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参加革命的老战士——池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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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县东平镇凤池村人，1923年8月出生；
1932-1935年在家乡砍柴；
1935-1942年7月，在家乡做长工和务农；
1942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松政游击队；
1943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班长，分队长，支队长；
1947年任 闽浙边游击纵队副纵队长；
1949年2月任政（和）寿（宁）（建）欧工委书记；
建国后，历任浦城县委书记廉县长，水吉县委书记，建陽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建陽县县长，南平地委农工部副部长，松政县委副书记，建陽地区农委副主任，建陽地委记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等职；
1983年离休；
2009年4月30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南平逝世，享年87岁。
——以上信息综合人民网消息、池氏族谱自撰简历稿
特别鸣谢宗亲池云宝提供相关图文资料。
原建阳地区纪委副书记、离休干部池云宝同志（享受地厅级待遇）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4月30日在南平逝世，享年87岁。 池云宝同志系福建省政和县人，1942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网
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87393/10358992.html 池云宝1949年6～8月，任南平市浦城县第一任书记 闽浙边游击纵队(1947年7月成立)
纵队长 叶风顺
副纵队长 池云宝 1949年6月5日,中共闽浙赣省委指派池云宝、程宗波、邱福吉等到浦城,组建浦城解放后第一个中共浦城县委员会(简称县委)。 解放建阳回龙之役纪实
在建阳市东北方向约百里处有一个乡，名叫回龙。这里背靠凤冠岭，四围峰峦叠嶂。从凤冠岭支脉中伸延出一条小峦岗，向西南逐渐没入溪底，数百栋民房矗立在这条小岗之巅。水深流急的闽江支流——南浦溪（浦城至南平）自东北向西南奔腾。山村形状既似蜿蜒入水的苍龙，又似靠岸停泊的巨轮。前人给这个村镇命名为“回龙”，有二重命意：一从民意传说，谓清乾隆皇帝三下江南时，从此地返驾北上；一从自然形状，意取回归水域之龙也。
回龙村的地理位置险要，交通发达。上下均有水路和陆路分别直通浦城、建瓯、南平,左右均有山路古道可通往崇安、松溪、政和,是松溪、政和、水吉与外界交往的唯一通道。在军事上也是兵家必争的一个进可以攻，据可以守，退可以遁的重要隘口。
丧家之犬 骚扰回龙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直捣南京、攻占国民党总统府之后，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尤如丧家之犬，纷纷往南逃窜。5月中旬，国民党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残部翻过仙霞岭，越过枫岭关，窜入福建。
此时正值闽北山区的阴雨季节。武夷山麓上空乌云密布，南浦溪上浊浪翻滚，浦阳沿线（浦城至建阳公路线）人仰车翻，国民党溃军个个夺路南逃。只是这些一拨又一拨的游兵散勇在逃命途中，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溃军走后，城空村荒，哀鸿遍野。
闽北大地在惨遭蹂躏！坐落在浦阳线边、南浦溪畔的回龙，更是处在呻吟声中。
5月10日，大批国民党溃军开始涌入回龙。见人就抓，见猪就宰，见物就抢，遇见年轻妇女更是不放过。这些兵匪在酒醉饭饱睡足之后，押着挑夫，挑着沿途抢来的沉沉重担，继续往南而逃。走了一批，又来一批。如此反复三日，折腾得这偌大的一个村镇，竟找不出一个干净的角落，400余户人家，无一幸免。
开始，山区的百姓见此恶行，个个瞠目结舌，弄不清何以堂堂“国军”竟然残暴得比土匪更甚？惊定之余，终于悟出“中央军”即“遭殃军”的道理。村民们不得不扶老携幼，纷纷弃家逃往深山密林藏身。
这些“国军”的所谓将士们光临回龙，带给回龙人民的是一场空前浩劫，百姓怕之、恨之。在这里流传着一起“遭殃军”抄尸体之身，挨了死人一巴掌，并被死人裹着滚入洪流葬身鱼腹的旷古奇闻。此条奇闻得从一桩车祸说起：在距回龙以北南浦溪上游约十余公里处，有一辆国民党的军车因夺路逃窜，撞上一辆货车，结果两辆汽车前后翻落河中，两名驾驶员同时溺死。二日后，两具尸体均被洪水冲到回龙，搁浅在岸边。一名溃军的游动哨路经此处，心里一动，立即跨上尸体身上进行抄搜，从军车驾驶兵身上抄出一些黄金、大洋等财物。意外送上门来的喜财，刺激得这位哨兵的大脑处于极度兴奋之中。紧接着他又踩入水中，搜另一具张开右手，上身仰卧着的货车驾驶员的尸身。在他胸前几个口袋搜遍毫无所获之后，仍不死心，意欲抄搜尸体背后口袋。当他双手用力翻转尸身，不料那只已经僵硬的右手随着尸身的快速翻转，猛烈地向这个抄身者的左脸打去，“拍”的一声惊心动魄。这个抄身者还来不及弄清是怎么回事，脚底一滑，随同尸身一起滚进激流中，糊里糊涂地见阎王老子去了。此桩死人打活人、死人抱活人一同淹死于南浦溪的旷古奇闻，给当时深受灾祸的村民出了一口恶气。
合力围歼 瓮中捉鳖
1949年5月中旬，国民党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残部兵败浙江一带战役后，窜逃的溃军约有3000余众，在得悉我刘、邓大军已有快速部队日夜兼程向建阳进军的消息后，深知继续向南窜逃，势必投入罗网。为了摆脱覆灭的命运，他们麇集在回龙这个村镇里，妄图据险而守，争取时间苟延残喘，万一无法据守，也可东窜松政经闽东下海逃亡。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五军四十五师一三四团自5月8日越过分水关进入闽北以来，未经战斗，便先后迅速解放崇安、建阳县。为了追击国民党溃军，二野一三四团迅速调集一个营的兵力于5月12日前赶赴回龙，及时抢占回龙西岸制高点——石堆仔，并布下“口袋”，摆开阵势，形成包围态势。与此同时，抽调一小部分解放军战士乔装溃逃敌军，潜入逃敌队伍进驻回龙，计划采取内外夹攻办法，一举歼灭这股逃敌，解放回龙，斩断敌人东窜松政之路，使拥挤在闽、浙、赣三角地带的大批国民党残部无路可逃，造成“关门打狗、瓮中抓鳖”之势，为解放福建全境创造条件。
为了打好解放全闽北的入闽第一仗，乔装敌军的人民解放军于11日夜，趁着夜色，迅速分头潜伏到回龙蔡厝坪。位于村镇中部北侧的蔡厝坪，住有几十户人家。12日凌晨，从村东、西两端同时进来的由解放军化装的“中央军”，在两端进口处各设立岗哨以后，立即分散潜伏到各家各户。被国民党军吓得如同惊弓之鸟的村民们，看到村里又来了“遭殃军”，人人心里不禁又在打颤，心想这回不知又要被折腾到何等程度。可是，过了不久，他们逐渐感到奇怪，这批“中央军”却不同以往的“遭殃军”。他们进村之后，一不打开背包，行装也十分简单，二不凶神恶煞，三不动手就抢，而是进屋先叫老乡，见人笑容满面。个别胆量较大的村民见此情状，倒也敢于与他们接近，这一接近不打紧，就像铁屑遇上磁石一般，立即发生了奇妙变化。经过打听，原来站在自己眼前的就是盼望已久的解放军，使得当地百姓喜出望外，纷纷自发行动起来了，协助解放军。到了晚上，当地村民利用夜幕的掩护，悄悄地把大渡船和一切小木帆船全都撑到对岸并沉下河底；此外，还将通往漳墩乡（东往松政必经之路）八仙岭大木桥拆断，以堵住国民党溃军，断其去路。
5月13日拂晓，在回龙村镇的中心区域——石狮坊突然响起了一阵激烈的“机枪声”（这是我军将鞭炮放在铁桶中点燃，声音酷似机枪声，以此迷惑敌人）。“枪声”一响，驻蔡厝坪的我军立即抢占村镇内各个交通路口，封锁了敌人出村之路。分散在各宅院的解放军战士则同时迅速持枪扑向敌人。顿时，村内到处都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和“缴枪不杀”的喊叫声，3000余名国民党溃军在睡梦中被突然响起的枪声和喊杀声惊醒，吓得魂飞魄散，不知所措。有一些溃军军官在定了定神后，开始组织一些士兵抵抗。只可惜这时的士兵已乱得像一团蚂蚁，谁也不听命令，只顾各自奔逃。一些贪生怕死的敌军官则是三十六计跑为上，扮成了普通的士兵或百姓，企图趁乱溜走。但是，他们都被守在各个路口的解放军火力封住，出不了院宅，更出不了村子，只能和士兵们一起像被捅破了的马蜂窝，从前门涌向后门，又从后门涌向前门，从村的这一头涌向村的那一头，又从村的那一头涌向村的这一头，结果，涌到哪里哪里都被人民解放军的火力挡住，最后只能乖乖地举起双手，当了俘虏。
