看到对面的学生宿舍楼,看到全楼上上下下几十个房间，间间都在开斗争会,逼老师交代所谓“罪行”，喊叫声、拍桌子声不绝于耳，跳楼自杀老师的落地震动和沉甸的声响,令人心惊胆战。这是两幅多么恐怖血腥的画面。据说,全校1/3的教职工被当作敌我矛盾进行批斗。这样的日子真是过不下去，活着太难太难了,因而几次想自杀了事。是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的诗句救了我的命。这诗句是“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面对那种惨无人道、丧尽天良的苦难现实，在批斗中,在审问中，在跪着请罪中,在“三忠”中，等等,我在内心吟着这诗句,坚信这一切都会过去,打消了自杀的念头。为了纪念这首诗,现把它抄录如下: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不顺心时暂且克制自己，相信吧,快乐之日就会到来。我们的心儿憧憬着未来，现今总是令人悲哀;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而那逝去的将变为可爱。
1969年年底,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降一级流放到山区最高的山沟，一放就是七年。在流放的七年中,我感觉最深的有两点: 一，在批右倾机会主义所谓“小脚女人”时提出的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理论”，不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而是从根本上违反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这种“理论”当然要受到惩罚,但却苦了农民。由于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破坏了农业生产，农民陷入极端贫穷状态。他们每年冬春都要吃回销粮,有的甚至吃野菜。冬天有的一家几口共盖一床破棉絮。一个劳动日的工分两三毛到三四毛,一年下来总工分还不够买生产队分给的粮食,所以几乎家家都欠生产队的债。有的农民只好拿着鸡蛋到供销社换盐和日用品。生产队穷得连买灯油的钱都没有。二,所谓“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事实说明,这个“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完全是主观想像的产物。从理论上讲,小农经济自身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农民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才有可能通过示范、引导、教育而逐步走上合作化道路。在农村七年,我看到的是合作化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们每天劳动三四小时，上午9点多出工，到了田头,抽抽烟，聊聊天，10点多开始劳动。劳动也是磨洋工。下午也如此。不许农民单干,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许农民开荒种自留地,这是资本主义尾巴。不许农民在一小块自留地上种芋头等杂粮,这也是资本主义尾巴。我们所谓宣传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割农民的资本主义尾巴,查农民自留地上是否种了芋头等杂粮,一旦发现就得拔。当时我们一边拔一边心痛。 没办法，因为拔不拔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至于做些小买卖,轻者批斗,重者捆绑。当时公社武装部长下乡带的是手铐和绳子,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农民，割农民的资本主义尾巴。有一件事我一生难忘:当地“双抢”(抢收抢种),一般要拖20多天。有一年,我建议生产队把打下的粮食，每早给出工的社员吃一碗饭,结果男女老少齐上阵,每早两三点起床,苦干一星期完成任务。后来公社有人议论,浪费粮食!就不敢再干了。仅仅是一碗米饭,调动了全队的生产积极性。人老了有一个“毛病”,就是经常回忆过去,这种回忆不是有意识地去回忆,而是下意识地出现的回忆。作为一个哲学理论工作者,这种回忆带有哲学反思的性质,即思考过去的欢乐和苦难,思考在理论上所走过的道路,思考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和“文革'”运动。最令我难忘的是“反右”斗争会上那一张一张愁苦 、惊惶的脸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农民被捆绑的惨状:福州郊区侨乡一位小学教师被反绑双手的下面再塞进一大块树根的惨叫声。1958年大跃进,我被下放劳动改造, 一次从石家庄乘夜车回北京,沿途火车两侧整夜火光冲天，大炼钢铁。