尽管如此，仍有一小部分侥幸逃窜出村外的敌军，竞相涌向八仙岭，意欲通过漳墩向松政窜逃。然而，临河一看，大桥已被拆断，时值山洪暴发，轻身尚难泅渡，何况身上还有沿途抢劫而来的臃肿行装，溃军只有望河兴叹。为了逃命，他们又分成三股，分别向附近的叮当山、九堀岗和凤冠岭逃窜。少数先逃一步的在抢占了这几个山头之后，心慌意乱之下，错把拥挤在山脚下的同伙当作解放军，立即掉转枪口，盲目地向迎面而来的同伙开火，打得这些家伙嗷嗷大叫，骂娘的有，喊爹的有，转头朝另一山头奔跑的也有。枪声暴露了目标，正在寻找溃军目标的解放军炮兵随即校正目标，对准这几个山头，发射出密集的炮火。山头守敌因此更确认围在山下是解放军，旋以更猛烈的火力射击，形成自己狠揍自己人的荒唐场面。
山下逃敌见前无去路，后无退路，只好落荒而逃。山头守敌好一阵子不见动静，见到个别窜到山岗的士兵穿着均是国军服装，方始悔悟发生了一场莫大的误会，只叹挽救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军炮火一阵猛过一阵，在炮火的掩护下，我军突击部队向这几个山头发起了全线出击。这些历经过淮海、渡江等战役，早已被解放军揍得丧魂落魄的蒋军，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叮当山、九堀岗两个山头的守敌被迫缴械投降。凤冠岭敌军未待我突击部队登山，就抛下几十挺轻重机枪和遍地弹药，背上自家的行囊，夹着尾巴追赶他们的同伙去了。
当日下午3时许，此批溃军的残余部分在向南逃离到距回龙约十余里处漳墩龙安的茶筒岭时，又被事前赶来围歼的中共政（和）寿（宁）瓯（建瓯）吉（水吉）工委书记池云宝所率游击队截击。尽管当时，这支游击队只有70多人，人手只有一支枪，全队机枪只有一挺，而溃军全是美式装备，人数也比游击队多出数倍，只是这些溃军因为处于仓皇逃窜之中，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战斗一打响，即被埋伏的游击队毙伤了一部分，其余的人拼命往两面陡坡的密林中逃窜。
次日，好不容易逃出伏击圈的国民党交警团团长带着姨太太和尾随的几十个亲信随从，携带快慢机枪4挺和几十支长短枪，窜到政和西表村。西表村的群众一面敷衍他们，一面送信给游击队。池云宝闻悉后，立即率游击队趁着夜色悄悄地将溃军所在的几栋房子包围了起来。当溃军们开始吃晚饭时，游击队从前后门同时冲进去，高喊着：“缴枪不杀！”吓得有些溃军当场把饭碗一丢，举起了双手；有的吓得乱叫起来；有一部分人急忙往山上逃窜，游击队就向山上喊话，给他们讲清当时形势，告诉他们要想活命，只有放下武器，下山投降。大约五六分钟后，溃军便陆陆续续下山投降。就这样，游击队不费一枪一弹，就将溃军全部俘虏。共计抓获团长一名，缴获机枪3挺，驳壳枪4支，子弹数万发及许多军用品，而对他们随身携带的金条、银洋等私人财物，游击队遵照“不搜俘虏的腰包”的纪律，让他们带走，并向他们进行形势教育之后予以释放。
解放回龙之战，前后只有10小时左右，人民解放军就以击溃逃敌3000余人并缴获大量战利品而告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入福建，一路入城进镇势如破竹，没有重大战事，在回龙却真刀真枪地打了一仗。因而战后不久，新华社战地记者在对此役的报道中，以“入闽第一战”称之。
李加林 来源：福建党史月刊 解读浦城的红色文化
福建省浦城县文体局：甘跃华
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中，红色，永远是一种高贵而神圣的色调。
红色代表着权威。我们远眺故宫，最夺目的是红色宫墙、红色宫门，近看紫禁城，最醒目的是红色的大立柱、红色的门窗。因为，红色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能衬托皇帝的权势和威严。
红色代表着勇气。中国的军事家和将领们深悟红色对战争的作用，所以他们用红旗凝聚军心，鼓舞斗志，激发勇气，召唤勇往直前，不畏牺牲的精神。
红色代表吉祥与喜庆。只要是喜庆之事，我们中国人都离不开红色；没有了红色，便没有了喜庆的气氛。
红色代表着成功与光荣。事业开头顺利叫“开门红”，运气非常好叫“走红运”，“金榜题名”用的是红榜，先进人物受表彰要戴大红花。
红色代表着革命。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其标志的颜色是红色。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打天下，组建的第一支军队命名为红军，开辟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瑞金称之为红都……
简而言之，红色文化是革命战争年代，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并极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
小说《红岩》、《红日》、《红旗谱》，电影《红色娘子军》、《红湖赤卫队》、《闪闪红星》等红色文化文艺作品塑造和展现了在一个特殊的国度和社会时期里，民族和个人如何为生存和理想苦苦寻找解放道路的斗争精神，揭示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对幸福的向往和为理想而献身的气概，其鲜明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舍生忘死的英雄主义在人们的脑海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浦城虽然地处偏远山区，但是，在如火如荼、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时期，浦城人民也同样以其坚强的意志、奋勇的精神和无畏的奉献，汇入民族解放的洪流中，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创造了地域特色鲜明的地方红色文化。
可以说，中国革命的斗争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奋斗史、革命史，浦城的革命斗争史，也可以说是一部惊心动魄的革命史。
一、浦城革命斗争紧跟时代大潮流
浦城的革命斗争是中国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纵观浦城革命斗争史，无不和着历史的节拍、融入时代的潮流，跳动着浦城儿女爱国爱乡的火热情怀。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浦城人民积极响应。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反帝爱国运动，这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爆发后，浦城人民立即开展了各种活动，积极予以响应。开展宣传活动。5月6日，浦城县立高等小学师生接到上海大、中学生联合会邮寄来的传单，即发起组织浦城县学生联合会，以姚若愚为会长，学生连夜油印传单，分发全县城乡。7月，浦城学生组织宣传队，广贴标语，散发传单，学生手执标语旗上街游行，沿途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取消十二条”、“抵制日货，振兴国货”等口号。开展抵制日货运动。浦城学生在响应五四运动之始，就积极呼吁实行抵制日货。浦城成立县学联会时，同时发起组织国货维持会，对市面上的日货进行调查，组织学生沿街挨户搜集日货。经过爱国学生的劝导和检查，浦城大多数商家提高了爱国意识，不再经营日货。随着全国新文化运动的广泛开展，浦城也随之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为了唤醒民众，争取最广泛社会阶层参加斗争，浦城的爱国学生编写和印刷传单，在街头发表演说，为了使工农劳动大众读得懂、听得懂，他们开始使用白话文来写作，这样为浦城新文学取代旧文学开拓了通道。1919年下半年，县教育会长陈修和及浦城人林寄南组织益智剧社，并就地取材，自编自演“文明戏”，益智剧社在天后宫、江西会馆、凤池社等处演出，比如，《青岛湖》一剧，讽刺抨击曹汝霖对日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卑躬屈膝的丑态；《国医手》一剧，讽刺国政凋敝、民不聊生，塑造了一个力挽狂澜的医国能手。五四运动后，浦城还开始了废弃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使用新标点活动，1922年3月，地方人士祝冬孙、叶仰青等以浦城县学生联合会名义上报备案，创办《浦城新闻》三日刊，刊登国内外新闻和浦城新闻，发表短评，起着针砭时弊、发扬民意、移风易俗的作用。1924年，姚若愚、吴邦彦、吴邦宪等在私立树人小学组织读书会，提倡写白话文，使用标点符号，写新诗歌。
“五卅”惨案发生，浦城人民大力声援。