这只是一条不足300公里铁路线两侧所看到的景象,那全国要烧掉多少树木呀!等等,所有这一切也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文革”结束后,出于一个哲学理论工作者的良知,我不能不从哲学上思考着，探索着。于是我痛下决心，回到马克思,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我从标志马克思世界观转变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开始，研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等哲学著作。我边读,边讲,边写。关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983年我在《厦门大学报》“教与学”版上写的《努力培养学生的智能》中说:“我没有用几个小时备一节课的本领。 例如,这学期为了给研究生讲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篇只有一万一千多字的论文,去年暑假，我不但反复读了这篇论文,而且重读了马克思这个时期的有关著作，读了有关的参考书，对其中一些难点的解决，真是日日夜夜，最后只是讲了两节课。”（1983.4.25）1983年，我把读、讲的心得写成《标志马克思世界观转变的一个历史文献一一读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札记)发表在《厦门大学学报》上。对于马克思的《手稿》，我认真反复研读,阅读马克思的有关著作与资料，同时给本科生和研究生讲课，在中共福建省委党校为该校和福建师范大学的研究生讲课,为省哲学学会举办的《手稿》读书班讲课。我讲课的方法是逐字、逐句、逐段讲解,这样对我自己和听课者读懂原著,抓住重点，解决难点很有好处。同时，我结合读、讲写了十多篇论文，论述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特别是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1979年我与北大黄楠森教授合写了《坚持客观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接着，我组织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社科院、福建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的几个教授撰写了专著《马克思主义实际运用的唯物辩证法》,进一步论述应当坚持客观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反对主观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并参加主编高校教材《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在这个基础上,我写了《我对唯物辩证法精髓的再认识》和《论马克思的实践观》,反思过去我的哲学思想，清算过去我的哲学信仰。《什么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篇论文, 是在“反右”初期完成的一篇论文,是我免遭劫难的一篇论文,发表在当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办的《新建设》上,成为当时学术界关于这个问题争论的一家之言。1979 年7月《经济研究》编辑部把它收入他们编的《论生产力一一建国以来关于生产力问题的论文选》。我至今坚持文中的观点,认为文中的观点是马克思的观点，因而“文革”后又写了两篇“再论”，现在一并收入这个集子。我从童年开始就喜爱音乐。当时我的祖父在英国人办的基督教医院当医生。医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医生和护士在星期天都要参加上午的“做礼拜”。我上午跟大人参加“做礼拜”，下午参加专门为儿童办的“做日学”。这种宗教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唱“赞美诗”。"赞美诗”旋律优美，和声丰富,加上钢琴伴奏,非常动听。.上帝是人的本质对象化,所以赞美诗表面上是赞美上帝,实际是歌颂人自身的纯真本质,歌颂人自身的美好理想。因此,我喜欢上音乐和钢琴。当时每年暑假,我全家都要回老家福建省长乐县梅花渔村度假。在上海医学院学习也回来度假的叔叔经常背着我散步。他面向大海边走边唱《渔光曲》;《大路歌》等歌曲。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听到如此优美动听的歌曲,从而加深了我对音乐的兴趣和爱好。上初中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全家逃难到福建省战时省会永安。当时福建音专(后并入上海音专,也迁到永安,经常举办音乐会。我每场必到。音乐会上钢琴和小提琴演奏古典音乐作品,美妙的音乐深深吸引着我喜爱上古典音乐和钢琴、小提琴这两种乐器。到了上高中,学校有一架破旧钢琴放在堆杂物的仓库里。音乐老师征得校领导的批准,同意我在下班后(学校办公室就在仓库边)去练琴。我的老师是当时福建音专高年级同学,免费教我。我每天下午要等到下班后(下午经常没有课)才能进仓库练琴。练两三个小时。仓库没有电灯,天黑后我就在钢琴键盘的两端点上蜡烛。夏天蚊子多，我就在脚边点上蚊香。我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开始学钢琴。有一个暑假,同学介绍我到一个牧师家练琴,由于师母很喜欢我，也常常来听我练琴。于是我上下午都去,所以那个暑假我一天练六七小时的琴。后来这一-家迁居厦门鼓浪屿,学校的破琴实在练不下去(不仅键盘损坏，而且音不准)，福建音专的同学们就把自己的练琴时间挤出一两小时给我，但福建音专离我家很远,骑自行车要40分钟。在春雨季节，我坚持冒雨前往练琴,终于大病了一场。在这期间，我还在福建音专举办的音乐会上独奏钢琴。病后祖母很同情我，给我一个金戒指，让我换了一架小提琴,向徐志德教授(当时是福州英华中学的英语老师，后为福建师大音乐系教授)学小提琴。徐志德教授拉琴的特点是音色优美,感情丰富,经常在校内开独奏会。他不仅教我拉琴,更进一步培养我的音乐爱好。当时福州市向他学琴的十多个学生经常在一起开家庭音乐会,请华南女子学院的一个女教师伴奏,也进一步培养了我的音乐爱好。中学毕业后,我原想报考音乐学院，但我知道自己开始学琴的年龄太大，因而我的钢琴和小提琴水平都不够格，所以报考了福建师专(后升格为福建师院、福建师大)。在师专,我继续拉小提琴,还到福建省人民广播电台独奏小提琴,同时向驻校的南下服务团同志学指挥,向当时团省委办的青年文工团指挥黄芹同志(“文革”中自杀)学指挥,并一起组建和指挥福州市音协合唱团。当时的年轻人满怀激情和理想，这种激情和理想激发他们通过歌声表现出来,所以人人爱唱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革命歌曲.唱前苏联歌颂祖国、歌颂生活的歌曲。记得那年寒假，我参加福州市第一届全市大、中学的团训班，白天我在听报告的大会上指挥唱歌，晚上许多同学向我学指挥。当时那种动情的歌声,实在令人难以忘怀。考入清华后,我继续学小提琴,参加校管弦乐队，拉小提琴。转入北大后，我指挥北大合唱团、北京市大学生合唱团。统配到中科院哲学所后，我指挥北京市大学教师合唱团。在这期间,我通过合唱指挥实践，学校举办的音乐欣赏,各种类型的音乐会,走进了美妙的音乐世界，欣赏到大量的名家名作,加深了对音乐的理解和爱好。上世纪80年代，我一边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边举办音乐欣赏讲座。先是在厦门大学,后在厦门水产学院、厦门师专、厦门市文化宫、厦门商业职校、华侨大学、福州大学等院校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分析讲解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田园交响曲》、《第九交响曲》等音乐作品。在厦门大学举办的好几场讲座，可坐300多人的大教室场场爆满,连过道都站满了同学。在华侨大学的两场讲座, 300多个座位的大教室不仅过道，讲台都站满了同学,许多同学进不了教室就站在教室窗外听讲。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第九交响曲》是贝多芬创作的总结,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音乐作品，表现了贝多芬追求自由、“欢乐”的崇高理想,但很深奥,难度很大。我是读着《第九交响曲》总谱,听《第九交响曲》,分析每一个乐章,每一乐段，甚至每一乐句的思想内容。 我读了所有能找到的关于介绍《第九交响曲》的资料。我联系贝多芬的《命运》《田园》、钢琴奏鸣曲、钢琴协奏曲、《衰格蒙特》序曲等音乐作品来理解《第九交响曲》。当然，更主要是应用唯物史观研究贝多芬创作这部交响曲的时代背景和贝多芬的现实生活过程。正是在寻找研究贝多芬音乐作品的资料过程,我读到赵鑫珊同志的巨著《贝多芬之魂》。这本书的特色就是用哲学讲音乐,这正是我长期研究的课题。在反复阅读过程，我发现作者把哲学和音乐这两种不同领域的意识形态混淆起来，把贝多芬的《英雄》、《第九》交响曲等音乐作品与康德哲学、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作了简单化的类比，无视马克思对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成果,无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借助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创立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批判,从而对贝多芬的《英雄》、《第九》交响曲作了不能令人同意的分析和理解。