1925年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在“公共租界”抗议日本内外棉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英国巡捕房开枪射击群众。“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浦城后，浦城人民群情激愤，浦城县学生联合会积极发动工人阶级，并联合社会各阶层人民群众参加斗争。浦城学生与店员工人、手工业工人、码头工人、邮电员工等组成“五卅”惨案后援会，领导罢工、罢市、罢课。店员工人拒售日货，码头工作拒绝起卸帝国主义掠夺的物质，邮电工作主动将奸商购进的日货交后援后处理，数千人举行示威游行，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为死难同胞报仇”等口号。焚烧某商私藏的日本棉布500多匹，并将其游行示众。同时，组织学生上街演讲，劝募捐款，汇往上海，接济罢工工友，支拥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
北伐军莅浦，浦城人民热烈欢迎。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自由、民主和国家统一的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1927年2月12日，北伐军第二军六师从建瓯出发，16日（农历正月十五日）到达浦城，当晚师党代表、政治部主任萧劲光接见县党部成员。17日上午，六师政治部与地方各团体组织在公共体育场召开有数千人参加的军民联欢会，苏联顾问米柳史切维奇也到会。萧劲光在会上发表演说。18日，在六师政治部的支持下，工会、农会等组织发动工农群众千余人，逮捕贪赃枉法的代理县知事王心鉴等人，并将他们游街示众。下午，各群众团体分别召开会议，工会筹备处决定成立行业工会，领导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农会筹备处研究决定实行“二五减租”，在城郊及仙阳、临江、富岭、西乡等组织农会。19日上午，县党部筹备处召开工、农、兵、学、商代表大会，各团体推选谢则恭、黄吉甫、季孝标、叶仰青、游松林等5人组成县政务委员会，以谢则恭为主任委员，代行县知事职务，并强制王心鉴办理移交。翌日，六师离浦北上，浦城人民夹道欢送。
重要历史时期，浦城革命烈火从未间断
土地革命时期，浦城人民建立地方组织并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第一个党支部成立，标志着共产党武装革命的星星之火点燃了南浦大地。1927年7月，中共崇安特别支部成立，特别支部书记徐履峻随即便到浦城西部建立党的组织，9月，成立中共崇安特支浦城岱后办事处，由徐履峻兼任办事处书记。同年冬天，成立中共浦城岱后支部。
浦城人民积极参加崇浦暴动，举起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红色大旗。1927年12月，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成立，闽北被列为福建暴动的第四区。1928年9月28日，崇浦第一次武装暴动在崇安上梅举行，浦城新兴七有500多民众队员，带着自制的几百杆土枪和20多架“过山龙”土炮参加。1928年12月，崇浦两地的革命群众集合到上梅下屯村，举行第二次暴动。
崇浦暴动是闽北党组织发动与领导的闽北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暴动，在暴动期间，有许多闽北党史第一次事件在浦城发生。1927年9月，闽北第一次崇浦边区农民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崇浦边区造纸工人代表大会及其产生的农民协会和工会，在浦城岱后召开和成立；1928年7月上旬，中共崇安县委在岱后三将军庙召开群众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是崇浦暴动的先声；1928年10月，袭击浦城山下民团，这是闽北第一次旗开得胜的革命武装斗争，也是闽北革命武装第一次取得洋式武器。
二次暴动后，革命力量转移到山区，建立工农武装。1929年10月，闽北第一支工农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十五团成立，浦城的井皇坑和浦西两支民众队分别编入该团的第九连和第一连。之后，革命武装迅速控制浦西、浦西北、浦西南、浦东北、浦南等广大地区，并在这些地方普遍建立乡、村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由此，浦城苏区形成，隶属闽北分区苏。
1933年4月26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在瑞金召开第四十次常会，决定将闽北苏区与建、黎、金、资、光、邵，以及信抚两河间一带划为闽赣省，并立即成立闽赣省革命委员会，浦城苏区由此划归中央苏区闽赣省管辖，成为“毛泽东式的苏区”。
时任中共闽赣省委委员、中共黎川县委书记的方志纯在《曲折的道路——回忆在闽赣省的艰苦斗争》中说：“……会议决定把以建宁为中心的建、黎、泰根据地，以资溪为中心的信抚根据地和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根据地（包括浦城、建瓯、建阳、上饶、广丰、铅山）合并起来，正式成立闽赣省。”
进入闽赣省后，浦城苏区的各项工作纳入闽赣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的统一领导部署，认真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开展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项建设。
成为“毛泽东式的苏区”后，浦城人民开始大力开展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经济建设并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
浦城县域面积是福建省建制县的第三位，加之与三省七县交界，因此，党为了领导在浦城的革命斗争，不仅组织成立了浦城单独的县级组织，还根据不同的地域特点，与江西省广丰县及福建省崇安县、建阳县联合成立了县级组织。划入中央苏区后，浦城的革命斗争分属四个中共县级组织：中共浦西特区委（即浦城县革命委员会），中共广浦县委，中共建浦县委，中共建松政县委。
浦城划入中央苏区后，浦城单独的县级苏维埃政权是浦西特区苏。浦西特区苏成立于1933年夏，其前身为浦西区苏，1932年9月21日，红十军解放浦城同时成立浦城县苏维埃政府，后随红十军迁到浦城坑口。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1933年夏，浦西区苏升格为浦西特区苏，继续履行浦城县苏维埃政府职能。驻地在浦城郊洋的广浦县苏，在浦城境内设有浦北区苏、郊洋区苏和炭坞区苏。此外，还有受崇安县苏领导的建浦区苏和受建松政县苏领导的浦南区苏（亦称松浦区苏）。
浦城苏区苏维埃政权建设是在中央苏区闽赣省所辖的闽北分区苏领导部署下进行的。1933年7月，浦西县、区、乡苏维埃政权自下而上进行改造，闽赣省革委会指示：“更是非常正确，而且必要的。”
浦城进入中央苏区后，境内的武装织织有浦西特区游击大队、广浦独立营（一度改为广浦独立团）、郊洋区游击队、炭坞区武装、浦北区游击队、浦西区赤警营（1933年7月，改为崇东营）。
浦城的军事行动是受中革军委的指示开展的。1933年10月6日，朱德、周恩来发电指示：“崇安独立营向浦、延间阻扰敌军移动与运输，并与政和联络。”1934年4月4日，朱德致刘畴西、聂鸿钧电时部署：“独立团应转向东进，配合广浦独立营，打击和消灭敌徐团在浙、广、浦维持交通之一营，切实断绝该线交通，并劫其辎重。”1934年7月18日，闽北分区关于敌情与红军调动等情况致朱德电称：“广浦独立营在广、浦间活动。崇安独立营是向崇东活动，打击地方武装，经常能配合广浦独立营行动。”1934年7月31日，黄道、李德胜将浦城配合红七军团行动电告朱德：“我独立营刘（留）党溪（今属浦城管厝乡），望你们与该营迅速联络。”“我们建议军委，暂令独立（一）团袭击浦东之仙阳，配合七军团行动。”
浦城苏区划归中央苏区闽赣省后，其经济工作纳入中央苏区闽赣省的经济工作计划，按照闽赣省的要求发展生产，建立起消费、粮食、生产合作社。1933年12月17日，《崇安县苏国民经济部通知》（第6号）载：对粮食合作社，“建浦区自认五十股”；对消费合作社，建浦区增加二十股。1933年8月8日，闽赣省财政部下达《七、八、九三个月工作和八、九、十、十一、十二、一、二七个月筹款计划》，浦城苏区按照闽赣省和闽北分区下达的任务要求，通过改造和健全财政部的织织，建立财政系统和预算制度，开征营业税、烟叶、屠宰、酒业税，进出口税等，努力增加财政收入，以满足反“围剿”、改善苏区人民群众生活需要。
还积极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根据闽赣省革委会决定，按照闽北分区苏财政部的分配，浦西特区完成3000元，同时，浦西还采办棉花1000元（折价），布匹1000元（折价）。
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在浦城石陂街建立贸易站，1933年，由浦城石陂贸易站运入经浦西特区坑口然后转运到其他苏区的食盐，每天达几十担，最多的一天达500担。
随着财政贸易事业的发展，苏区各县也设立苏维埃银行，统一管理金融货币，发行苏维埃银币和纸币。
同时，邮政事业也得到了发展，在浦西特区委建立浦西邮政局，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管辖，有从浦城经崇安、邵武、光泽到达闽赣省的邮路。
1930年，浦城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即根据《苏维埃土地法》与有关政策法令开展土地革命运动。1930年3、4月间，浦城新兴七的岱后、池家、枫溪、花家一带68个乡、村苏开展土地革命运动，使1200多户5000多人分到土地，随后在浦西区、浦南区、建浦区、浦北区、郊洋区、炭坞区等根据地不同情况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1933年6月，浦城苏区根据中央《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和《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开展查田运动。浦西区西坑村富农徐四奴，被查出隐瞒的十几担的土地。同年12月28日，在浦城石陂区渡头乡的邱源、澄源、井后、小串、肯墩各村分租焚契。至1933年底，浦城苏区境内共有185个乡、村解决了土地问题，使广大农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
1934年，浦城苏区继续开展土地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在土地革命时期，浦城苏区对中央苏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浦城苏区群众竭尽全力支持革命斗争，大力扩红支前和保障供给。地方武装积极参战，以血肉之躯筑起抵御入侵苏区之敌的中央苏区东北部防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浦城苏区军民以一县之地，钳制了敌三个正规师、一个正规旅、二个团。为保卫红色政权，老区人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付出了巨大代价。在敌人的严重摧残下，全县被国民党反动派烧毁村庄320个，烧（折）毁房屋5112幢、间；6664人被抓捕，绝灭户达1809户。
当年，浦城是福建省与浙江省、江西省的交通枢纽，有江浦公路通往浙江省的江山，有龙浦公路通往浙江省的龙泉，有广浦公路通往江西省的广丰，有瓯浦公路经福建省的建瓯通往南平。将浦城交通切断，可以从东北面切断敌军向中央苏区腹地进攻。
浦城苏区军民组织力量，不惜牺牲，大规模地、不间断地破坏公路、桥梁，至1934年10月底，广浦、江浦、龙浦、瓯浦公路全线瘫痪。
国民党政府在军事封锁中央苏区的同时，采取严厉的经济封锁。1933年5月26日，国民党政府遵照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颁发的封锁“匪区”的办法，集中食盐与火油公卖管理。食盐成了苏区最紧缺的物资。
为此，浦城苏区将筹办食盐作为主要任务担当起来。与浦城相邻的浙江龙泉八都设有盐务站，浦城的食盐也是靠此站供应。为防止食盐流入苏区，国民党派重兵把守八都盐务站。1933年6月初，浦城西乡桥麦岭村的蒋春田冒着生命危险给浦西苏区送盐，在大山的路上，被国民党军队抓去，6月5日被杀害。浦城苏区群众为筹办食盐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但是人民群众并没有被吓倒，还是不断地千方百计地向苏区运送食盐，载至1934年底，浦城苏区共筹办食盐余斤。
浦城苏区动员一切力量投入革命战争，特别是在扩红支前、筹粮办物等方面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仅浦西区苏一次就有30余青年参军。浦城苏区涌现出了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一齐参军的动人场面。
浦城苏区还努力实行增产节约，筹集大量的粮食和经费源源不断支援前线。1933年9月，闽北分区苏（包括浦城苏区），一次就筹集粮食1.5万担供给红军。1933年4月，中共闽北分区委妇女部发动妇女欢送中央红军参观团，赠送慰问品，仅浦西妇女部一次性就送来大洋10元。1933年12月，闽北青年（包括浦城）就带一千多双草鞋慰问中央红军。
抗日战争时期，浦城人民全力投入。
1938年2月，广浦独立营和各区游击队，以及建松政独立营、浦城中心区委游击队500余人到崇安长涧源集中，开赴江西铅山石塘村，编入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江浦、龙浦游击队60多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集中到浙江省平阳三门街，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3月，分别开赴抗日前线，踏上新的征途。
1937年秋，共产党员浦城人叶独青（叶光焕）从苏州回故乡养病，趁此机会大力宣传抗日的重要性，呼吁各方面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是年冬，发起组织浦城业余抗战后援队。
1938年5月，中共江浦县委书记张麒麟和龙浦区委书记傅家立，率工作团到东坑桥、青草洋、庆元山一带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其时，浦城城乡普遍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
抗日战争开始，浦城就努力增加粮食生产，以支援抗日前线，被列为增进战时粮食生产试验示范区。
在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的大力倡导和宣传下，掀起募捐支援前线热潮。
解放战争时期，浦城人民也为中国革命作出贡献。
1946年2月，浦城县自卫大队增加1个独立分队，3月，又开始征兵，不久，浦城县自卫大队由1个常备中队、1个独立分队扩大为两个常备自卫中队，共296人，全部配备武装。
1946年12月16日，中共闽浙赣区党委接到中共中央关于福建发动游击战争方针的指示，中共浦城组织在根据地开展抗丁、抗粮、搞税、反高贷、反剥削的斗争。
1947年3月，城工部决定派王刚回故乡浦城开展工作。王刚于4月1日到达浦城，不久真树华又派李明回浦城，与王刚一起开展工作。6月，真树华回到浦城，立即与王刚、李明会合，并在城关师姑弄陈宅王刚住处开会，在真树华主持下，建立城工部浦城党小组，由真树华任组长，王刚负责组织工作，李明负责宣传工作。
浦城城工部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坚持斗争，迎接胜利，积极投入迎解放的工作。为了有力地打击敌人，在1948年底至1949年初，深入到到浮流建立农村根据地，发展组织，共发展11名党员并派4名党员打入浮流乡当队兵。并对浮流乡的队兵讲形势、讲政策，晓以大义，把乡队兵的武装全部掌握过来。徐达、徐干宗等还到富岭镇，发动和团结当地的进步教育青年，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把富岭镇的乡队兵也掌握过来 ，为迎接大军解放浦城作了准备工作。
三、重要历史事件与中国革命息息相关
成立中共岱后支部。
中共岱后办事处，是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当时的闽北形势，于1927年9月建立的，是浦城最早的党的机构。
1927年9月，中共崇安特支决定，由特支书记徐履峻以崇安县农民协会顾问的名义，与崇安县农民协会秘书周子庄到浦城岱后村发展组织，建立革命根据地。徐履峻通过当地有过同学关系的王培贤的介绍，结识了王德有，并争取了王德有，同时，团结了一批贫苦工农中的坚决革命人员，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共崇安特支浦城岱后办事处，徐履峻兼任办事处书记，周子庄兼秘书，王培贤协助秘书工作。办事处成立后，于1927年9月在岱后三将军庙召开了崇浦城边区农民代表会议，出席代表共有30多人。这次农民会议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和“减租、减息”等口号，并成立边区农民会，制订农民协会活动计划，选举王德有为负责人。1927年11月，徐履峻在浦城岱后三将军庙召开崇浦边区造纸工人代表大会，会议成立崇浦边区工会，选举王德有为负责人。崇浦边区农民协会和工会成立后，徐履峻在岱后成立了第一所夜校，并任夜校教员，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此基础上，发展王德有、王瑞元、王天元、王荣生、王老五、王盛高等10多名党员。1927年冬天，在岱后成立中共支部，选举王德有为支部书记，属崇安特支领导，这是浦城最早的农村支部。
参加崇浦暴动。崇浦暴动是闽北党组织发动与领导的闽北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暴动，也是中国革命史上较早的一次有计划、在纲领、有组织、有准备的暴动。这次暴动，在浦城境内包括新兴七68个村庄，通过武装割据，创建起浦西根据地。