出于对马克思和贝多芬的崇敬,出于一个热爱音乐的哲学工作者的责任，我不顾年老、体弱、多病,写了《评<贝多芬之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哲学和音乐都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又能动地作用现实生活。但两者又有区别。哲学是间接地通过政治法律观点、艺术、道德、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抽象出来的理论思维反映现实生活,是“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理论体系。音乐是对现实生活的直接感受,以旋律、和声、复调、调式、调性等音乐语言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们的心灵和思想感情。如贝多芬的《英雄》、《命运》，第五钢琴协奏曲,《衰格蒙特》序曲等英雄性作品反映了当时德国人民群众反对封建专制暴政的斗争。《第九交响曲》反映当时欧洲民族解放战争和梅特涅封建复辟反动时期人民群众反抗、斗争和“欢乐”的崇高理想。肖邦成熟时期的钢琴作品反映了1830一1831年华沙起义失败以后，他对祖国的深切怀念和悲愤之情。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五、六交响曲和许多浪漫曲反映了当时俄国知识分子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彷徨和渴望美好生活的愿望。哲学和音乐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作曲家总是受到当时哲学思潮的影响,这种影响总是表现在他的音乐作品中,因而我们可以从他的音乐作品的思想内容中抽象出他的哲学思想。如贝多芬深受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他的《第九交响曲》抽象出黑格尔关于矛盾运动、展开、斗争和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但是我们不能由此把哲学家的哲学论著和作曲家的音乐作品等同起来，作简单化的类比,把哲学著作音乐化，把音乐作品哲学化,用贴标签的方法来分析音乐作品。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扭曲为阶级斗争哲学、整人哲学,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被简单化为机械的“一分为二”,强调有意识地树立对立面,制造矛盾,制造分裂;强调对立面斗争的绝对性,无休止地进行残酷的斗争。这一切败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此,我把“文革”后回到马克思，重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论文汇集起来,编入本书,以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总之,我们应当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贝多芬及其音乐作品,才能科学地理解贝多芬,科学地分析和理解贝多芬的音乐作品。
池超波2003年3月15日于厦门大学白城观潮小楼
忆五十年代北京高校的合唱活动
池超波
从1952年到1957年，我先后参加组建和指挥北京大学合唱团、北京市大学生合唱团、北京市大学教师合唱团，四十多年过去了，往事还历历在目，很值得怀念和追忆。五十年代是我国建国以来的黄金年代，音乐园地满园春色。文化部多次举办全国性的专业和业余的音乐舞蹈会演，全国音乐周，参加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中国青年艺术团的汇报演出；邀请苏联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钢琴家塔图良、女高音歌唱家尼娜.多尔利阿克、阿列尼琴柯来华举办独奏独唱音乐会。特别是1954 年邀请苏联国立莫斯科斯坦尼拉夫斯基一一丹钦科音乐剧院来华演出舞剧《巴黎圣母院》和歌剧《暴风雨》等世界名作。在京的各个专业院团经常办音乐会，如中央乐团三十多期的《星期音乐会》，聂耳与冼星海声乐作品演唱会，纪念格林卡诞生一百五十周年的音乐会，德沃夏克作品音乐会等等。其中女高音歌唱家张权演唱的《母亲教我的歌》唱得那么美妙，真是一曲难忘。1952年北京团市委，市学联与中央歌舞团联合举办了业余合唱指挥学习班。1954年中央乐团举办了苏联合唱指挥专家列.尼.杜马舍夫合唱指挥班。当时中央乐团的秋里、任策，总政歌舞团的方韧，广播乐团的聂中明，上海乐团的司徒汉，广州乐团的施明新以及郑小瑛等同志都是这个班的成员。