1928年6月，中共崇安县委在北乡黄龙岩召开第一次武装暴动准备会议，决定7月1日以际下为中心，以安少亮带领的1000余民众为先锋，然后举行总暴动。可是，安少亮动摇，以敌我力量悬殊、条件不够成熟为由，拖延举事。在这种情况下，县委又在高洋举行第二次会议，决定暴动日期改在秋收季节举行。7月上旬，徐履峻等人到岱后进一步发动群众，在三将军庙召开有二三百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发动群众做好一切暴动准备。武装暴动经过几个月时间的准备，于1928年9月28日9时许，在崇安上梅首首先举行。这天，中共崇安县委书记徐履峻率领20余名精壮民众队员，捣毁日本买办牛焕书的松木厂办事处，缴获手枪一支，并将松木厂经理陈光盛押到墟场交群众斗争。10月2日，徐履峻在上梅召开东路民众代表会，庆祝暴动胜利，到会的农民达4000多人，浦城新兴七有500多民众队员，带着自制的几百杆土枪和20多架“过山龙”土炮参加大会。会后，徐履峻率领民众队员烧毁牛焕书松木厂，处决两名反动分子，焚烧缴来的地契和债单，处罚10余个豪绅的款，劈开了大地方朱、万两家设在上梅的仓库，把粮食分给贫苦农民。以上梅为中心的暴动区，几天内，风潮云涌，很快波及崇安、浦城两地508个村庄，声势浩大。1928年10月初，徐履峻等人来到岱后召开秘密军事会议，会议认为，上梅暴动后，要加强武装力量，扩大起义区域，没有正规武器，仅仅土武器是不行的。当时，崇浦边界只有浦城山下民团，有步枪10支，战力不很强，离暴动区域很近，会议决定把这个“钉子”拔掉。10月15日，新兴七和崇安小北共召集1000余人，各人找着土枪，抬着土炮，于当晚到达山下村外，拂晓前，先用土炮轰击，毙、伤民团各一人，其余退到屋内抵抗。队员烧鸡毁其大门，民团失去掩体，无法抵抗，只好举手投降。一个班的民团全部被俘。这次战斗缴获步枪10支，队员们返回池家村，在池际庵召开庆功会。
红十军解放浦城。
1932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在随军党代表方志敏、军长周建平、政治委员聂鸿钧的率领下入闽作战，闽北红军独立团团长黄立贵、政治委员薛子正带部参战。
盘踞浦城守敌，分驻城关、临江、忠信各一团。19日，红十军由崇安县（今武夷山市）转战浦城。临江援敌在九秋被击溃，忠信援敌闻风惊逃。城内守敌聂进龙团及民团，烧毁城外民房，凭城墙高厚顽抗，红军强攻一整夜未克。次日凌晨，红军发起总攻，登垣激战，5时许，渡南浦，破拱北门，再巷战。6时许告捷，歼敌700余人，残敌溃逃。红军牺牲10余人，伤80余人。闽北红军独立团副团长兼参谋长李金泉壮烈牺牲。
红十军驻浦3天，发动农工，建立工会、农会、赤卫队，成立浦城县苏维埃政府，筹集给养。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青年争先参军，浦城百姓为红军赶制冬衣400余套。
红十军解放浦城，震慑敌人，唤起工农，在浦城历史上写下光辉篇章。
工农红军北上先遣队在浦城。
1934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为宣传抗日，正式宣布工农红军第七军团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对内仍称第七军团），由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和随军中央代表曾洪易率领6000多人离开瑞金，进入福建。先遣队在进入浦城苏区前夕，浦城红军、游击队积极策应。9月4日晨，抗日先遣队从浙江龙泉八都抄山路进入浦城苏区境内。
抗日先遣队在浦城纵横一百余公里，沿途受到苏区群众的热烈欢迎，群众还担任向导带路，派出担夫运送物资，有力的支援了抗日先遣队的军事行动。12日天亮，抗日先遣队全部离开浦城境内，进入浙江省江山廿八都。
中共“仙阳监狱”特支的斗争活动。
1938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广州、武汉后，加紧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秘密颁发许多反共文件，部署在国共合作抗日期间，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同年10月10日，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遭到国民党驻温台防卫司令部袭击，逮捕原在闽浙边打游击的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谢文清，省委常委、青年部长赖大超，工作人员郑香山、徐惠泽、黄美平、王昭日等6人，通讯处主任周钦冰外出回来，到防过司令部交涉营救，反遭逮捕。次年2月中共金华特委秘书刘辛夫也遭逮捕，共8人先后关押在国民党第三战区上饶盘石渡军法执行监狱看守所。1934年9月，这8位干部被秘密押解到浦城仙阳第三战区临时军人监狱，同年12月，在监狱成立中共特别支部，谢文清任书记，赖大超任副书记，周饮冰任组织委员、刘辛夫为宣传委员，郑香山为生活委员。同年5月间，日本侵略军占领浙赣铁路，仙阳临时军人监狱分散到其他地区，赖大超、黄美平、徐惠泽3人被押解到沙县，谢文清、周饮冰、刘辛夫、郑香山转移到浦城城关拘留所。5月，周饮冰、刘辛夫转押到浦城县警察局看守所，谢文清、郑香山转押到浦城西乡监狱。不日，周饮冰、刘辛夫被国民党第三战区建阳警备司令部宣判死刑，壮烈牺牲于城东万安门外屈尺岭。谢、郑又从西乡转到城关监狱，一个多月后，两人被解往沙县，谢文清真行途中翻船，幸而逃出。
三、革命先辈转战浦城
方志敏、萧劲光等革命前辈在浦城的革命斗争我们在上面已有介绍。此外，还有许多的革命前辈都在浦城留下过战斗的足迹。
粟裕两度在浦城创建闽浙边根据地。
粟裕将军曾两度在浦城战斗。第一次是1934年任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时，与军团长寻淮州、政委乐少华率北上抗日先遣队途经浦城，在浦城指挥与国民党前堵后追的军队作战。第二次是1935年任工农红军挺进师师长时，同政委刘英率挺时师三个纵队转战浙西南，创建了浦东北根据地。在闽浙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中，其第二纵队坚持在浦城、龙泉、遂昌、江山四县边境活动，粟裕师长常在这块根据地指挥战斗，并取得胜利。他领导创建的根据地党和群众团体组织，坚持活动到1949年迎来解放。
叶飞率新四军在浦城宣传抗日。
1938年2月14日，闽东红军刚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1300多人，在团长叶飞、副团长阮英平率领下，从宁德花溪出发，经屏南、政和、松溪，18日到达浦城，驻扎城南天后宫、房氏祠堂、江南会馆、塔下鹰武庙一带。19日晚上，六团在城内孔庙大成殿举办文艺晚会，招待浦城各界群众，宣传抗日，以营造“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气氛。六团上演的文艺节目有10多个，有歌、有舞、有剧等。包括“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等内容。六团在浦城驻扎三天，21日离城到渔梁一宿，22日经九牧逾仙霞奔赴浙江，到达抗日前线。
饶守坤转战浦城。
饶守坤江西德兴人，1935年任闽北红军独立师第二团团长，是年9月，奉命率部挺进闽东北，经过10多天行军，来到浦城樟元山，樟元山岭凹夕阳寺是敌人据点，巧妙地从敌人眼皮底下穿过，来到南浦溪边，后强度南浦溪。1938年2月，闽北工农红军改编为新四军三支队五团，他任团长，带着1300多健儿奔赴抗日前线。饶守坤中将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济南军司令员、东海舰队司令员。
黄立贵转战浦城。
黄立贵（1905-1937），原名金全，浦城西乡莲台村人。1927年12月，到江西参加方志敏领导的弋（阳）横（峰）暴动，任第三路军指挥，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4月1日，红十军第一次入闽，留闽北任红军独立团团长。1932年9月，率独立团配合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功克浦城。11月，独立团扩充为独立师，任师长。1933年3月，率独立师进军浦城渔梁，在广浦独立营配合下，消灭国民党军一个连。同年4月，独立师改属红七军团编为二十一师，任师长。9月，二十一师改为红军五十八团，任团长。1934年2月21日，率五十八团在浦城与崇安交界的棋盘凹击败江西郜子举部一个团。5月，率部在浦城枫溪池家击溃民团。8月，率部800余人挺进建松政地区，在浦城境内迂回半个余月，消灭一批地方反动武装。9月，挺时濠村仙山冈开辟根据地。同月，率部到浦城石陂击溃国民党驻军一个连。随后进军临江击溃国民党驻军一个排。1935年，部队改编，再度成立独立师，任师长。1937年7月13日，在邵武晒溪桥梧桐际隐入敌人包围，为掩护战友撤离牺牲。
四、英雄儿女为革命作出杰出贡献
闽北第一个中共县委书记委永馁。
季永绥（1899-1978），字祝安、竹安。浦城临江黄源村人，1924年12月在国立武昌师范大学读书时，经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化名季康。1925年大学毕业后，到漳州省立第二师范任教。次年4月，中共漳州支部成立，他参加党支部工作。1927年1月任中共闽南部委宣传委员。3月，任漳州工农运动讲习所教师。4月，蒋介石“清党”，讲习所被勒令解散，遭通缉，潜至上海。6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7月，他受党中央派遣，从上海到建瓯。8月，参加组建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任宣传委员，同时兼任中共建瓯县委书记，这就是闽北第一个县委，他为第一任书记。12月，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成立，不久，增补为省委委员。1928年5月，他组织领导建瓯武装暴动失败，中共建瓯县委解散。季永绥潜往异乡，与组织失去联系。此后终生从事教育工作。在浦城、龙溪、福安、仙游、漳州等地中学任教，为龙海县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委员。
上饶集中营周楚钦首站“铁刺笼”
周楚钦（1918-1942），又名周长禄、周宝辉。浦城城关人，1937年6月，考入浙赣铁路司炉班，学习一个月，因抗战爆发，分配到江西玉山机务段当司炉工。194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玉山铁路特别支部组织委员，此后党内的秘密文件，都由他传递，并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后遭国民党特务监视，被逮捕，押解到上饶集中营，关在茅家岭监狱，受尽踩扛子、上老虎凳等酷刑，他坚贞不屈，被列为顽固分子，编入“军事顽固队”第三中队，第一个遭受“铁刺笼”酷刑。1942年春，日本入侵赣铁路线，逼近上饶，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部向福建闽北转移。集中营所有“罪犯”也随之转移，同年6月17日，至崇安赤石村过渡时，举行集体暴动，楚钦被抓回，于同月19日，与60余位同志在虎山庙遭集体枪杀，时年仅24岁。
吴森亚从农民到解放军师长
吴森亚（1914-1993），古楼乡洋溪尾村人。出身于农民家庭。1935年加入工农红军，1936年任排长。抗战爆发后，随闽北红军编入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任二营五连连长。五团奉命开赴南陵前线作战，后来调到军部教导队。1939年8月，从教导队调到“江抗”二路一营，参加郭村保卫战，后随叶飞领导的第一纵队，参加黄桥保卫战。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调入一团二营任营长。1942年9月起，任新四军一师二团参谋长、副团长，任苏中军区七纵队特务团参谋长。解放战争期间，任第十一纵队三十一旅九十三团团长，参加济南战役、淮海战役。1949年1月，参加渡江战役和解放徐州、无锡、苏州、上海战役。后随十兵团进军福建，参加解放福州、厦门等战役。厦门战役结束后，任八十五师副师长。1952年7月，任八十三师师长。1953年到朝鲜见习，参加上甘岭战役，同年回国。1955年授大校军衔。1995年3月4日在江苏省军区第八干休所病逝。
为革命作出贡献的四位女士。
钟新秀（1891-1977），石陂梨村人。中共浦南特区委书记黄李生的母亲。黄李生加入共产党后，他家就是中共秘密联络站，在他家开会，他母亲站岗放哨。国民党浦城县当局派兵到她家搜捕，放火烧了她的房子，一家人住破庙，或搭草棚居住。被官府发现后，又把她及其丈夫黄陈妹和儿子、大媳妇抓去坐牢。1943年5月，黄李生被杀害，其媳妇关押两年后病故，女儿和丈夫因无钱治病先后死亡，一家9口，只剩下祖母孙2人。1949年浦城解放后，次年又把孙子送去参加人民解放军。1951年应邀参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县政协第三、第四届委员
叶珍珠（1894-1937），忠信毛洋村人。工农红军、游击队到毛洋一带活动时，在她开的饭店投宿，其丈夫韦财旺是红军交通员，她支持丈夫为革命做工作。如有中共组织在她店里开会或接头，她就在外面站岗放哨，如有伤病员，就把他们按排在山洞隐藏住下，采草药治疗。1937年国民党军入村“围剿”红军，营部设在她店里。有次发现床铺里有五发子弹未带走，她拾起来准备送给红军，不料被发现，叶珍珠被捕，虽受各种酷刑，都不说出红军的情况，后被杀害，家里的房子也被烧，丈夫和两个儿子也被抓去，先后在处地病逝。
廖世翠（1898-1942），原是浙江省龙泉宝溪人，后嫁双门井李启贵为妻。1931年丈夫去世，抚育两个儿子长大。1940年，中共闽浙边特委负责人张麒麟、傅家立、曹景恒等率游击队到该村活动，住在附近山棚里。她支持长子李贤进参加游击队，其家成为游击队落脚点。她给游击队员做饭、送信、放哨。1942年3月18日，浙江龙泉县保安队长萧公健带兵到双门井抓捕共产党，当时共产党员陈奕兰正在她家，廖世翠把她藏在屋顶上用茅草盖住，待保安队去后，由次子李贤科护送阿奕兰转移。随后萧公健复身来搜捕，由于当地保长告密，廖世翠被捕，被用绳子捆着在地上活活拖死。
叶起莲（1023-1942），原是浙江省龙泉宝溪人，嫁浦城东坑桥吴礼生为妻，与丈夫先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她任党小组长，为游击队送情报、送粮、送菜。1942年10月，国民党军队到东坑搜捕中共党员和游击队，叶起莲一家隐藏在山中。因有人告密，国民党军队进山搜捕，在其住地架起机关枪，吴礼生向岩石后转移，机枪向着他扫射。叶起莲为掩护丈夫，向另一方向突围，以转移目标，不幸中弹身亡，时年19岁。周岁的儿子被卖到宝溪，不久死亡，丈夫吴礼生也被抓去杀害。
蒋春田为红军送盐被杀。
蒋春田（1879-1933），浦城西乡荞麦岭村农民。1933年国民党对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食盐极为缺乏。进入苏区的路口，都设了重重哨卡盘查。蒋春田冒着生命危险，爬山抄小路，想方设法为苏区送盐，不料在古楼的大路村外被西乡便衣特务发现，被捕关押在西乡区里，于同年农历五月十三日，被杀害于西乡街头，并暴尸三日。
真树华烈士。
真树华浦城人，1923年5月2日出生。1947年2月，真树华参加在闽侯桐口龙山召开的原闽江工委干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正式宣布闽浙赣区党委城工部成立。这年6月，党组织决定派真树华回到故乡浦城开辟工作。真树华回到浦城后，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成立了党支部，领导浦城东乡农民开展了反抗政府征兵征粮、苛捐杂税的斗争，发动并领导了城关小学教员为了反抗反动当局政治迫害，要求改善生活的罢教斗争。1948年4月，发生了错杀城工部同志的严重事件，真树华也在这令人心痛的事件中被错杀。
抗日两烈士。
日军侵华期间，浦城人民奋起抗战，有的走上抗战前线。
叶景文，1919年出生，浦城石陂人，中央军官学校第十七期步科毕业，牺牲前为陆暂编三十三师第一团第一营第三连第二排排长。1942年8月14日，三十三师奉命反攻日军占领的泊江永嘉，指派第三连为前锋。叶景文奋臂振呼，飞身直前，杀敌如拉朽，杀敌十余人，终以众寡悬殊，力竭被逮，他坚贞不屈，受酷刑就义。
胡邦元，生于1918年，浦城人，中央军武汉分校毕业，曾任福建省师管区第十二连连长、陆军预备第九师第三营第八连连长。1941年3月26日，参加江西上高会战棠浦战斗，是日上午六时，胡邦元奋勇杀敌阵亡。
李光烈士。
李光，生于1909年，1929年参加革命活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12月11日，在福州参加纪念广州起义三周年示范游行时，被反动当局逮捕，不久在福州市西门外鸡角弄惨遭杀害，年仅21岁。
五、红色文化遗存永远激励后人
岱后办事处。
中共崇安特支浦城岱后办事处、中共崇安特支浦城岱后支部旧址位于我县枫溪乡岱后村岱后自然村。旧址原名回龙仙庵，因庙内主祀黑、黄、红三位将军，又俗称“三将军庙”， 占地面积180平方米。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民国六年（1917）两次重修。
1927年9月，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当时闽北的革命形势，中共崇安特支决定由特支书记徐履峻同志与崇安县农民协会秘书周子庄同志到岱后村发展组织。经过党组织艰苦细致的革命宣传教育工作，在“三将军庙”成立了中共崇安特支浦城岱后办事处，同时成立了崇浦农民协会和纸业工会，浦城县从此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办事机构。同年冬天，成立了中共崇安特支浦城岱后支部。