中央乐团合唱队和杜马舍夫指挥班非常重视业余合唱活动的开展，正是在他们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北京各高校组成了市大学生合唱团和市大学教师合唱团。当时北京各高校的音乐活动也很火热，许多同学具有相当高的音乐素养，经常歌唱我国“五四”以来的优秀歌曲、苏联歌曲以及本国和外国的民歌。许多高校都有自己的合唱团，清华还有一个编制齐全的管弦乐队，排练和演出了有一定难度的格林卡交响幻想曲《卡玛林斯卡娅》和贝多芬的《爱格蒙特》序曲，每周二次的音乐欣赏，讲解世界名曲。灰楼十多间琴房练琴时间排得满满的，日夜琴声不断。在北大宿舍中,特别是在浴室里歌声嘹亮。傍晚未名湖畔飘荡着健康的、优美的歌曲。各个班级的演唱小组有如雨后春笋，全校的合唱比赛牵动着每个同学的心。傅聪来校演奏的肖邦钢琴作品令人陶醉，中央乐团管弦乐队来校演奏的德沃夏克《斯拉夫狂想曲》等世界名曲令人精神振奋。正是在这样丰富多彩音乐生活的基础上，成立了市大学生合唱团和市大学教师合唱团。我于 1951 年考入清华，参加校管弦乐队，拉小提琴。1952年院系调整到北大。由于我入清华前曾指挥福州市音协合唱团和福建师院(现福建师大)合唱团，因而到北大后学生会即要我参加组建北大合唱团并担任指挥。当时报名的同学多达300多人，经过考试，录取了120人左右，以后每年毕业走十多人，招收进十多人，但每年报名的人数还是100多人，因而当时在北大要参加合唱团是很不容易的。1954年春，在清华音乐室排练厅由清华、北大联合乐队伴奏，清华合唱团和北大合唱团联合排练《怒吼吧!黄河》等曲目，准备参加五.四晚会。在指挥中，我萌发了组建北京市大学生合唱团的念头，即写信给市学联，提出组建北京市大学生合唱团的建议。市学联很快同意了我的建议即下文各高校推荐同学参加。当时各校推荐的同学有的十多人，有的二十多人，共计200多人。一个合唱团的演唱水平和表现力决定于团员的音乐素质，即音质、音色、音准、音乐感，决定于各声部之间的平衡和统一，因而招考团员是组建合唱团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环。当时我们得到中央乐团合唱队队长陈良同志和指挥秋里、任策同志以及全体队员的积极支持。他们整个合唱队出动组成二、三人一个小组的十多个小组，在清华音乐室灰楼的琴房对各校推荐的200多位同学进行考试，录取了120人左右，并根据他们的音色、音域分了声部。就这样在中央乐团合唱队的具体帮助下，由清华同学任团长,由我任指挥的北京市大学生合唱团成立了。1955年9月,我从北大毕业统一分配到中科院哲学所。当时中科院哲学所在中关村，周围是清华、北大、北航等八大学院。1956年，在各高校青年教师的要求下，市教育工会决定组建北京市大学教师合唱团。市教工会要我参加组建工作并任指挥，当时报名的中青年教师近300人，经过好几个星期天的考试录取了120人左右。市教工会派郭强同志具体领导这个团，北大外语系中年教师黄继忠同志任团长。当时大学生合唱团和大学教师合唱团多次参加重要的演出，得到很高的评价。决定一个合唱团的水平，团员的音乐素质是基础，指挥是关键。一个合唱团如果没有一个好指挥，不仅不能通过排练提高合唱团水平，而且不能坚持下去。因而当时北大合唱团不定期地请中央乐团合唱队指挥来指导排练，而且同中央乐团合唱队建立了友好的联系，有时我们请他们来校演出，有时他们请我们参加他们的周末晚会。市大学生合唱团和市大学教师合唱团是市水平的业余合唱团，更应当有高水平的指挥，这对于我这个业余合唱团指挥来说当然是不能胜任的。当时中央乐团合唱队和杜马舍夫指挥班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先后派了秋里、任策、司徒汉等同志来市大学生合唱团担任艺术指导和指挥，派了任策和聂中明等同志来市大学教师合唱团任艺术指导和指挥。他们对于这两个合唱团的提高和稳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任何一个合唱团，选择什么样的合唱歌曲作为排练和演出曲目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对于业余合唱团尤其如此。后来在那整人的“阶级斗争为纲年代，音乐成为政治的工具。奉命演唱那些所谓“政治性很高”、艺术性很低的合唱曲对指挥和合唱队员确是一件苦差事。对于业余合唱团成员来说，如果选些艺术性很低他们喜爱不起来的作品，那他们还会再来吗?因而北大合唱团、市大学生合唱团和市教师合唱团选材非常慎重。当时我们排练和演出的主要曲目是混声合唱《怒吼吧!黄河》、《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牧歌》、《阿拉木汗》、《半个月亮爬上来》，郑律成的《图门江》以及莱蒙托夫诗、柴可夫斯基曲《宿夜的金云》(无伴奏合唱)，波兰歌曲《左右都是桥》《波兰圆舞曲》，马太·梭哈尔的《党的旗帜》等等。北大合唱团还把《怒吼吧!黄河》、《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党的旗帜》作为保留节目，不断排练、加工，不断提高演唱水平。波兰歌曲《左右都是桥》是中央乐团合唱队当时的保留节目，在我们三个合唱团都很受欢迎。北大合唱团从1952年成立到1955年我毕业，每学期都坚持排练作为保留节目的《怒吼吧!黄河》。