中共岱后支部是浦城最早的一个农村支部。在徐履峻的领导下，我县池家、枫溪、花家等68个村发展了大批党、团员，并建立乡、村党团小组，壮大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1928年9月，在崇安县上梅举行崇浦暴动，枫溪500多民众参加。上梅暴动风潮云涌，波及崇安、浦城的508个村庄，打击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为创建革命根据地和武装夺取政权积累了经验。
1930年3月，中共小北区委迁到岱后改称岱后区委，岱后“三将军庙”成为红色的旗杆，农民暴动的红旗在崇浦两地高高飘扬。
中共炭坞区委、区苏维埃政府旧址。
忠信镇溪源村炭坞自然村是中共炭坞区委、区苏维埃政府驻地，村内的华光庙是中共炭坞区委、区苏维埃政府旧址所在地。
华光庙座北朝南，占地面积120平方米。正殿左侧相连的雨阿（女娲）娘娘殿保存为清代建筑，右侧（黑面）将军殿及正中华光天王殿为1981年重建。
1931年11月，中共浦北区委成立后，到忠信、管厝、富岭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先后建立炭坞、柘溪、党俊3个党支部，隶属浦北区委。
1932年11月，红军广浦独立团进驻炭坞，成立炭坞区委、区苏，隶属广浦县委、县苏，并成立游击队。辖地范围为今忠信、管厝乡全境和富岭镇东北部，面积733.06平方公里，占今全县面积的21.6%。
在炭坞区委、区苏的领导下，炭坞苏区特别是在浦城划入中央苏区闽赣省后，一直到1935年春，炭坞区委、区苏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经济建设、扩大红军、反击“围剿”、游击战争等革命活动。
1934年9月，由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6000多人经浦城东坑桥时，炭坞区委、区苏组织群众带路、筹粮、提供食宿和运送物资及伤病员。1934年12月，抗日先遣队北上安徽黄山谭家桥，遭国民党重兵堵截，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牺牲，部队6000多人仅突围350多人，1935年2月，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以这350多人为基础组成红军挺进师，任命粟裕为师长，刘英为政委，从江西返回浦城苏区，将原护送伤病员未赶上主力部队驻留浦城古楼坑口的红三团归入挺进师，编为三个纵队，红三团为第二纵队，仍在炭坞区苏辖地内展开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
在炭坞苏区辖地内，1936年6月在管厝里林村成立龙浦县委、忠信毛洋村成立龙遂县委、1936年8、9月在忠信海溪村成立江浦县委，隶属浙西南特委。县区设游击武装，活动在两省四县边境，1938年红色武装编入新四军北上抗日后，党组织仍坚持斗争，直到1949年5月浦城解放。
炭坞区苏维埃政府裁判部旧址和红军墓为该旧址附属文物。
炭坞区苏维埃政府裁判部旧址。
炭坞区苏维埃政府裁判部旧址位于忠信镇溪源村炭坞自然村，是一座近现代的木结构建筑，座东朝西，占地面积210平方米。
区裁判部是苏维埃共和国地方法院未成立前的一级临时审判机关，设部长、副部长、文书各一人，同时设裁判委员会，负责讨论和建议司法、行政、检察、审判各种问题；审理除军事机关工作人员及现役军人以外的一切刑事、民事等案件的诉讼事宜。
区裁判部依法有宣布对被告人警告、罚款、没收财产、强迫劳动、监禁、枪决之权（常规情况下，枪决执行前要经上级批准）。
炭坞区苏维埃政府裁判部旧址的立柱上至今保留有红军当年所贴对联，有“拔掉白旅、人民拥护红军……”等字样。
红军墓。
红军墓位于忠信镇溪源村炭坞自然村东北1.5公里的白马岗，座西朝东，平面呈“风”字形，两级墓坪，墓壁块石垒砌，正中案台处于2009年立大理石墓碑，隶书阴刻 “红军墓”，红军墓埋葬了八位红军战士。
炭坞区苏在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重兵围剿下遭受到严重摧残，全村房屋几乎被烧光，游击队战士和无辜百姓被杀多人，这八位红军战士被反动派杀害后，遗体横七竖八抛尸荒野，当地村民冒着生命危险将他们偷偷安葬，用块石垒砌成一座大墓。至今清明节时，附近村庄百姓还为烈士们扫墓、献花。
红十军解放浦城临时后勤部驻地旧址。
红十军解放浦城临时后勤部驻地旧址位于莲塘镇山桥村水角自然村。旧址原名塘龙社，是清嘉庆三年（1798）所建的土木结构庙宇，座北朝南，占地面积155平方米，由上、下二殿和天井组成。
1932年9月，方志敏率红十军解放浦城时，部队分驻在梦笔、山桥一带，在梦笔山等觉寺设立临时指挥部，又在山桥村水角自然村的塘龙社设立部队临时后勤部，作为后方物资储备供应之地。红十军解放浦城时，得到山桥、水角等沿路群众的踊跃支援，有钱的捐款捐物，有力的帮助红军运送物资，纷纷砍下自家的毛竹，解下自家的箩筐绳，为红军赶制攻城云梯。
在红十军解放浦城临时后勤部驻地旧址附近，至今尚存曾作为红军临时医院旧址的古民居和红军取水的水井等遗迹。
红军战地纪念碑。
红军战地纪念碑位于管厝乡庆元村，1992年建成，座东北朝西南，由碑座、碑身及碑帽三部分组成，整体由花岗岩条石砌筑，通高5.9米。正面内凹嵌五块花岗岩青石板，正中竖行阴刻隶书“红军战地纪念碑”，左侧题刻“缅怀红军挺进师二纵队‘三六·四’战门英烈”，右侧落款“管厝学区少先队部”。
1936年4月，红军挺进师二纵队队长李重才在前有堵敌、后有追兵的险恶环境下突出重围，转战在浦城毛洋和龙泉水塔、岱头一带。因反动派重兵围堵，在浦城庆元山青草洋间陷入重围，李重才指挥部队坚守山头血战一日，子弹打完端起刺刀冲入敌群，英勇牺牲，其余十几个红军战士在大队政委曹景恒的带领下杀出重围到毛洋岭与二纵队政委洪家云会合。
为了保存力量，坚持革命斗争，红军决定把队伍撤回闽北（崇安），为筹备干粮，红军二纵队政委洪家云带着十来个红军在党溪茶坪买粮，被反动派出卖，当夜反动派袭击红军山蓬，洪家云、袁其林、老丁等三位同志不幸牺牲，被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抬到党溪示众。
1936年5月间，红三纵队在周汝春、方春发的率领下，经忠信到达毛洋，在毛洋发动百姓到附近一带深山中寻找失散的同志。二纵和三纵的红军会合后向东坑桥一带活动，在青草洋歪头山庙一带伏击了敌福建保安团的一个中队，打死敌人20多人，俘获80余人，缴获枪支90多支。此次战役史称“南长湾大捷”。
通过歪头山南长湾大捷战斗，使与红军主力失去联系近10个月，在残酷的斗争中受到重大损失的二纵队红军摆脱危机，保存了有生力量，重新汇入主力部队。
为纪念战争中牺牲的李重才、洪家云、袁其林、老丁等红军烈士，当地人民在此筑碑，供后人凭吊，纪念和缅怀老一辈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
仙楼山革命烈士纪念碑。
仙楼山革命烈士纪念碑在县城东隅仙楼山右侧山顶，海拔294.62米，1987年7月15日动工修建，次年6月建成，碑座地面宽23×23米，正方形，占地面积529平方米，碑座5×5米，碑高20米，碑用珠溪圭石砌成，石阶和压顶石用仙阳花岗岩石，栏杆条石采自浙江缙云县，大理石采自杭州，四面三级台阶。碑底座东西面用大理石镶嵌，碑的南北面底座镶5块赭色长条石，碑向两侧凸出13块赭色石，象征浦城5月13日解放。碑的东西两面仿制朱德手迹“革命烈士永垂不朽”7个大字，碑座东面刻原中共闽浙边地委副书记兼松浦龙庆工委书记、浦城解放初期军管会副主任、中共建阳地委书记张翼题词“霞岭秀峰怀义烈，柘溪幽谷慰忠魂。光辉伟业著青史，贯日长虹万古存”。碑座四面刻中共浦城县委、县人民政府碑文。全文如下：
浦城县人民经历了无数次革命斗争，特别是在中国共同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不屈不挠，浴血奋战，终于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三日获得解放。
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推翻封建反动统治；为人民解放事业；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而英勇献身的烈士永垂不朽！他们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浦城人民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
中共浦城县委员会
浦城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七年九月立
1982年经浦城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红军标语墙。
红军标语墙位于浦城县古楼乡坑口村，标语写于蒋意富家门过道和邻街山墙内壁，用红色墨水涂写。标语文字如下：
1、拥护苏维埃政府 2、武装拥护苏联
3、拥护中国共产党 4、拥护第四次土□ 打几个胜仗
5、提高文化水平 6、五四纪念意义（下缺）
7、实行土地革命 8、打倒帝国主义占领中国
9、打倒国民匪党□□利益。 10、打倒屠杀群众
11、打倒帝国主义 12、中国劳苦工农大众
13、实现江西及数邻近和敌口首先胜利
第一连连部宣传队 独立第三团第二连制
14、没收豪绅土地 15、反对富农
16、打倒帝国主义 17、工农劳苦群众大家起来前线去
18、赤卫队努力起来参加红军 19、拥护七军团创造成□
20、红军万岁 21、打倒日本
注：□号为墙壁泥灰脱落文字不明
1932年，方志敏率红十军入闽，和闽北独立团协同作战攻克浦城，曾在坑口驻守。从标语的制作单位来看，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所写，是浦城县重要的革命文物，该处为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82年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福清山古道。
福清山古道起于浦城忠信镇宅门隘上桥，止于杭尾村株岱垭口福清山顶。从坑尾村上株岱岭，须盘旋七十二弯始达山巅。沿途古道蜿蜒，峰峦环列，瀑布飞流，涧水潺潺，群山逶迤，满目苍翠，令人心旷神怡。
福清山古道始建于汉代，古道东往遂昌、龙泉，西去浙江江山。福清山古称泉山，位于仙霞岭营盘尖下，与南部覆船山，西部渔梁岭遥遥相望，道路狭窄陡峭，闽越国往往由此发兵击汉郡及邻国，待汉兵来攻，则退踞此山，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载：山顶有泉，分为两派，一入处州，一入建溪。汉朱买臣言：东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险，千人不得上，即为此地。后南朝诗人江淹在浦城任县令时曾游历于此，做《度泉峤》诗咏其胜：“岑鉴蔽日月，左右信艰哉！万壑共驰骛，百谷争往来，鹰隼既厉翼，蛟鱼亦曝腮。崩壁枕荒卧，斩石屡盘回……”皆云其山势之峻。
福清山顶有福清寺，山因寺而名。该寺坐北朝南，原建筑群由门楼、门埕、前殿、前天井、正殿、后天井、后殿及两厢房组成，内部建筑为砖木结构，三面围墙以片石砌筑万成，墙残高为5.8-8.5米，厚4.5米。
内部木构架在20世纪80年代大部被拆毁，剩余的木结构建筑于2002年的火灾中化为灰烬，现仅存断垣残壁。
该寺虽经火灾，但寺内石墙、石匾、石柱等尚保存完好。透过岁月沧桑，仍能看出当时该建筑的宏伟壮观之气势。
福清山寺是当年闽浙红军游击队的主要活动地点，1936年红军闽北独立师叶全兴、洪家云部与浙西南挺进师粟裕、刘英部曾在此会师休整，此后，闽浙红军游击队陆续在这一带坚持斗争达三年之久。
福清山古道沿线不仅风景优美，而且福清山寺是红军时期我县重要的革命旧址，具有古代战略要道和近代革命文物的双重价值。
2009年经浦城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闽北红军独立师仙山冈天山庙驻地。
仙山冈天山庙位于濠村乡北坑村仙山冈顶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闽北经军独立师于1935年驻此，抗战期间，中共建松政中心县曾在此办过干部训练班。黄道、黄立贵、曾镜冰、饶守坤、左丰美、王文波、陈贵芳、宣金堂、张翼、池云宝等都在此时行革命活动，直至浦城解放，时间持续10余年。
中共龙遂县委诞生地毛洋村。
民主革命时期，红军在此开展革命活动。1934年11月，黄立贵、洪家云、叶全兴率红军800多人，在毛洋开辟工作，建立共产党组织。1935年3月，粟裕率红军挺进师，在闽浙赣边境建立起以浦城县毛洋村和浙江省遂昌县、松阳县等为中心的纵横三百里的革命根据地。毛洋村人民长期坚持革命斗争，直到1949年解放。
中共广浦县委驻地郊洋村。
郊洋村位于古楼乡西部，属中潭村。郊洋自然村与中潭村隔河相望，中共广浦县委驻地在溪南岸大山脚下，其屋系清代建筑，坐南朝北，后靠青山，前对小溪，屋后山上建有一土筑碉堡，曾几次与国民党进剿军隔河对垒，打过几次拉锯战。
六、不朽革命精神形成强大精神支柱
红色文化提炼和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并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得以传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征程中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这些精神是红色文化的精髓，是激励人们开拓进取、矢志不渝的强大精神支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弘扬这些红色精神。和平建设时期形成的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就是红色文化得以传承的体现。深入发掘红色文化的传承价值功能，是培育新的民族精神的现实需要。
（本文主要参考书籍：《浦城县志》、《浦城革命老区》、蒋仁《柘浦丛谈》、余奎元《南浦笔话》等） 松溪县
革命老区概要
松溪县是闽北和建松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接浦城县，南连政和县，西邻建阳市，东与浙江省庆元县交界。因沿河两岸多长乔松，有“百里松荫”美誉，故名松溪。境内多山地丘陵，属中亚热带海洋性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8.1摄氏度，日照1900小时以上，无霜期270天，降雨量1600毫米左右。区域面积1043平方公里，其中山地127.7万亩，森林覆盖率75.4％，林木蓄积量310万立方米；耕地10.6万亩，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全县辖2镇、6乡、1街道、102个建制村、7个居委会。人口16.0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3.39万人、城区人口3.04万人。老区乡（镇）6个，分别为溪东乡、渭田镇、旧县乡、郑墩镇、花桥乡、祖墩乡。老区分布乡（镇）3个。老区建制村62个，占全县建制村60.78%。老区自然村407个，其中老区基点村44个。老区人口11.7万人，占农村人口87.37%。
1929年46月19日，在伍弟奴领导下，发动了以路下桥为中心的建松政农民武装暴动，取得了胜利。暴动后，民众会会员发展到1000多人，革命武装300余人。12月，建立了松溪特别支部，属建瓯中心县委领导。1930年3月，建立红军连，伍弟奴任连长，辖3个排，300余人。控制了松溪、水吉、浦城等县边界的48个村庄，形成红色割据，与国民党政府对峙了2年之久。1931年5月成立路下桥区苏维埃政府，伍弟奴兼区苏维埃政府主席。6月，祖墩民团团长张枫庭组织大刀会，在登山、黄塘等地“学法习武”，伍弟奴率民众武装300余人夜袭大刀会失利，民众队牺牲11人，伍弟奴被砍3刀，身负重伤，后往崇安革命根据地中心救援时，在浦城石陂遭大刀会杀害。
1934年8月，闽北红军五十八团在黄立贵团长率领下，先后开辟了松溪路下桥、政和凤池和建阳北盂坑游击区。同年9月，成立建松政中心区委，后扩大为建松政县委、建松政中心县委，下辖松溪的路下桥、黄屯等4个区委。建松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路下桥成立了区苏维埃政府，在源尾、黄屯、梅口、锦田、新铺、源头、青山等村进行土地改革。
1936年3月，中共建松政中心县委派董生有等6人，在仙槎成立仙槎游击队，开展游击活动，队长拐仔（红军，小名），副队长危顺富，全队26人，步枪4支，其余是猎枪、长矛，先后攻打竹贤乡公所、浦城山路下龙浦公路上的军车等，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1937年11月，建松政军政委员会代表游火明等人和国民党松溪县府代表张弘等在花桥甲墙进行谈判，并达成共识，松溪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形成。
1938年1月，建松政游击队370人开赴江西铅山石塘，编入新四军三支队五团北上抗日。
1938年6月，在中共建松政中心县委领导下，建立了中共松溪县委，县委书记张鼎良。下辖路下桥、黄屯、郑墩、梅口、松东5个区委， 党员332人。革命基点村发展到210多个，占全县自然村数的32％。
1939年1月，茶平官路外屯农民李仸江等人以湛卢山为革命根据地，成立了湛卢山游击队，同年51941年3月30日，游击队员杨中荣叛变，游击队驻地被包围，李九春、李仸江等人牺牲，主要领导人相继被捕，湛卢山游击队瓦解。
1944年12月，中共松溪县委书记董生有被捕，翌年1月英勇就义。松溪县委及其所辖区委被破坏。但在中共建松政特委的直接领导下，松溪的党员、革命群众仍坚持斗争到最后的胜利。
1947年7月，建松政游击队袭击松溪县渭田、周墩2个区、乡公所，队伍发展到113人。在吴村乡源头村的姚厝成立闽浙边游击队纵队，纵队长叶风顺，副纵队长池云宝，下辖2个支队4个分队，坚持爱国游击战争。
1949年5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十七军五十一师一五三团由江西省玉山经广丰和福建浦城到达松溪，从小北门入城，一枪不发，顺利地解放了松溪县城。6月21日，成立松溪县人民民主政府，县长叶风顺。
（陈亨寿李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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