每次排练，同学都是怀着满腔激情、愤怒、悲壮地演唱这首乐曲。当演唱乐曲第二部分第28-43小节以女低音声部唱主旋律时，唱女低音声部的女同学都是含着泪花，意识到自己是代表全中国被侮辱被损害的母亲悲壮地诉说中国人民在日本鬼子铁蹄下的苦难。这说明，我们演唱的技巧虽然不如专业合唱队，但他们的情感却很到位，感情却很投入，因而每次演出都很感人。有次杜马舍夫亲自带着指挥班的同志从老远的中央乐团来到北大，观看和指导我们排《怒吼吧!黄河》，给予很高的评价和鼓励。1956年，在一个周末的夜晚，他请我和我爱人到当时友谊宾馆他的住处作客，他的夫人亲自做菜还送我一本苏联合唱曲集，并在扉页上题写了美好的话语。我们排练《图门江》时，郑律成同志来对我们讲了他创作《图门江》的过程以及这个合唱曲所表现的思想感情，临走还送给我一本《和声学》，一本《对位法》。《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和《左右都是桥》特别受到大学教师合唱团老师的喜爱，他们在排练和演出时都满怀真情地唱这两首合唱歌曲。五十年代的文化部和中央乐团等专业艺术团体确实都很重视和支持群众性的音乐活动。苏联莫斯科音乐剧院的演出不对外售票。全国各地音乐界都来了指挥和音乐专家，加上北京专业的音乐单位多，各部门的领导多，因而招待票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的赵风同志给了我一整套演出的招待票，至今我还保留着当时演出的部分节目单。这充分说明他对群众性的音乐活动的重视和支持。东欧各国和朝鲜等国艺术团来华演出，中央乐团合唱队为了提高我的指挥水平，想方设法给我招待票，他们举办的星期音乐会和各种演出都通知我参加。我们三个合唱团所有的合唱乐曲都是他们提供的。至今我还保存着一部分(一部分在文革中散失)约五十多张当时音乐会演出的节目单。这些节目单对于研究当代中国音乐史还是有用的。以上是我作为一个大学生、一个业余合唱指挥，所经历的五十年代北京市高校的合唱活动。如果把我所经历的上述活动加以总结，那就是：业余合唱指挥应当积极主动诚心诚意地向专业合唱指挥学习，争取参加一些专业合唱团(队)的排练，这是最有效提高自己合唱指挥水平的途径；应当学点哲学、学点历史，特别是世界的和我国的近代史，学点音乐史，以提高自己分析和理解作品的能力；学点钢琴、学点声乐、多听古典音乐，本国和外国的民歌，“五四”以来我国以聂耳《义勇军进行曲》和冼星海《黄河大合唱》为代表的优秀歌曲以及建国以来瞿希贤等许多作曲家所创作的大量优秀作品，多参加各种音乐会，以提高自己的音乐素养。而最根本的是多指挥多实践，从中提高自己的合唱指挥技巧和能力。而当地的音协、团组织学生会组织应当定期举办业余合唱指挥学习班，通过培养一定数量的有一定水平的合唱指挥来推动合唱活动，进而推动群众性的音乐活动，以抵制那些不健康的，毒害人们心灵的所谓“音乐”，让人们的“精神爆发出火花”，让音乐成为冼星海所说的“陶冶性情的熔炉”。最后，允许我向中央乐团合唱队，向当时指导和帮助过上述三个合唱团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摘自《人民音乐》1997年第10期）
致陆滌寰信
滌公处长大人钧鉴：别后不觉三载于兹真使生时刻不忘也。大人离闽后，生不久由永安调任长乐，长乐二次陷敌后又调任大田，此次抗战结束又已调任霞浦矣。惟卅五年度起，公务员免□食米，生之家口浩大，收支相差太多，所以现辞去霞浦院长职务，在长乐自行开业，待期出来。现冯院长调省处任股长，查院长任市府卫生科长，尤处长对大人旧属诸多爱护，慰极。惟各县卫生经费困难，一切比前更为难办，且省处又归民政厅，卫生院对县府之间又少了交涉地位，只要服从县长命令而已。似此稍为能干院长多已离开，而助理医师兼代院长，此多矣。生已离处三个月，在三月离处在长开业，期中收入尚称可以。近来传染病极为流行，真为卫生当局伤脑筋也。大人宝像请即寄赐一张，以资悬念，余未尽言，专此奉恳并祝公安。卅五.五.十
学生池寒刚叩上
请即赐示，以匡不逮，又及。
复池寒刚
寒刚同学惠鉴：接诵，惠书备悉。设所开业，卓然自立，前途发展，至堪期待，甚慰。此间卫生事业，经本人半载整顿，[较之光复之前自是不可同日而语]颇多进展，然受人力、财力种种限制，□事亦时感困难，惟有本革命精神，竭尽棉薄，以期无负职责而已。承索像片，容俟摄制，当即奉赠。专复顺颂。台绥。陆oo啓
简介：这是一份医师池寒刚为介绍近况及索要相片事与天津市卫生局局长陆涤寰的往来函件。信件收藏于天津市档案馆，年代为1946年5月，档号为401206800-J0116-1-000978-004。
陆滌寰（1898－1956）：医学博士。曾担任民国福建省卫生处处长、天津市卫生局局长、天津第一医院院长、河北省立医学院教授。曾参与筹建福建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并在学校任教。抗战时期在浙江参与防疫日军细菌战引发的鼠疫。为我国早期公共卫生教育和防疫工作的知名学者。
池寒刚：福建长乐梅花镇人，民国时曾任永定县医院、永安县医院、长乐县医院、霞浦县医院院长，1946年后辞去公职开办诊所。《福建省永定县医院志》有其生平简介。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